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历史，不是为了通过考试，也不是为了拥有文化知识，更不是为了自我愉悦，而是因为他知道这是对自己国家的责任，他必须了解自己的祖国和别的一些国家的历史，必须为他所拥有的民族加添稳固的精神价值。
历史
包括那些英雄人物在内的历史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走近我们的。爱国主义的情感和公民的契约在我们这个时代占了显赫的位置，这可能是因为新的帝国观念深入人心吧，但更有可能的是对上一代人中过分强调个人主义的一种反弹。感谢上苍，我们被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打动了，但是这种力量也容易让我们陷入专横的罪中，除非我们认识到自己在国家和城市中的位置，努力教化自己的良心。
见多识广的爱国者
我们必须阅读报纸，当然也包括与我们观点相左的报纸在内，否则就会成为一个无知的爱国者和狭隘的公民。一个爱国者的主张不只是对他人说法完全鹦鹉学舌式的重复，相反，他应如实地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因她所受的耻辱而悲痛，因她的强大而自豪；他也了解别的国家的历史，公正地评价其治理状况，细察其衰落原因。——他逐渐获得关于一个国家的生命力内涵的洞察力。他能够表达自己的主张，而不是随声附和，并且确信他的主张对其祖国有价值。虽然这些主张仅仅为他周围的人所知晓。他敬重伟大的园丁、种植者薛西斯，薛西斯的目标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小的“天堂”花园。莱克格斯对他而言，不仅是一个立法者，而且是一个捍卫法律的英雄。他带着一半是羡慕的兴趣，关注有关共和政体的大大小小的记录，能够了解战争与和平时代的处世艺术。在这所开放的学校里，人人都可以发现哲学，聪明的人能够从中学到更多，终生受益。
他用上述方法阅读历史，不是为了通过考试，也不是为了拥有文化知识，更不是为了自我愉悦（这样的阅读是令人兴奋的），而是因为他知道这是对自己国家的责任，他必须了解自己的祖国和别的一些国家的历史，必须为他所拥有的民族添加稳固的精神价值。在一个公民心中，这是为着国家的公正、自由和爱国主义做准备。
哲学
带着明确的权利，哲学向我们招手，就像对雅典的年轻人招手一样。处于受过文明教化的人群中，我们是令人注目的，因为我们对世上已有的思想相当地无知，这种无知使我们徒劳作工，或仅有常识。至少是五千年来，哲学家一直在寻找一个单一的原则，这个原则能囊括物质和精神领域。我们认为，今天的我们已经在进化中发现了这个原则。这极有可能。但是我们应该是在没有已有思想和事实的基础上得出上面的结论的。如果我们接受这个学说，也接受智慧的进化之说，那么我们放弃了以下观念：在今生和来世，除了物质生命，还有其他生命形式，存在不仅仅是物质的存在。我并不是建议我们讨论这个题目，我只想说的是，我们不应该盲目得出这样一个如此深远重大的结论。不能盲目相信，事情就是这样那样的，因为别人的推理得出了这样的结果，我们自己的推理也得出了这样的结果。这是十分确定的，理智的功能，是对我们认可接受的前提，给出一个逻辑上的结论。思想发展史表明，历史上的许多推理在今天看来都是不可靠的，因为我们对于推理的证据是否可靠没有确定的把握。确定存在于两个方面：思想发展史长河中的知识和对问题事先的考虑斟酌。我们的结论是，不是靠自己的推理，也不是靠别人的推理，而是推理的运用必须在占有知识和广泛调查的基础之上。拒斥受到已有的思想或未来思想影响的人，认为他们所信奉的“真理”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上的无知和党派偏见。哥伦布毫无疑问是接受了西方流行的关于西印度群岛的观念。在其他地方，他试图把想法付诸现实，未果之后，他把他寻找西印度群岛的建议进献给了西班牙国王夫妇费迪南和伊莎贝拉。他们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慷慨地提供了船只和资金。如果哥伦布仅带着观念而没有自己的理解出海远航，那么他仅仅是一个冒险家。他装备了不少航海知识，表明了他的冒险事业是前人所未完成的；他掌握了丰富的地理知识，证明了他的观点是可靠；他对于自己发现结果的预见，应该是成功的；也就是说，在晋见西班牙君主之前，他已胸有成竹，并且结果也证明他是对的。
我们不能否认知识的必要性，特别是在观念领域。这个时代许多叫嚷的哲学家——过去也有——天生就对过去的思想无知，而且他们还不知道这样的事实：他们提出的破碎观念和原则早已被证明是毫无价值的。
“神谕”
许多人都相信他们有神谕，并为之发狂，使无数人皈依——这是不易的。但是并不是任何一种观念都是神谕。柯里律治说得好，有些对心智上的启示“早已被高于自然本身的力量装备接受了”。就装备而言，知识、洞察力、远见、智慧、柔顺，它们都是征兆，如果我们真的有神谕，或者被主预备拥有和传扬这些神谕（这也是一个使命），我们就能辨明这些征兆。神谕很多，神谕的传言人也不少，几乎没有什么事情能阻碍世界的脚步，即使是我们盲目地采用多变的观念，尽管它们对我们颇具吸引力，我们的推理证明它们正确。哲学问题的奥秘，就像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一样，在于我们能够认识某些东西。然而它们是错误的或愚蠢的，如果我们用教化过的良心去细察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