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奥林匹克运动与社会大众
随着奥林匹克运动和现代社会的迅速发展，奥林匹克主义的内涵与外延，也在拓展和丰富。
它不仅体现在比赛场，体现在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和工作人员身上，而且已扩展到社会的各个行业和各个阶层。这既显示了奥林匹克运动蓬勃发展和它的无限生命力，也说明了奥林匹克与现代社会发展有着紧密联系。
奥运会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员，组织者必须招募大量的志愿者和工人。志愿者的工作遍及组委会各个后勤部门，如向导、餐厅服务员、翻译人员和检票员，年龄从18岁到70多岁。多数志愿人员不拿工资，参加服务的人认为能为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尽义务，是一件称心快意的事。
观众是奥运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每届奥运会都有成千上万的观众到赛场观看比赛，加上电视观众，与奥运会有关的人能达到几十亿。
二、奥林匹克运动的未来
从80年代开始的改革，使奥林匹克运动赶上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克服了危及奥林匹克运动生存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但是奥林匹克运动还存在着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构成了对它未来发展的挑战。
三、奥林匹克运动与政治
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后，政治是人类最重要的活动。不同阶级、社会集团的利益冲突与斗争给人类社会带来种种困难、挫折，甚至灾难。但政治斗争同时又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体育的本身是无政治性的，奥林匹克运动不是政治运动，但它与政治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奥林匹克运动与政治的关系表现在政治对奥林匹克运动的介入和奥林匹克运动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功能。在奥林匹克运动成年发展史中，国际奥委会曾一再坚持“体育完全脱离政治”的原则，但它从来就没有摆脱过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的影响。
1.政治对奥林匹克运动的介入主要表现在：（1）与民族主义和国家主权有关的斗争；（2）国际冲突；
（3）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这些斗争使奥
林匹克运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暴。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次世界大战中断了3届奥运会；1936年柏林奥运会被希特勒所利用；1972年“黑九月”袭击以色列运动员造成震惊世界的流血事件；1956.1976.1980、1984年4届奥运会都有一些国家采取抵制行动；其中1980年因前苏联入侵阿富汗，数十个国家抵制莫斯科奥运会，使奥林匹克运动遇到严重危机。
2.奥林匹克运动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在：（1）维护和平，促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在历史上，奥林匹克运动是作为国际和平运动的一部分出现的。体育是一种国际语言，不需要翻译、不需要解释，人们就可以自由交流。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不分肤色、种族、贫富、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在统一的规则下，紧张激烈而又公平友好地竞争，这种大规模的人民的互相接触、互相了解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条件。在当代国际政治关系史上，奥林匹克运动往往成为结束许多长期难以解决的政治难题的先导。如中国海峡两岸的运动员共同参加奥运会，为一国两制条件下参加国际活动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模式；朝鲜南北双方以探讨共同组队参加奥运会的可能性为契机，开始了直接对话；南非也是以重新回到奥林匹克大家庭为标志，来表明自己抛弃种族隔离政策，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2）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融合为一体。奥林匹克的仪式，如奏国歌、升国旗等，引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意识，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同时，奥林匹克运动又通过向人们显示世界上各个民族的优秀文化、各国运动员出类拔萃的身体能力和精神风貌，教育人们尊敬其他国家，避免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
国际奥委会已经认识到奥林匹克运动不可能独立于政治，体育作为人类生活一部分，也像其他所有人类活动一样受到社会的制约。但国际奥委会同时反对任何强权政治对国际奥委会事务的干涉。国际奥委会本身是非政治性的，它与各国政府是互相尊重的关系。否则就必然会陷入互相冲突的境地。国际奥委会反对用抵制奥运会的办法解决政治问题，因为抵制行动不能解决问题，而受损害最大的是运动员本身和参加抵制的国家。
四、奥林匹克运动与社会经济
体育是以社会的经济基础为依托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不会在欧洲工业革命前产生，除了其他原因，社会无法提供它所需要的经济支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社会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投入主要对象是奥运会。这种经济投入有两种方式。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前，主要依靠政府拨款、社会捐助等非商业性的投入。首届奥运会主要依靠私人捐款、辅之政府拨款和发售纪念邮票筹集资金。从1900年到1908年连续3届奥运会与贸易博览会交织在一起，成为博览会的组成部分，以获得必要的经济支持。后来，奥运会逐渐形成传统的非商业性为主的筹资形式。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种筹资方式已难以满足由于奥运会规模不断扩大而造成的巨额开支的需要。蒙特利尔奥运会尽管政府给以大量拨款，巨额赤字高达10亿美元。在传统的筹资方式无法进行的困境中，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组织者尤伯罗斯采用了以商业性投入为主的筹资方式，将奥运会纳入国际市场经济，以商业经营为主，辅之以政府拨款和社会捐助。这届奥运会结束后，组委会宣布盈利2.227亿美元。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标志着奥林匹克运动经济运行机制的转变，商业化手段开始占主导地位。除了商业手段外，1988年和1992年的奥运会政府也给予了资金投入，但这些投入从性质上来说，已不是一种社会福利行为，而成为以将来经济收益为目标的政府经济行为。
社会对奥运会的经济投入从非商业性为主的机制转变为商业性为主的机制，主要原因是电视媒介的发展和跨国公司对市场垄断和竞争的需要。在奥运会各项收入中，出售电视转播权和奥林匹克标志是两项最重要的经济来源。70年代以来，随着奥运会电视转播观众的不断增加，出售电视转播权的价格扶摇上升。自从1973年国际奥委会与国际电视公司缔结转播协议以来，向世界上各大广播公司，特别是向美国电视广播公司出售电视转播权，最高时达到总收入的95%，而其中美国电视网占电视转播权销售总收入的83%。为使奥运会财源多样化，1983年国际奥委会指定总部设在瑞士的“国际体育娱乐公司”为其销售奥林匹克标志的代理机构，它保证获得赞助权的公司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使用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保证每一个公司在全世界范围使用奥林匹克标志进行商业宣传。1985年该公司开始执行出售奥林匹克标志的“奥林匹克计划”，经过几年努力，来自电视转播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明显下降。另外，奥运会门票收入和发售奥林匹克纪念币也是两项重要经济来源。
社会对奥林匹克的经济投入，不仅促进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也对社会经济本身产生了不容忽视的直接和间接的促进作用。奥林匹克运动对社会经济的直接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提高举办国和举办城市的社会经济收益。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在南加利福尼亚地区全部效益高达32.9亿美元，远远超过1962年西雅图的世界博览会和1982年的克诺科斯维里的世界博览会，这两次博览会各历时6个月，总经济效益分别为10亿和15亿美元。同时也为举办国和举办城市创造了就业机会，如汉城奥运会给3.4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特别是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行业。奥林匹克运动对社会经济的间接促进作用主要是对举办城市的市政建设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如汉城为举办奥运会扩建了国际机场、整修了高速公路、进行了汉江综合开发、改善了城市环境、下水道和水质管理，以及开展了防止公害等工作。在申办，筹办特别是举办奥运会期间，为举办国和举办城市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提供了难得的机会。韩国由于成功地举办了奥运会，它的国际形象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随之而来的是进出口贸易的扩大，经济、技术交流的加速发展，国际信用评价部门对韩国的信用评价指数也相应提高。举办奥运会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为一度遭到冷落的申办奥运的活动注入了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