沈岩
1866年12月，总理船政事务衙门（史称“船政”）在福建福州一个叫做马尾的地方成立，船政工程随即动工兴建，船政学堂（即“求是堂艺局”）也同时对外招生。从此，近代化建设在祖国东南沿海踏上起步的台阶，并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在近代中国积弱求强的历程上，船政展现了科学技术、新式教育、工业制造、海权建设、中西文化交流等丰硕成果，孕育了诸多仁人志士及其先进思想，折射出中华民族爱国自强、开拓进取、勇于创新、重视科教的伟大精神，形成了独特的船政文化。船政文化就是船政历史人物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创造的物化成就和政治精神成果。它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近代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篇章，也是福建历史和海西文化不可或缺的辉煌一页，在近代化建设方面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启示。
一、引进技术是近代化起步的捷径
近代化是一场社会变革，是向近代文明的转化。它以科技为动力，以工业化为中心，以机器生产为标志，并引起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全方位变化。中国的近代化进程缓慢，一般认为洋务运动是标志性的起点。洋务运动力图通过采用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摆脱内忧外患的困境，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在这场运动中，船政表现突出，成就显著，影响广泛深远。
从工业化的角度看，船舶工业是机械工业的集大成者，是机械生产水平的综合反映。也是当时工业文明的重要标志。船政引进西方技术、设备、人才和管理，开创了近代的造船工业，使之成为当时在中国乃至远东规模最大、设备最为齐全、影响最为深远的船舶工业基地，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发祥地和科技的摇篮。从1868年开始制造“万年清”号兵舰，到1907年止，共造船舰40艘，总吨位4.7万多吨，占全国总产量的82％。技术上在国内领先，从快速引进吸收到结合实际大胆创新，船型从木壳到铁胁到钢壳，不断地改进。机式装备从常式到康邦省煤卧机，到新式省煤立机或卧机。船式也不断改进，从常式到快船到钢甲船。船舶的建造带动了上下游工业的发展，也造就了一大批科技人员和产业工人。正因为有了造船这个工业基地，才有了日后破天荒地采用国产材料成功地制成了我国第一架水上飞机，从而开创了中国人自己的航空工业新纪元。
船政引进西方先进技术，采取高位嫁接的办法，力图迅速与国际接轨。当时认为欧洲的科技最为先进。李鸿章曾说：“查制造各厂，法为最盛，而水师操练，英为最精。”船政瞄准的就是法国的船舰制造，英国的海军建设。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总结鸦片战争的教训时，认为“器不良”、“技不熟”是重要原因，提出“不论造船制炮以及练兵，均应以师夷长技为原则”。为师夷长技，从1842年开始，一些有识之士就不断地摸索，自行试制轮船，但都因技术不过关，“形模粗具，行驶不速”。1865年4月，徐寿等人在南京试制的“黄鹄”号终于取得成功，成为国人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轮船，载重25吨，航速6节。但鸦片战争后已历时20多年，才取得这样的成效，显然进展缓慢。而船政引进法国的技术，第一艘兵船“万年清”号依据法国当时的一级蒸汽军舰改型监造，排水量扩大近一倍达1370吨，航速10节。通过引进嫁接，超越自己艰难的摸索过程，迅速接近当时的先进技术水平。通过两年多的建设和引进，船政迅速形成规模，建设速度令人刮目。1881年，英国军官寿尔参观船政后也感到震惊，他说：“我们记得，50年前，中国是完全和西方的国家隔绝的，仿佛它是属于另外一个行星。因此，当我们看到，由于与外国的世界接触的结果，它的一部分高级官员的思想与思维的习惯已发生了令人惊羡的革命，我们不能不觉到骇愕。”这一成就充分说明通过开放，引进先进技术确是近代化起步的捷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实施出口导向工业化政策，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使我们的工业迅速走向世界，从而大大缩短了工业化的进程，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技术上还有不少差距，因此引进先进技术仍然是不可忽略的重要任务。
二、培养人才是近代化建设的核心
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工业化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而知识结构的变革是近代化的核心。我们常说：经济要发展，关键在科技，基础在教育，核心是人才。当年的船政正是把人才培养作为根本的。左宗棠在《详议创设船政章程折》中就提出“艺局为造就人才之地”。沈葆桢一再强调：“船政根本在于学堂。”船政创办者不仅提出这样的理念和战略思想，而且认真组织实施。船政工程刚动工就招生办学，暂借福州城内定光寺（又称白塔寺）、仙塔街、城外亚伯尔顺洋房开课。法国作家巴斯蒂在《清末留欧学生》曾有一个独特的评价：认为左宗棠“萌发了一个顽强的念头，即尽量使中国人具有可以不依赖外人而自己造船的能力”，而且“采用求是堂艺局这种学校教育的独特形态”来完成。
引进来，走出去，是船政的技术发展战略，也是其人才培养战略。它既请进来，引进技术、设备、管理、人才和教育模式，又走出去，让学生出国留学深造，造就了中国近代的一批科技骨干和高级海军将领，同时也使他们处于中西文化交流的风口浪尖上，让他们能够站在更高的层面上来审视中国，寻找救国良方。
为了培养适合近代化建设的人才，船政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模式，结合中国实际，实行“权操诸我”的原则，形成特色鲜明的中国化办学模式，从而打破了封建教育的传统模式，开创了近代教育的先河，成为改革旧教育制度和建立近代教育体系的先锋和典范。这种改革是革命性的，很多都是开风气之先的。它突破传统，大胆革新，采用契约合作、引进外教、留学深造的培养模式，采取厂校一体化、工学紧密结合的办学形式，形成集普教、职教、成教于一炉的办学体系，实行科技与人文结合、培养爱国情操和人才为本、精益求精、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专业设置与课程体系针对性和实用性强，特色鲜明，成效卓著。它建立了与工业化和海军建设相适应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留学制度，成为各地纷纷效仿的样板，成为科技和海军人才的摇篮，被李鸿章誉为“开山之祖”。
李鸿章把船政的培养模式归纳为“入堂、上船、出洋”六个字。把“出洋”即出国留学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于封闭的、科学技术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中国来说，是很有远见的。沈葆桢认为洋人来华教习未必是“上上之技”，“以中国已成之技求外国益精之学”必然事半功倍。因此选取学生“赴法国深究其造船之方，及其推陈出新之理”，“赴英国深究其驶船之方，及其练兵制胜之理”。正是这种指导思想为学生的深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于是，船政建立了留学制度，派学生分赴法、英、德、美、比、西、日等国留学。由日意格制订留学章程和教学计划，由华洋两监督共同管理。各专业学生按对口专业到有关学校和工厂学习。学习的专业有造船、航海、飞机、潜艇、枪炮、鱼雷、矿冶、机械、无线电、天文等。学成回国，成为我国科技力量的主要骨干。通过留学，使留学生门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改变了思维，学到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也正因为有了出国留学，使他们感受到中西方文化的异同。通过对比，了解到差距，促使他们去了解西政，探寻真理。从而培养了一批精英，形成一个具有爱国思想、能奋斗自强、眼光敏锐、思维方式开放、容易接受新生事物一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他们走在时代的前列，成为有突出贡献的思想家、外交家、教育家、科技专家和学者。典型的代表有启蒙思想家严复，“铁路之父”詹天佑，外交家陈季同、罗丰禄，造船专家魏瀚、郑清濂，矿务专家林应升、林日章，轮机专家陈兆翱、杨廉臣，天文学家高鲁等等。同时培养了一批海军将领和军事技术人才。中国近代海军同类人员的60％是船政培养的。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多数海军高级将领，如叶祖珪、萨镇冰、蓝建枢、刘冠雄、李鼎新、程壁光、黄钟瑛等等，都是船政学堂的毕业生。还有在中法马江海战英烈吕翰、许寿山，中日甲午海战英烈邓世昌、林永升等也是船政培养的杰出精英。清史稿称赞“船政学堂成就之人才，实为中国海军人才之嚆矢。”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强国必先强教。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才竞争更为激烈。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改革教育仍然是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培养人才仍然是近代化建设的核心。
三、门户建设是维护主权的重要内容
台湾为七省门户。七省及沿海各省有广东、福建、浙江、江南（江苏与江西）、山东、直隶、盛京等，台湾孤悬在外，为其门户，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日本更是虎视眈眈，觊觎已久，总想乘虚而入。因而，门户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福建与台湾具有特殊的渊源关系。而船政与台湾的关系也非同一般。1866年船政创办，到1895年甲午海战后割让给日本共30年。30年中，船政始终担任着繁重的台防、通航和支持经济建设的任务。船政第二艘兵船“湄云”号1869年下水，1870年就首航台湾运粮食。随后，“琛航”、“永保”等船担任了闽台通航任务。轮船水师成立后，自制的舰船在澎湖台湾执行海防任务。船政还在探矿、地图测绘、电线架设、海底电缆敷设、台湾电报学堂教学等方面做出贡献。但最重要的是船政通过巡台治台，促进了台湾的近代化建设。1874年2月，日本政府以“牡丹社事件”为借口，公然无视中国主权，由内阁会议通过《台湾番地处分要略》，决定派遣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番地事务都督”，率兵侵台。清政府派船政大臣沈葆桢以钦差大臣去台湾办理台务。同年6月17日，沈葆桢率领自己的舰队赴台。沈葆桢到台后，一面向日本军事当局交涉撤军，一面积极着手布置全岛防务。日本见台湾防务强大，自己羽毛未丰，“不得大逞于台，遂罢兵归”。这是近代中国海军舰队第一次抗御外国侵略势力入侵台湾的军事行动，是中国近代海军保卫海疆、保卫台湾的壮举，也显示了船政维护主权的成就和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