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懂得自省的智者，内心是平和宁静的，是不会刻意去显摆，或者是做了好事后期待他人的回报的。到处宣扬只会干扰内心的平静，它使你老是在想：我想要什么，我需要什么，我应当去索取什么。如果做好事而有所图，很有可能好事会变成坏事。
做了好事不要宣扬，做了坏事不要回避，应当学会坦诚面对，缺点不隐瞒，优点不显露，才是正确的做事之道。
克制情绪，平复躁气
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
——曾国藩
刚考中进士的时候，曾国藩也和许多有志之士一样，踌躇满志，得意非凡。可是，在官场上，在你没有达到一定火候的时候，是没有伸展的余地的。这对于刚刚走上仕途的曾国藩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再加上耐不住翰林院的清苦与孤寂，这时的曾国藩脾气总是很暴躁，动不动就与人争吵，或者怒斥下人。曾国藩的弟弟来北京学习，与他同住，可是也常常因为他的脾气而与之发生争端，后来实在是忍受不了，他的弟弟返回了乡里。
那时候，京城有一个很有名气的程朱理学大师，名唤唐鉴，是曾国藩的同乡。这天，道光皇帝接见唐鉴，给曾国藩制造了一个机会。曾国藩早就听说过唐鉴的大名，而且很想研究程朱理学，就拜唐鉴为师。
唐鉴在了解曾国藩常常动气以后，就交给他“静”字功夫，让他对自己的言行严加修饰，并立下了日课十二条，希望他每天都能够照做。唐鉴还让曾国藩每天坚持写日记，将自己每天做的事情记录下来，之后要常常自我反思，这样就能从中看出自己的不足，不断改正自己的缺点，最终一步步地完善自己。
有一天，唐鉴看曾国藩的日记，其中写道：“从今天起，改号为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朝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唐鉴对这段话十分赞赏，他说：“能够改掉以前的种种恶习，就如同送走了昨天的自己，只要你以后每天都能戒骄戒躁，心境平和，自然会获得新生。”
从此以后，曾国藩每到要发脾气的时候，就有意克制自己，久而久之，原来的心浮气躁就一点点地改掉了。每遇到烦心事，也会沉稳下来，努力想出对策之后，用心地解决问题，而不是像原来那样，总是迁怒别人。
曾经有一个失意的年轻人来到普济寺，慕名寻到老僧释圆，向他倾诉生活的艰辛。
释圆静静听着年轻人的叹息和絮叨，吩咐小和尚送壶温水来。
温水送来了，释圆亲自为年轻人沏了一壶铁观音。杯子冒出微微的水汽，茶叶静静浮着。年轻人不解为什么释圆用温水沏茶，虽为名茶，却一点儿香气都没有。
这时，释圆又吩咐小和尚：“再去烧一壶沸水送过来。”
这次仍是释圆亲自沏同样的茶，所不同的是：冒着白气的沸水注入杯中，茶叶在杯子里上下沉浮，丝丝清香不绝如缕，令人望而生津。继续注入沸水，茶叶翻腾得更厉害，香气也就更加沁人心脾了。
同是铁观音，为何茶味迥异呢？原因是水温不同。温水沏茶，茶叶轻浮水上，怎会散发清香？沸水沏茶，反复几次，茶叶沉沉浮浮，香气自然飘溢出来了。
世间芸芸众生的生活，也和沏茶是同一个道理。泡一杯好茶，一定要用沸水，只有沸水才能够将茶的味道全部浸出来。人也一样，做事要沉稳，心里浮躁就像用温水泡茶，总也不到火候。此时要想处处得力、事事顺心也是很困难的。
人身上常有的特点就是血气方刚，耐不住寂寞、忍受不了生活的清苦，这是人之常情。可是，如果我们不能够冷静对待，而是经常发脾气，把所有的怒火都移到别人的身上，那么就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得罪很多人，被别人孤立。
发脾气的时候，往往是情绪使然。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情绪，就会变得冲动，找不准事情发展的方向，也不能很好地想到问题的解决办法。这个时候，最好想办法让自己先冷静下来，只有平息了浮躁之气，才能想出最完美的对策。
谦虚低调而不锋芒毕露
好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
——《红楼梦》
任何好品种的花朵，都必须要经过设计布置，才能摆在客厅里，如果只会孤芳自赏或自命清高，永远是野花，摆不进客厅的。“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作家冰心这首隽永的小诗是对孤芳自赏者最好的回答。
一个人有了一定的才气与能力，自然身价倍增。但这并不是骄傲的资本，更不能因此而自恃清高，或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或与世隔绝，标榜自己的与众不同。
清高是一种美德，不要造作，脱俗是一种节操，但不必矫揉，前者容易偏激，后者则容易怪诞。因此，清高与脱俗在于心中的感知，不必过分地夸饰。
魏晋时期，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特别尖锐，司马氏与曹魏贵族两大集团为争权夺利，互相钩心斗角。很多士大夫因为依附了一方而遭到另一方的仇视，最终做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因此，在这种特殊时期，如何在乱世中保全自己的性命，就成了许多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孙登是汲郡共人，他孑身一人，就在北山上挖了一个窑洞隐居下来，到了夏天他为自己编草做衣，到了冬天便蓄长发覆身。孙登平生喜爱读《易经》，悠闲无事之时还常弹琴以供娱乐。孙登的性格温良，从来不生气。有一次，几个人商量好要捉弄孙登，把他抬起来丢到水里，想要看看他是否真和传言中一样不会发怒。过了一会儿，孙登湿淋淋地从水中爬起来，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哈哈大笑，毫不介意。这时，大家都无话可说了。
当时的名士嵇康受魏文帝所托，前去拜访孙登，并且同他一起生活了三年，嵇康问孙登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他默不作声。直到后来嵇康要回去了，告别的时候对孙登说：“先生难道就真的没有任何话要跟我讲吗？”
孙登这时才说：“你认识火吗？火生起来就有光焰，如果不会用光，光就如同虚设，没有实际的作用。只有懂得用光，光才会有意义；人一生下来就有才能，但如果不会使用自己的才能，便会招来祸害。因此，用光焰在于得到木炭，才能保持光明，用才能的目的就是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获得道德的真谛，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寿命。现在，你虽然很有才，但孤陋寡闻，见识浅薄，很难脱离世俗的环境，希望你谨慎。过于想发挥自己的才能就很容易招惹是非，除了让别人知道自己的才能之外，人生还是有别的追求的。”
嵇康没有听孙登的话，后来终于应了孙登的预言，被司马昭以不忠于朝廷等罪名杀害了，死时只有39岁。临终之时，他才后悔不迭。
孙登并不是消极应世，只是在保全自身，而嵇康鄙视权贵，不为之所动，在人看来也是一种清高脱俗的节操，但是过激了，不懂得掩饰自己的锋芒，从而导致遭人忌恨，最后被杀。
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在他们看来，自己就像坠入凡尘的天使，周围的一切都应该根据自己的需要而设定，因此周围的人都可能会被他们贬为“俗物”。《红楼梦》中给妙玉的判词是“好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这样的人，难免会惹人厌烦，何况他自己也未必真的能达到高洁的境界，妙玉不就是“云空未必空”吗？因此最后连自己也给否定了。
孤芳自赏、自恃清高的人很容易刚愎自用，听不进别人的善意谏言，行事恣情纵意，到头来可能因此而得罪了他人，断了自己的后路。与世隔绝，不一定能够达到高洁的目的。人要想彻底脱离这个世俗的环境，是不太可能的。只有在世俗的环境里，修身养性，做到洁身自好，才算是清高与脱俗。
富贵不足炫耀，才智不可仗恃
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
——《尚书·大禹谟》
吴王渡过长江，登上猕猴聚居的山岭。猴群看到吴王打猎的军队经过，都惊慌地躲进了荆棘丛生的山林深处。而有一只猴子却很例外。它从容不迫地翻身越过一个个树枝，灵活地跳来跳去，在吴王面前展示它高超的本领。吴王用箭射它，它也巧妙地腾身避过一枝枝飞来的利箭。吴王于是召集身边所有打猎的人，一起发箭，猴子终于躲避不及，抱树而死。
故事中的猴子很聪明，也很灵活，但是它却倚仗自己的敏捷而不把吴王放在眼里，以致付出生命的代价。可见，恃才要不得！学问高时意气平，人生活在社会上必须要有“空杯”的心态。只有将自己的姿态放低，才能从别人那里学到知识、智慧。相反，如果不管什么时候都锋芒毕露，不但自己的才学无法长进，修养无法提升，而且会给自己遭来灾祸。
骄傲自满是一个可怕的陷阱，而且这个陷阱往往是人们自己亲手挖掘的。人有才智而不知收敛，结果与愚人无异，弄不好还正应了“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俗语，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满招损，谦受益”，为人还是谦虚些好，恃才不可傲物，为富亦不能不仁。
石崇家中美女无数，每次请客宴饮，都有美人劝酒；客人若不干杯，立斩美人。一次丞相王导和大将军王敦到石家赴宴，素不善饮的王导怕美人被杀，便勉强饮酒，直到大醉。轮到王敦喝酒，他却故意推辞，致使石崇连杀三个美人。
石崇和王恺斗富，晋武帝是王恺的外甥，经常帮助王恺。武帝曾经送给舅舅王恺一枝二尺多高的珊瑚树。王恺拿来珊瑚树给石崇看，石崇却拿铁如意打碎了它。王恺极为惋惜，石崇说：“不必遗憾，现在就奉还。”于是令左右拿出家中全部珊瑚，王恺一看，见有三四尺高的，枝繁叶茂，光彩夺目，惘然若失。
王恺曾用饧糖和干饭擦锅，石崇则用蜡烛烧火做饭。王恺用赤石脂涂壁，石崇用花椒和泥。王恺常为三件事敌不过石崇而遗憾：石崇给客人做豆粥速度极快；冬天可以吃上韭齑这种菜（用韭根等制成）；石家牛外形体力均不如王家牛，但速度奇快。
后来石崇的卫队长告诉王恺说：“豆末最难煮烂，所以事先煮好，待客人来后加进白粥里就可以了；把韭菜根切碎，搀上麦苗就成了韭齑。”驭手也告诉王恺：“牛本来跑得不快，驭手驾牛车时让车的重心偏向一根辕木，这样另一侧的车轮和地面的摩擦减轻，车子便跑得快。”王恺仿效行之，都胜过石崇。石崇调查出事实真相，便将泄密者全都杀死。
石崇的宠奴绿珠极为美艳，又善吹笛。孙秀闻知，派人向石崇讨求，石崇不肯，于是孙秀矫诏逮捕了石崇。
晋朝的石崇就是因为为富不仁、暴殄天物，遭人嫉妒、憎恨，而给自己带来祸患。家财万贯而为人刻薄寡恩，就会陷入终日钩心斗角、与人争利的苦海中，完全丧失生活乐趣，丧失周围的亲友，到头来落得孤立无援、空虚寂寞，甚至给自己引来杀身之祸。只有心存善念，才能风波不起，广施善行，才能天下太平。
聪明是人们成就事业的内在要求，财富是人们做事的经济基础。上天赐予人聪明才智，是为了让他来教化愚昧，而不是卖弄才华，揭人之短；上天给予人钱财，是让人扶贫济困，而不是仗势欺人、铺张浪费。所以，富贵不足炫耀，才智不可仗恃，只有宽厚仁慈、谦虚低调才是智慧的处世之道。
立身要有自知之明、不恃才傲物，谦虚低调为本，为富应该不攀比、不炫耀，而应当仗义疏财、扶困济危。否则，才能和富贵给人带来的不仅不是好处，反而是灾祸。
闲时吃紧，忙处悠闲
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礼记》
古语说：“身不宜忙，而忙于闲暇之时，亦可儆惕惰气；心不可放，而放于收摄之后，亦可鼓畅天机。”意思是说，身体不宜过于忙碌，但是在闲暇的时光中找一点事情来做，就可以防止懒惰；心灵不宜过于闲适，但是在紧张之中放松一下，也可以捕捉到内心的灵感，领略到生活的真谛。
音乐之所以扣人心弦，就在于它懂得收放缓急，就像《梁祝》中有缠绵柔美的爱情渲染，也有雷鸣闪电般的反抗挣扎。一曲听完，我们也仿佛经历了一场切身的情感，思绪万千。这就是变化的魅力。
生活也与音乐相似，需要不同的节奏来改变心情，转换方向。如果总是处在单一的环境中，就很容易厌倦。正如只有平时紧张地学习，才会觉得周末分外珍贵和放松，如果长期无事可做，又会向往上学、工作。新鲜的环境和节奏总是让人精神振奋，有一种从头开始的激情；崭新的目标也会让人重新审视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天地。
当你在一种状态中感到乏力时，不妨换一个节奏来放松自己，或者稍稍调整一下方向，往自己擅长的路出发。这种转换在整个人生轨迹中是一种调和的艺术。譬如饮酒，干杯则不如酒味，泥醉则不如微醺，要小酌，取之刺激与温醇的中和。
在很多学者看来，中国人生活的最高典型就应属于这种调和的生活。林语堂先生在《谁最会享受人生》中，深刻地剖析了中国人的生活模式，提出要摆脱过于烦恼的生活和太重大的责任，实行一种闲忙适宜、无忧无虑的生活哲学。
林语堂先生说：“我相信主张无忧无虑和心地坦白的人生哲学，一定要叫我们摆脱过于烦恼的生活和太重大的责任。中国最崇高的理想，就是一个人不必逃避人类社会和人生，而本性仍能保持原有的快乐。”
其实，我们现实中的生活状态就应是“闲时要有吃紧”，“忙处要有悠闲”，这是一种介于忙与闲两个极端之间的那一种有条不紊的生活。这样的人仿佛在走着中庸的平衡木，在动作与静止之间找到了一种完全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