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房产，击败“置地”，收购“青泥”，进军“九龙仓”，吞并“和记黄埔”，李嘉诚以他那长远的眼光，超前的思维书写着一笔笔辉煌。同时，他又多次到内地投资，兴办实业，捐助办学等，赢得了人们的赞誉，被称为“爱国企业家”。
李嘉诚并没有为塑胶业的飞速发展而盲目乐观，沾沾自喜。在冷静分析之后，超前的思维使他感到了一种危机感的存在，如果欧美的厂商都生产塑胶花，这样市场就会趋于饱和，竞争加剧；另外，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不断改变，鲜花必会受到人们的日益喜爱，而塑胶花会日渐落伍。他一方面抓住机遇，把销势正旺的塑料花全力以赴推向市场，另一方面开始考虑为下一步发展寻找新的切入点。
50年代的香港作为世界最大的自由港之一，具备世界上最先进的现代通讯网络，成为世界优良港口。它北靠我国内地广大疆域，面向南海，成为东方航运枢纽。香港占据了地理位置的优势。
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工业化发达国家已将重心移到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型工业部门，这为香港发展轻纺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带来了好机会。而港英当局又实行繁荣经济的自由贸易，不征关税政策，容许自由进出口贸易、转口贸易，取消“禁止黄金出口条例”，废除不增发银行牌照法案，港元可以兑换任何国家、地区的货币，黄金进出口、汇兑不受限制等等措施，给香港插上了腾空的翅膀，从而出现了经济空前大繁荣的黄金时代。
这样一来，不仅港人纷纷办厂经商，外商也纷至沓来，形成了争先恐后的局面。然而十分矛盾的是，香港乃一弹丸之地，四五百万人已人满为患，如何还能容纳世界各地蜂拥而至的人？而且这种态势还在加剧。
经济繁荣，人满为患，势必会导致房地产业热，寸土寸金，投资房地产，必定会大有作为。富有远见卓识的李嘉诚，经过周密分析，大胆作出了他一生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至关重要的抉择，从而为使他成为超级巨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长江”实业进入地产业的第一笔投资还是在1958年。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二战”后的第一次经济危机，香港也未幸免，香港的房地产业也进入萧条期，地价猛跌70％，许多房地产公司纷纷倒闭。李嘉诚看准时机，以极低的价格购进了几块地皮。他特别看中香港北角，并在那里兴建了一座十二层高的工业大厦。这座工业大厦不仅解决了“长江”的厂房问题，而且还空出很大一部分，他高价租给了别人。隔了两年，李嘉诚又在柴湾建了第二幢工业大厦。超前的思维使李嘉诚虽看准了房地产的乐观前景，但仍采取谨慎入市、稳健发展的方针，他没有走预售楼花的捷径，而是将之作为出租物业。不可否认，卖楼花能加速楼宇销售，加快资金回收，弥补地产商资金不足。但是这种做法使房地产商与银行形成了不可分离的关系，过分地依赖银行就不一定是一件好事。香港最大的地产商——英资“置地公司”的做法，即把重点放在收租物业上，令他十分赞赏。
所以李嘉诚不管资金再紧，宁可少建或不建，也不卖楼宇加速建房速度，也尽量不向银行作抵押贷款。他兴建收租物业，资金回笼慢，却有稳定的租金收入，物业增值，随时间的推移，越能显示出来。这从港府公布的统计数据可明显看到，在1959年港府拍卖市区土地平均价：工业用地每平方米104.85元；商厦、写字楼、娱乐场等非工业用地1668.44元；住宅用地164.75元。而到1980年，这三类拍卖地价分别狂升为29549.03元、124379.05元、13728.30元，升幅分别为280.8倍、73.5倍和82.2倍。地升楼贵，李嘉诚“坐享其利”。他拥有大批物业、储备的大量土地，使他成为香港最大的地主。
思维超前的李嘉诚不愧是一位精明的投资家，他绝不干冒险、投机的生意，他在物业上的保守做法自有他明智的理由，这可从银行挤兑风潮中看出。1961年6月，潮籍银行家廖宝珊的“廖创兴银行”因大量购置物业，而引发存户挤兑风潮，令廖宝珊脑溢血猝死。1965年1月，“明德银号”因参与房地产投机，使其没有流动资金，故而挤兑破产，这一风潮又导致“广东信托商业银行”轰然倒闭，使实力雄厚的“恒生银行”也陷于危机之中。而在这次危机中，“长江”的损失，与同业相比微乎其微，并在低潮中稳步拓展。
1966年，大陆开展了“文化大革命”，这场长达十年的动乱也使香港经济受到了损失。特别是红卫兵火烧北京“英国代办处”的事件，引起了香港各界人士的忧心忡忡，甚至很多人担心中国会不惜一切代价用武力收复香港。于是许多思维滞后的商人纷纷低价出售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工厂、商号、住宅、酒楼等，携款迁居国外。
李嘉诚也一直密切地关注着局势的发展，但他认为跑到国外并非明智之举，大陆的动乱只是暂时的现象，大陆也决不会对香港动武。于是，超前的思维使他大胆作出了惊人的举措，人弃我取，趁低吸纳，带领“长江”实业大量购进便宜的地皮，他坚信好的时光一定会到来。到1969年，最大的地产危机过去了，大规模移民潮虽渐息，而移居海外的业主，仍急于把未脱手的住宅、商店、酒店、厂房贱价卖出去。李嘉诚认为这是拓展的最好时机，他把塑胶盈利和物业收入积攒下来，通过各种途径捕捉售房卖地的信息。他将买下的旧房翻新出租；同时又利用地产低潮、建筑费低廉的良机，在地盘上兴建物业。不少亲朋好友，都为李嘉诚的“世纪冒险行动”捏着一把汗，有些地产商，也正等着看李嘉诚的笑话，看“长江”实业栽跟头。
但1970年以来，香港百业复兴，转口贸易带动经济的普遍增长，地产业也跟着转旺，而盘下了许多地产的“长江”则身价倍增。有人说李嘉诚是赌场豪客，孤注一掷，侥幸取胜，只有李嘉诚自己清楚他的惊人之举是否含有赌博成分。不管怎么说，他是这场地产大灾难中的大赢家，但绝非投机家，这是由他富有远见卓识带来的好处。在70年代初，李嘉诚掌管下的“长江”公司拥有的收租物业，从最初的12万平方英尺发展到35万平方英尺，每年的租金收入为390万港元。在1972年，李嘉诚又带领着“长江”公司先后买下37块地皮，并兴建了大楼。他以8500万港元买进占地86.4万平方英尺的北角半山风景区“赛西湖”地面，兴建了10座各高达24层的高级住宅，并将其余空地建成娱乐、休息的度假村。另外，他还与“新鸿基”、“亨隆”、“周大福”等集团联合，买下湾仔海旁的“高士打道”、“英美烟草”公司地皮，兴建了“伊丽莎白大厦”和“洛克大厦”。他又与“南丰集团”联合，买下太古山谷第一号地盘等。这样，致使“长江”公司在1976年，已拥有房屋面积达638万平方英尺。
1976年10月，“四人帮”跨台，“文化大革命”结束。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使经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香港经济的进步。这一切都使得以前迁居国外的港商纷纷回来投资办厂，而且许多外商也不断进驻香港，兴办各式各样的企业，并且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向大陆投资办厂，兴办企业，从而使得香港的房地产如日中天，价格狂涨。到80年代末期，地价已涨到20倍之多。这个时候，“长江”实业所拥有的房屋面积达1500万平方英尺，从而与香港政府、“置地公司”形成了三分天下的局面。
1971年6月，“长江”实业专门成立“长江地产有限公司”，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发展房地产业。也就在这第一次公司的高层会议上，李嘉诚踌躇满志地提出：要以“置地公司”为奋斗目标，不仅要学习“置地”的成功经验，还要超过“置地”的规模。李嘉诚的超前的思维远大的理想却招来了股东们的嘲弄和公司管理人员的怀疑，其中有一位站起来质疑：“与‘置地’等地产公司相比，‘长江’还只能算小型公司，如何竞争得过这个地产巨无霸呢？”
“能！”李嘉诚充满自信地回答：“世界上任何一家大型公司，都是由小到大，从弱到强。赫赫大名的遮打爵士由英国初来香港，只是个默默无闻的贫寒之士，他靠勤勉、精明和机遇，发达成巨富，创九仓（九龙仓）建置地、办港灯（香港电灯公司）。我们做任何事，都应有一番雄心大志，立下远大目标，才有压力和动力。”顿了顿，他接着又说，“当然，目前‘长江’的实力，远不可与‘置地’同日而语，‘置地’的基地在中区，中区的物业已发展到了极限，寸金难得寸土，而寸土尺金。‘长江’的资金储备，自然还不敢到中区去拓展，但我们可以去发展前景大、地价处在较低水平的市区边缘和新兴市镇去拓展，待资金雄厚了，再与‘置地’正面交锋。”
事实证明，李嘉诚的抉择是正确的。作为“东方明珠”的香港，可谓寸土寸金，李嘉诚能够以超前的思维能去综合分析，看准时机，买进卖出，以超人之举奠定了他雄厚的基础。
4.成功是永远领先“半步”
刘永好的思维智慧在于他领先别人的不是一步，也不是同步或滞后，而是半步，不急不躁，不疲不蹋，恰到好处。其实这正是思维超前的一种智慧，这是一个竞争异常残酷的社会，如果你过分超前，势必引来不必要的麻烦。而只有适度超前才是最可取的方式，既不会引来别人的侧目或攻击，又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走在了别人前面。杰出人士的成功通常都是因为灵活地用了这一点。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中国区总裁柯尔先生在回答中国的MBA学生的问题时，曾告诫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是知识，但更重要的是要学到“智慧”，商人的智慧。因为，知识允许有一些不合时宜之处，但智慧却足以使知识的任何一点不合时宜得到最恰当的调整。
杰出人士刘永好能够将“希望”和“新希望”经营得如此成功，正是体现着他商人的智慧。他一向稳健的风格和超前的思维能力注定他不会是一位盲目的昙花一现的狂热企业家。他成功的秘诀及智慧所在就是：永远领先半步的超前思维。既不过分超前，引来旁人的侧目，成为先驱的实验品，也不可滞后，迟疑不决，反应迟钝，而是要“适度超前”。
新希望集团现在取得的辉煌，再一次确证了刘永好的“超前”思维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这个“超前”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尺度，对于他意味着“适度超前快半步”。
例如，别人没有“下海”，他“下海”了；别人没有投资农业他投资了；别人没组建集团时他组建集团了；别人没有兼并收购时他已经兼并收购了多家企业；别人还没有在金融领域投资时，他已经成为民生银行大股东之一。
希望集团的分家曾经是媒体极其关注、褒贬不一的一个话题，因为它是民营企业发展中一个深具代表性的问题。刘永好评论道：“家族制对民营企业并没有错，在西方很多相当有实力的大企业就是家族制的，民营企业发展的真正障碍在于是否是家族制管理。当时媒体报道我们分家，而且众说纷纭，用今天的眼光看，不过是最正常的产权明晰行为，只不过我们先行了半步”。希望集团的产权明晰有两个过程。一是在1992年，共同创业的四兄弟各人股权各1／4，增量部分按照各人兴趣投资不同产业，老大做电子，老三做房地产酒店业，老二永行和刘永好继续在饲料业发展。1995年刘永好和老二又一次调整，就管辖范围做了一个明确划分。在此基础上，希望集团，严格地说是希望产业群包括兄弟四人各自创办的4个集团，老大的大陆希望、老二的强大集团、老三的华西希望和刘永好的新希望集团。分家后，效果比预料的要好，用刘永好的话说就是基本上度过了“分银饷、论荣辱、排座次”的三关。1995年分家时，希望集团的产值是10多个亿，而在1998年仅刘永好自己组建的新希望集团的产值便为32个亿，因此刘永好说：“发展势头不错，调整是件好事，而且现在变得更好了，我们渡过了这个难关，实际上，几个兄弟发展都不错，提高了希望事业整体实力。”
具有超前思维能力的刘永好的判断总是与潮流存在一个时间差。例如多元化的说法甚嚣尘上时，他则专注于把饲料业做大，而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开始讲专业化时，刘永好又开始了向房地产、金融甚至高科技领域的渗透。当房地产是暴利行业时，他拒绝加入，而现在房地产进入微利时代时，他又加入战团，而且一出手就是成都最大的房地产项目。这也与他所强调的企业家精神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