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日子，感觉时间像蜗牛一样慢，盼到了6月7日这一天，我依然没有接到复试的通知。我想，完了，我没有希望了。我有些失落，也有些难过，一连几天我都没有出去和小伙伴们滚铁圈，而是一个人坐在院子里静静地想着心事。难道真如父亲所说的，我的条件不够吗？我虽然怀疑，但在内心的深处，我依然没有认为自己不行。这就是希望，我想，只要有希望奇迹就会出现。
老天对我还是挺眷顾的，时间到了6月8日的上午。那天我在上课，父亲骑着自行车匆匆赶到学校，当时正巧是李老师的课，父亲和李老师嘀咕了一阵子，然后李老师就把我叫出课室，说了一句：“你赶紧和你爸爸去吧！”当时，我也猜到了是怎么一回事，兴奋地跳上了父亲的自行车。
父亲驮着我，路上高兴地告诉我：“小锋，通知下来，明天上午复试。”我高兴地一下子抱住父亲的腰说：“太好了！”
“小子，你给我老实点，别乱动。”父亲一边掌控着车头一边朝我喊。由于我用力太狠，父亲的手被震得有些失衡，自行车的车头左右晃动起来，我险些跌了下来。我却开心地笑个不停，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多么的幸福。
其实，当时我和父亲对舞蹈可谓是一窍不通，父亲否认我是因为我和参加考试的孩子相比，我的确没有优势。而我认为自己行，是一种自我安慰的过分自信。正所谓隔行如隔山，其实这次选拔舞蹈苗子，招生老师根本就不看学生是否具备舞蹈技术技巧方面的基础，而他们最关注的是学生自身在舞蹈方面可以挖掘的潜能，以及腰腿的比例和模仿能力。我后来才知道，我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我腰腿比例在众多学生中是最好的，而且我的模仿能力也特别强。
也许父亲根本不会想到，他这一驮，竟然把我驮上了北京舞蹈学院，让我在舞蹈这条艺术道路上跋涉不停。
我还记得，我被父亲领去参加复试的事，当时在学校，乃至我们周围好几十里传得沸沸扬扬。其实，我当时只是去省城里参加复试，可学校和社会上却传闻说我已经考上了西北民族大学的舞蹈学院。所幸的是，这个不太真实的传闻，我还是让它变成了事实。
这一次要去复试，父亲觉得我应该要准备一个小舞蹈，不能再像初试时再做广播体操了。于是，父亲找邻居学过舞蹈的姐姐，给我编了一个一分钟的小舞蹈。这个一分钟的小舞蹈，不用二十分钟，我就把它学下来了。没有音乐伴奏，我就自唱自跳。教的姐姐直向父亲夸我的悟性好，学得快。
这一次初试意外的成功，家人、邻居、亲朋好友都感到非常地高兴。母亲也不再像刚开始时那样，认为男孩子学舞蹈没有出息了。相反，为了6月9日的复试，母亲显得异常地忙碌。由于接到通知的时间太迟，母亲赶不及为我缝制新衣。她找出我原来参加学校演出活动时的礼服（白衬衣蓝裤子），用烫斗烫得平平整整的，就是我平时戴的红领巾，她也拿去洗了，再将它烫干。临出门的时候，母亲再三地叮嘱我别紧张，好好发挥。
我们必须在下午下班前赶到指定地点报到。我们是在中午时出门的，父亲向单位借了车子，路上，父亲和司机叔叔愉快地交谈着什么，我没兴趣去理会；沿途的美景，我也没兴趣去细细地品赏。呼呼的风，从车窗的空隙里吹进，令我感到说不出的惬意。我的心随着这风，漫无边际地飞呀，飞呀……一会儿飞到复试的考场上，我在绘声绘色地表演着姐姐教的小舞蹈；一会儿又飞到家里，自己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舞蹈动作……
我在快乐地遐想着，突然，车子停了下来。只听到司机说：“车子有点毛病。”于是，司机下车鼓捣着车子，好一会儿，车子又开始向前行驶了。可行驶没多久，车子又有点不对劲了，司机又折腾了好一阵子，车子才又向前行驶。这一路上，车子就这么开开停停的。车子每停一下，我的心就被揪一下，我担心赶不上报到。父亲也很是着急，车子一坏，他就不停地看表，嘴里还叨咕着，生怕误了我的事。司机开玩笑地说：“这一路的波波折折，是不是暗示着金锋学舞的路也是这么艰辛和坎坷呀！”父亲接过话说：“我倒希望，他能顺利地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愿望总是美好的，然而，常言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人世间从艺的道路，哪一条不是洒满汗水、饱含艰辛的呢？虽然我当时对这些道理没太深的理解，但既然选择了舞蹈，就有吃尽苦头的准备，就应该义无反顾地坚持下去，这是我孩时简单而似乎又成熟的想法。
等我们赶到银川市时，已经是华灯初放万家灯火。几经周折我们终于找到了招生办所住的宾馆，当时已经晚上近8时。我们向负责报到的同志说明来意，要求补盖报到章。那同志不同意，我们好话说了一大箩筐也不管用。正在万般无奈之际，从另一间客房有人探出头问道：“是小白同学吗？”
父亲赶忙接过话说，“是的，我们接到通知太晚了，路上车子又出了故障，所以误了报到。”
“学生接到通知太晚了，你给他们盖个章。”父亲的话音刚落，这位老师走出来向负责盖章的同志通融道。接着，老师转身来，拍了拍我的头说：“小家伙，就等你了。”
记得这位老师和母亲的年龄相仿——三十岁左右，留着过肩的长发，大大的眼睛，说话的声音很好听，笑起来的样子十分的亲切、平易近人。我想起来了，她就是那天我在初试时，抱着我的腰的那位老师。
我赶紧向老师问好。后来我才知道，她就是甘肃省著名的演员田胜玉老师，也是当时著名的舞剧《丝路花雨》首稿女一号英娘扮演者，她是西北民族大学舞蹈学院（原西北民族学院艺术系）老师，她不但教我们舞蹈专业课，还教我们舞蹈理论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她是我舞蹈艺术道路影响较大的老师之一。当年我从北京舞蹈学院回到西北民族学院时，田老师的一句话点拨了我，使我迈出了人生至关重要的一步。
当时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回到母校西北民族学院，我是应该留在母校任教的。记得就这个问题，田老师曾问我：“留校吗？”
“不一定留校，但打算还是留在甘肃。”我当时是这样想的，也就如实地对田老师说了。
“留校？年轻人应该做演员，在舞台上丰富自己。”田老师的看法与我当时的想法是一致的，她的话就像一盏明灯，坚定了我心中的信念，最终我选择了舞台而没有选择留校。
有时我在想，我之所以能够幸运的考上西北民族大学舞蹈学院，这都与田老师，以及像田老师一样的李老师的帮助是分不开。如果那天不是李老师风尘仆仆地跑来告知招生的消息；如果报到的晚上，不是田老师让工作人员行个方便，也许第二天我就没有机会站在复试的舞台上，也许我就不可能成为26个学员中的一员。
很多的时候，每当我想起在自己的舞蹈路上，那一个个关心、点拨、鼓励我的老师，无限的感激就盈满我的心田，就如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催我向前。所以，尽管以后学舞蹈是多么的辛苦，我都从没动过放弃的念头。
第二天的复试还是在初试的地点银川市歌舞团举行，此次，西北五省一共有120名学生参加复试，我们宁夏地区共有25个学生参加了这次复试。上午8时30分，复试正式开始，每个考生似乎都是铆足了劲进行最关键的角逐。一个一个地进去，又一个一个地出来。考得好的学生，脸上洋溢着笑容，没考好的当场就哭了的也有。候场的时候，还有学生在抓紧时间进行热身的。
“白金锋——”，该我上场了，我穿上母亲为我准备的“礼服”，精神抖擞地进了考场。
复试不但要表演舞蹈，还要考考生的模仿能力。我边唱边跳，很流畅地表演姐姐教的小舞蹈。接下来是跟着节拍，模仿老师跳舞。老师跳的是扭秧歌，她跳一个，我学一个，而且她跳多少个动作，我就得学多少个动作。我没想到，自己竟然有这样超常的模仿能力。就连跳舞的老师也有些吃惊了，她欣喜地说：“你这小家伙还挺了不得的，咱们来个有难度的……”话音刚落，她的舞步来了急转，跳了个十字型的转圈，然后扭摆起来。这个动作也没能难倒我，我模仿得出神入化，顺利地通过了模仿关。接下来，又是搬脚，老师把我的腿都搬到130°，已经搬不动了，她还是一个劲地搬，我表现得很坚强，没哼一声。我看到了老师的眼里流露出丝丝的赞赏。
第二天是文化课测试，因为从小得益于父母对文化方面的培养，再加上学时成绩一向优异，所以文化课测试对我而言没啥大的问题。接下来的体检，我当然一切都很正常。最后，我们被告知回家等通知。
考试回来，我又投入到小学毕业考的复习冲刺中，每天除了紧张、繁重的学习任务，心里又增添了一份寄托和牵挂，那就是我的舞蹈梦能实现吗？
怀着这样一种有所期待的心情，我结束了小学生活。在金色的七月，我终于接到了盼望已久的“西北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正式入学的时间是在9月5日。捧着录取通知书我百感交集，父母也为我感到高兴。这份喜悦，一直伴随着我整整一个暑假，那一年我1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