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杨艺恋爱的时候，我在银川她在石嘴山，我们经常穿梭于两地。银川和石嘴山留下了我们许多美好的回忆，我们经常徜徉在景山园林之间，共同憧憬着我们的未来。那时，我们想得最多的是杨艺的发展问题。
杨艺是宁夏大学音乐舞蹈专业本科毕业生，在我看来她在文化馆工作，这与她的专业并不对口，只是与专业沾点边而已，如果她也能到银川来，像我一样在歌舞团里工作，充分发挥她自身的优势则更有利于她的发展。这样一来，既解决了我们以后“夫妻”的“两地分居”，又可以达到“夫妻”间的共同进步。
这是我们所希望的，但希望要付诸于现实，只有靠我们自己。毕竟搞舞蹈艺术和搞文化理论不一样，具备文化理论素养的人，可能可以从事各行业的工作，但并不见得就能从事舞蹈艺术表演。舞蹈艺术表演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它不是拖人走走后门或拉拉关系就能谋上一差半职，就能按部就班的，它要求演员必要具备良好的基本工和专业素质。
为了早日实现“团圆”的目标，我给杨艺制定了一套舞蹈“修练”计划，有空我俩聚在一起时，也就少了情侣之间的“卿卿我我”，而是一起切磋舞蹈技艺。
平时，杨艺结合自己的情况，采纳我的建议进行刻苦地学习着。其实，杨艺的舞蹈基本功比较扎实，再加上她人聪明，又肯用心认真地学，“功力”日渐增长，水平提高很快。
有人说过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这话一点也不错。1993年底，我觉得杨艺的舞蹈较之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于是带杨艺到了银川市歌舞团，让她毛遂自荐。杨艺果然如我所预料，她凭借自身的优势和实力，顺利通过银川市歌舞团的专业考试。1994年初，杨艺正式调入宁银川市歌舞团，成为了一名专职的舞蹈演员，并通过自身努力逐渐成为了银川市歌舞团的骨干成员之一。
杨艺调到银川市歌舞团工作后，我们不用再两地是奔波，并在那年的12月结束了爱情长跑赛跑，有了自己的家。
结婚初期，几年内也没孩子列入“生育计划”，我们一心扑在舞蹈事业上，平时我们忙于各自的工作。
1998年杨艺再次通过自己的努力，被我所在单位宁夏歌舞团调任为舞蹈专业演员。说起杨艺的这次调动，还有一段小故事。
1998年6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宁夏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隆重的文艺庆祝活动。在这次庆典的文艺晚会上，杨艺担任了银川市歌舞团大型群舞的领舞。省文化厅长在审查节目时十分欣赏杨艺表演，得知杨艺是我的爱人，于找我谈话让我想办法把杨艺“挖”到宁夏歌舞团来。
杨艺到宁夏歌舞团来工作这固然是好，但考虑到市歌舞团领导对自己对关爱，而且在市团也很受器重，杨艺还是犹豫了。就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的庆典活动，当时银川市准备了20辆凤凰彩车，其中十几米高的宁夏凤凰头彩车，需要严格、精选出一名出众的女演员担任。当时市化局的杨局长亲自任命杨艺为凤凰头，高高地雄立在十几个小凤凰之上，当时的宁夏画报还把做为画报的封面。更别说平日里演出活动，许多重要角色团里安排出演。
作为丈夫，我当然是希望杨艺能和我在同一个团里工作，再说，到省歌舞团来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这样的好机会谁愿意错过呢？但不能把我的意愿说出来影响杨艺的决定，我觉得夫妻在起，最重要的是理解、支持和尊重。这件事我没给杨艺拿主意，第一次把“难”题留给她，让她自己处理。
我把杨艺的顾虑，跟省厅领导说，后来省厅领导亲自找杨艺谈话，杨艺决定到省歌舞团了。经过宁夏歌舞团的专业考核，杨艺调被吸收为宁夏歌舞团的专业演员。但杨艺的调动手续办得并不顺利，杨艺到银川市歌舞团找领导签字，团长、副团长都拒绝签字。市文化局杨局长是个十分重感情的人，是个女同志，对杨艺一直就偏爱有加，自然是不放杨艺走。杨艺只好请假一个星期、一个月，但是团里还是不松口。这时工资也停发了，团领导说了，只要杨艺不走，工资立即补发。但杨艺还是要走的，一个月后，杨艺再去见杨局长，杨局长见杨艺去意已定，“你既然可以什么都不要都要走，我再怎么留你都无济于事。”杨局长无奈地给杨艺签了字，就是杨艺调走了，她还经常在大会小会上表扬她。她的这份情意，让我们至今都念念不忘。
杨艺初到人才济济的宁夏歌舞团演出的机会并不多，但杨艺的外在和内在的条件都很好。看到杨艺当时在歌舞团的情况，不由得让我想起自己当初进歌舞团的情境。我不希望有着很好条件的杨艺处在我当时一样的尴尬境况中——在等待中把演员的黄金时间给度过了，我心里在默默酝酿着为杨艺“量身”编舞蹈作品。再者，我们歌舞团当时的舞蹈节目大多或带有商业性或属于公益性，我总觉得我们的舞蹈潜力无法得以充分挖掘。喜欢挑战自我、并不满足于现状，我心里不由地冒出了新的目标——拿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技术含量较高的节目，即自己编导作品让妻子杨艺来主演，拿到全国性大赛中“检验”。我心里随时做着准备，在等待着机会的来临。
2000年夏天，第十届少数民族“孔雀杯”舞蹈比赛即将在四川省举行，我们宁夏歌舞团有八个报送节目名额。当时我们单位并没有硬性任务要送节目参加比赛，但单位不反对也不是那么支持这件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真的要排练节目参加大赛，不得不面对空余时间少、缺乏资金、没有人手等一系列的困难，但不管怎样，我决定放手搏一搏，不是有句话说的“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吗？反正我是啃定这块“硬骨头”了。
舞蹈几乎和人类一起诞生，据艺术史学家的考证，人类最早产生的艺术就是舞蹈。在远古人类尚未产生语言以前，人们就用动作、姿态的表情来传达各种信息和进行情感、思想的交流。它是先民生活及娱乐的主要手段。我国古代乐舞理论中：“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就生动地说明了舞蹈是表现人们最激动的情感的产物。而这种表现，用简明的话来说是一种人体动作的艺术。但是，这个人体动作，是经过提炼、组织和美化了的人体动作，是舞蹈化了的人体动作。人们通过身体及动作，传递出生命个体的种种情态。而舞蹈动作之完美是无止境的，因此从事舞蹈创作的水平高低，编导、舞者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以什么为题材呢？我决定先从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入手。
银川，素有塞上江南的美誉，巍巍贺兰山像一座天然的屏障，挡住了西北来的风沙；一湾柔美的黄河水悠悠而过，如此，这一块富饶的土地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宁夏的回族儿女，也造就了美丽的回族姑娘。我想以回族姑娘为舞蹈主角，但是通过哪个角度来体现人物的特点呢？
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宁夏回族在衣着、饮食、起居卫生、婚丧嫁娶等方面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地方特色。尤其是回族妇女的衣着打扮很有特色，喜欢戴盖头。戴盖头的习俗，一是受波斯、阿拉伯等国家的影响。在中西亚地区，风沙很大，水源较少，人们平时难以及时沐浴净身。为了防风沙、讲卫生，妇女们自己缝制了能遮面护发的头巾。后来许多回回商人把这种习俗带到中国，盖头一般通常有绿、青、白三种颜色，上嵌有金边，绣有风格素雅的花草图案，看上去清新、秀丽、明快、悦目。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回族青年女性的盖头也有了一些样式、色彩上的变化，显得更加活泼大方。
我将客观现实生活和自己的主观感受结合起来，经过半个多月的多方收集资料，按照独特的艺术构思和舞蹈艺术的特点进行裁剪、加工，一个名为《花儿美在盖头里》的三人回族舞蹈素材终于逐渐成型，并敲定由妻子杨艺主演，选了两个小女孩作为配角。然后，我找人写了曲子。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就马不停蹄地投入到排练中。
当时，歌舞团的活动比较多，排练室比较紧张。因没能向团里申请到一天正常排练的时间，只好下班后有排练室了我们才能进行排练。那时，人家下班在家闲乐我们放弃休息忙着排练；那时，没有时间做饭，排练饿了就地泡快餐面充充饥，连自己的宝贝女儿也没办法顾得上。那时女儿努努出生未满周岁，又没亲人帮着带，我们只好把她“拴”在一边自己玩，夜深了哄她睡着搁在地上“喂蚊子”，我们继续接着排练……后来，我们的行动感动了团里的领导，团里在当时排练室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给我们半天的正常时间排练，团里的决定，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鼓励和支持。
为了用充满流畅和延续性的身体动态语言，把节目里的回族姑娘的美丽、善良淋漓尽致地诠释出来，我对杨艺她们的每一个舞蹈动作要求都非常严格，不敢有半点疏忽。有时，一个表情一个转体都要反复摸索，不断翻新，精益求精，她们一旦出错或达不到我的要求，我即毫不客气地指正，甚至严厉批评，命令重来，不理会她们身体累不累，心里愿意不愿意，排练至下半夜二三点是常有的事，我百般的“刁难”让演员一时吃不消，用她们的话说“骨架都快散了”，妻子杨艺甚至委屈得哭着鼻子，发起“小女人脾气”扬言：“我不演了，你爱找谁找谁去。”看到妻子她们红扑扑的脸上汗流如水，看到宝贝女儿也跟着“受罪”，我作为丈夫作为父亲无不感到心疼，但我们不能半途而废呀，自己作为“龙头”更不能也泄气了呀……在我的鼓励与打气下，杨艺她们咬咬牙，克服困难坚持下来了，舞蹈情节动作基本上得以敲定。
就在我们紧锣密鼓地为参赛做准备工作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如果说，舞蹈排练上的困难，是在我们的掌握和意料之中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是可以克服的。然而接下来的发生的事情，就让我们有些始料不及和感到心酸、难过了。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时长五六分钟的舞蹈《花儿美在盖头里》，经过我们紧张忙碌“煎熬”一个多月终于出炉了。舞蹈终于到了审核报送阶段了。那天，由省文化厅、文联、歌舞团等组成的专家组进行舞蹈节目审核。当时我作为宁夏歌舞团舞蹈队队长是可以参加审核，但我考虑到我的作品是审核对象之一，所以主动要求回避，没有参与审核会议。这次审核会议的结果却是，歌舞团报送了6个作品，全通过审核，而唯独只有我的这个作品《花儿美在盖头》没有通过审核，不予报送参赛，给出的理由是作品不够成熟。
散会后，参加会议的同事，把审核的结果告诉正在会议室外的我。我听了，犹如当头一棒，我们这多天来的辛苦和努力就这样被否定了。不，决不，情急之下，我赶紧走进会议室，专家组的成员正准备离场。
“各位老师，请留步，我想说几句话。”我因激动，声音有些失调。几个起身要离开的专家组成员见状，又重新坐了下来。
“我的舞蹈作品《花儿美在盖头》没能通过审核参赛，我感到很遗憾，但我有一个请求，希望专家组成员能酌情考虑报送我这个作品参赛，我愿意自己承担服装、音乐、舞镁、录像……所有的一切费用，我只希望专家组同意报送我的这个作品……”我说得很动情。
最后，经过专家组成员讨论，同意了我的要求。
省里虽然同意了舞蹈《花儿美在盖头》的报送，但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我们面临着新的困难就是没有资金。我和妻子杨艺两人一个月的工资加起来，也就1000元多一点，况且我们又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而排练这个舞蹈，服装、音乐、舞美、录像等，各项费用预算起来至少得六七千元，单位自然不可能支付这笔费用的，一切都靠我们自己解决。
“天无绝人之路”，没有钱，我们想办法凑。妻子拿出我们仅有的几千元积蓄，还回娘家向父母借了一些。都说人多好办事，我好在自己兄弟姐妹多，再加上父母也鼎力支持。所以，舞蹈费用我们很快就筹到了。
当时，即便是陷入抓筋见肘的顿困中，我们也丝毫没有想过要降低服装标准，随便找来应付了事。相反，在整个舞蹈编排上我更是精益求精，在舞台构图、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精心布置，一再完善，找出最佳效果的方案设计。而演员们在排练上似乎比原来更努力了。“有压力更有动力”，这是我第一次独立编导节目拟参加全国大赛，我在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不余余力做得最好。况且我心里清楚，我们不是玩“过家家”，我们的舞蹈是想代表宁夏冲刺全国名次。
终于要录像舞蹈报送参赛了。那天，我们接到晚上要录像的通知，我和演员们晚上八点就在舞蹈录像室等候了。这次参赛，我们宁夏回族自治区包括我的那个舞蹈一共有七个作品。舞蹈录像工作八点半开始，我们的舞蹈被安排在最后一个。先录像的那六个舞蹈节目，每一个舞蹈都重复地录像了四五遍。等到轮到我们录像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三点了，我们的舞蹈只跳一遍，就算是录像完成了，灯光师、舞镁、摄像师都急着收工，因为折腾了一个晚上，他们也都疲惫不堪了。演员们觉得自己没发挥得好，想再跳一遍的机会都没有，看到别的舞蹈节目反复录像了好几遍，而自己却不能被公平地对待，觉得很委屈，也很失落。于是，三个人在舞台侧旁抱头痛哭。一个多月紧张地排练，这么苦这么累，她们没有这么伤心过，但是却因为没有更好地把握机遇，很可能与这次大赛无缘，她们几个却泪流满面。这让我看了很心痛、很难过，也很无奈，但我也只能安慰她们几个说：“别哭了，事情并没有你们想象的这么糟糕，因为你们平时跳得都很不错，今天虽然发挥得有点失常，但整体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是真的吗？白老师，那们还有希望参加决赛吗？”小演员用哭红的眼看着我，问我。
“现在结果都没出来呢，我们怎么能不等大赛组委会公布就宣判自己‘死刑’呢？要相信自己是最棒的。”其实，当时说这些话我心里的底气一点都不足，的确这一次录像，她们几个跳得都没平常好，按照这样水准去参加这个全国重量级的比赛，在这么多的优秀作品中，我们的舞蹈作品的胜算率有多少？我自己也估计不了。
然而，有常态也就会有意外，尤其是在现实生活中，意外的事情常常会发生。宁夏选送的七个舞蹈节目上京参加初审，我们的节目以独特的创新手法脱颍而出，唯一获得了参加决赛的资格。好消息传来，我们真是高兴坏了。要知道全国各地有100多个“过五关斩六将”而被选送上来的节目呢，那可是强手如林呀。
我的舞蹈作品《花儿美在盖头里》，意外地获得参加第十届少数民族“孔雀杯”舞蹈比赛决赛的“通行证”。除了我们高兴以外，歌舞团的领导也很高兴。在即将去四川参赛的那段时间，团里在排练上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2000年底，我们的节目代表宁夏赴重庆参加第十届少数民族“孔雀杯”舞蹈比赛。但和其他省份的选手不一样的是，这次参加比赛的所有费用，却是我们自己筹备的。
当时，我们的三个演员，包括杨艺，虽然她曾参加过不少省里的演出，但像这次全国性的比赛，她也是第一次参加。所以她们几个都觉得很有压力，都感到紧张。
我使不上力，只能在一旁不断地鼓励杨艺她们放轻松，不要太在乎名次，只要用去跳，力求跳得更好就行了。
结果她们还真的很争气，基本上正常发挥出了应有的水平。比赛结束后要宣布结果了，我们怀着忐忐忑不安的心情紧张地等待着，当主持人宣布《花儿美在盖头里》荣获第十届全国孔雀杯单、双、三人舞蹈大赛专业组编导三等奖时，杨艺她们几个反应特别地激动，都情不自禁地大声欢呼起来，大家紧紧是拥抱在一起，又是哭又是笑的。我当时听到我们的作品获得了编导三等奖，心里也十分的高兴，但是心里还是有些期盼，我多么希望我的演员们也能和我一样得到肯定。果然，不一会，我就听到主持人高声念道：“舞蹈《花儿美在盖头里》荣获第十届少数民族‘孔雀杯’舞蹈大赛表演三等奖……”
“噢！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杨艺她们几个演员，都高兴地嚷叫起来，引来其他参赛者惊讶的目光。我们比获得一等奖者“反应”都强烈，在旁人看来也许我们的表现过于夸张，过于小题大做，甚至有些莫明其妙，不就是三等奖吗？犯得着这么激动吗？可他们怎么也不会知道，我们这个奖的“含金量”不比一等奖的低呀，里面蕴涵着我们太多太多心酸和泪水啊！
这一次代表宁夏参赛，意外地收获了两个奖项，不但是我们感到高兴，省里和团里也感到高兴。获奖回到宁夏，省文联、省文化厅、省民委、宁夏舞蹈团还特意派人到机场迎接我们，并给我们举办了颁奖活动。而对这次参赛所有的费用，省里还主动找我给予全额报销，并奖励了我们一笔奖金。
有人说，夫妻俩同在一个单位上班不好，彼此之间的距离太近了，都没有了自己的空间。但我并不这样认为，我和杨艺同在宁夏歌舞团，我们经常一起参加演出活动，出差也是一块去的，有了孩子以后，经常是把孩子丢给她外婆，我们夫妻俩拎起行李包就走。在工作上，我们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在生活上，我们相互照顾，我觉得挺好。由于我俩经常共同切磋，共同追求进步，技能也不断提高，在团里获得的表演机会也越来越多，因此被朋友笑称为“舞台上的比翼鸟”。妻子杨艺也因此逐渐成长为宁夏歌舞团的主要演员。曾多次参加中央电视台和国家民委组织的大型晚会，并和国家领导人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