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岩画主要分布在宁夏的贺兰山、北山，内蒙古的阴山、曼德拉山，鄂尔多斯草原以北的那仁乌拉山等地，有万余幅。题材有各种家畜、人物、骑者、征战、比武，还有磨盘、车辆、毡房、塔和人面像等。西夏岩画最大的特点是岩画旁刻有西夏文题字。岩画的风格以写实为主，但精品较少。制作的方法主要是敲凿或凿磨结合，还有用金属工具的锐尖划刻的作品。它们是整个西夏社会绘画的一个方面，是党项民族绘画艺术顽强的表现和保留形式。这些岩刻艺术为便于我们直观了解处于鼎盛时期的西夏古国、党项民族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证材料。
党项族是我国古代广布于西北地区羌族中较晚兴起的一支游牧民族。唐初，党项族势力日渐兴盛，活动范围随之增大，“东至松州（今四川省松潘县以北）、西接叶护（今新疆一带）、南界春桑（今青海南部）、北临吐谷浑（今青海北部、甘南一带），有地三千余里”，即活动于青、甘、川三省交界的辽阔草原上，具有很强的游牧特征：“畜牧牛、马、羊以食，不耕稼，无文字。”生活水平及文化生活极为落后，伴随其两次大规模内迁，党项族不断汲取汉族先进文明，终于创建西夏王国。
西夏立国后，政治上建立了以党项民族为主体的西夏王国，经济形式由游牧经济转向农、牧兼有的多种经济。而其本土文化则在汉、蕃、西域等诸种文明交互作用下，其内容和形式、功能与结构乃至文化物质都发生了巨大改变，创立了融蕃、汉之长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综合性文化——西夏文化。
西夏从李元昊1038年建国起，传十帝，经过190年的经营，国力不逮，于1227年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所灭。此时，幸存的党项人逐渐融入汉族。东逃的一支定居河南西南部，后来也融人汉族中，只有西逃的一支逃回了原驻地，在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雅安居下来，后来也融入藏族之中。至此，党项人消失在民族大融合之中，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了。虽然史料很少，但通过岩画我们也可以管窥党项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
其一，人首崇拜。古代先民对各种人首十分推崇和敬仰，西夏时期党项人也同样崇尚人首。如党项人双方怨仇得到和解时，要举行一定的仪式，将鸡狗血掺和于酒中，用骷髅盛着双方共饮，并发誓说：“若复报仇，谷麦无收，男女秃痴，六畜痘，毒蛇入帐”（《辽史·西夏外传》）。这段民俗的记载，说明了党项人对人头的崇拜和对超自然力的恐惧心理。又如《西夏纪》卷六载：“初元昊（使）自五台还，悉会诸侯酋豪，刺臂血和酒，置调骸中共饮之，约先攻脚延。”由此看来，党项人上至一国之君，下至酋长，再至平民百姓，都崇拜人首，并以人头盛酒豪饮。
在西夏时期的岩画中发现一些人面像有似烙印、刻痕的岩画，这可能与当时的刑法有关。在《天盛年改旧定新律令》第二章“烙印律”中有关于获罪烙印的条文。总之，实行烙印法是非常严厉的，只有准奏的方可消除，否则一律加重处分。在贺兰山与北山岩画个别人面中有一些块状、条状的痕迹，有可能就是被烙印或刻记的表现。这种人被烙印或刻印之后，又不准回家，只好到山野中过放牧生活。岩画中的烙印形象可能就是这种西夏刑法的写照。
此外，在磁窑堡西夏瓷窑出土的器物上，也发现类似人面刻画纹饰，与贺兰山西夏岩画有相似之处。瓷器上的人面可能反映了当时部分工人面部被烙或刻的情况。西夏岩画中除了划面、烙印之外，还有馘耳、劓鼻的形象，这种惩罚通常是针对战争中的俘虏。当时宋、金、西夏、辽四方皆使用，有的时候俘虏多了，被割耳割鼻的多达千万人，实在是残酷至极。这许多可怜人无法在城镇生活，只得到山中另谋生计。个别纪实性西夏岩画有可能就是他们自己的写照。
其二，狩猎放牧岩画。党项族有着悠久的狩猎历史和丰富的狩猎经验，狩猎曾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也是他们的民族文化早期植根的肥沃土壤。西夏人射猎活动的地区，主要分布于贺兰山、天都山“藏有虎豹鹿獐”，坡谷“玩羊、山羊、马豺狼等隐处也”，河泽“野兔多居”，平原“白黄羊、红黄羊居”，沙漠“沙狐多藏伏”。宋淳化元年（990年）李继迁遣使至契丹贡“沙狐皮一千张，兔鹘五张，犬子十只”。一次进贡千张沙狐皮，表明该地区动物之多。这就为立国西陲而以“射猎为务”的西夏国人提供了丰富而多样的食物。
西夏的射猎文化始终是西夏封建经济建设的补充和基础形式，以及统治者习武尚勇的重要措施。西夏广泛流传着皇族射虎英雄的动人故事。精湛的狩猎技艺与丰硕的狩猎果实，被西夏人视为极大的光荣。仁孝继位期间，经常到贺兰山狩猎，并且业已成惯例，即每年十月，要率军行猎；而到了年终腊月，也要出外射猎。因此，西夏射猎岩画数量也相当可观。这种射猎岩画不仅仅记录射猎的事件，同时也包含有巫术的内容，事先预演描绘一番，然后进行射猎活动以保证狩猎的成功。这种射猎活动有单人猎、双人猎、多人猎，有步行猎、骑马猎和车猎，也有使用群狗围猎的场面。此外，还有陷阱、套索狩猎的方法，运用猛禽射猎也是西夏人的特长，史载“元昊贡白鹤于契丹”，白鹤号曰“海东青”，是优良的猛禽。岩画反映的并不一定是海东青，但属俊健的鹰隼一类猛禽，饲养驯熟后，是猎人的好帮手。
在西夏的记载中，大麦地就是西夏的主要养马地区之一，因此岩画马也特别优美。党项人“服裘褐，披毡以为上饰”，穿的是氆氇、毛毡、毛褐，吃的是牲畜兽肉，喝的是牛、羊、马、骆驼的奶。他们还热衷于“割鲜而食”，即生食。住的是土石垒起的房屋，有羝、有羱（即北山羊），以及牛、马、驼、鹿等食草动物，岩画中更可以看到为数不少的草原和森林食肉动物，如狼、狐、豹、虎等大型动物。
其三，尚武精神。党项是以牧业为主的民族，崇尚武力，骑马打仗个个都是能手，而且还配备供应的骆驼。与宋、辽、金相比，西夏国国小实力弱，在作战中，军队往往“每有事于西，则自东点集而西；于东侧自西点集而东；中路则东西皆集”，能够“忽尔点集，并攻一路，故夏众动员号十余万人”，要求军队有更强的机动性。所以，骑兵在西夏诸兵种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号称“铁鹞子军”，是西夏的主力部队。他们一经操练便可挥戈上阵，表现出极强的战斗力。因此，马、驼等成为百姓家家户户必备之物。文献记载西夏有健马、壮驼八十余万。在战斗中，西夏骑军“衣重甲，乘善马，以铁骑为前锋，用钩索绞联，虽死马上不落”。西夏骑兵曾引起宋人的特别重视。《宋史·兵志四》记载：“有平夏骑兵，谓之‘铁鹞子’者，百里而走，千里而期，最能倏往忽来，若电击云飞”。可想而知，这些骑手不仅精于骑术，而且驰骋疆场，所向披靡，打击宋军不在话下，蒙古兵也怯他们三分。
贺兰山描绘西夏骑兵的岩画，或马上格斗，或立于马上，或众将士骑马，或骑马操弓高举战旗，或步骑兵举旗行进，那可真是“战旗入云霄，利剑随疾风”，表现了一种勇往直前、视死如归的大无畏英勇气概。
其四，西夏岩画中的塔形制。在宁夏岩画中发现的塔的形象，其时间不会很早，大致产生于西夏时期，因为在这些图像旁多有西夏文题记。
在贺兰山岩画中塔的形制一般有三种。
一种是密檐式的，塔身呈尖锥六面形，底座大，向上一层比一层小，有钻尖形塔刹。这种密檐式岩画塔仅在石嘴山地区麦汝井岩画点上发现一座。宁夏西夏时期留存至今的密檐式古塔有拜寺口双塔，在维修中发现有西夏时期的铜佛像、绢纸花、木花瓶、木雕金刚双身像等以及西夏文题记，尤其是塔刹底座转角处的力士雕像几乎同西夏陵区出土的石座力士像别无二致。
另一种是方形阁楼式塔。在中卫北山大通沟岩画中发现一座，岩画塔为五层方形，塔刹为宝珠顶，同西安慈恩寺内的大雁塔十分相似，均为方形，底层大，向上逐渐收合。岩画方塔制作十分简陋，每层凿为门字形相叠而成，在此岩画塔左上方发现西夏文“佛”字一个，为岩画塔作了最好的脚注。
还有一种是最多见的喇嘛式岩画塔，这种塔呈圆柱形或葫芦形，平面呈三角形、梯形等，一般塔刹有钻尖顶或宝珠顶。这种喇嘛式岩画塔在中卫北山多有发现，在青铜峡岩画中也有发现，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青铜峡砂石梁岩画中还有人跪在地上向佛塔顶礼膜拜的情景。其实，岩画中的塔多与宁夏青铜峡一〇八塔，贺兰山拜寺口双塔、方塔，贺兰县宏佛塔山土的模制小泥塔十分相似。西夏时小泥塔仅拜寺口方塔就出土多达5000个，一般人们把小泥塔或供于家中，或外出放在怀中，可以随时敬奉。
其五，西夏岩画中的文字。在贺兰山和北山一带山石上多处发现西夏文题记或文字，无疑这是一批珍贵的西夏时期的手迹和文物资料，对研究西夏文字、书法艺术、西夏人活动范围以及宗教活动都有着重要意义；同时这些西夏文题记或文字又都是我们研究西夏时期岩画的佐证，也是打开古代岩画之谜的一把钥匙。
西夏文字是元昊的杰作，史称元昊“晓浮屠学，通善文”，《宋史·夏国传》云：“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任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书颇重复，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西夏文字的结构和汉字一样，以偏旁、部首组合而成，字体有草、篆、隶、楷四种，连党项人也说西夏文字与汉文“论未则殊，考本则同”，真可谓殊途同归了。这些西夏文字形体基本上仿照汉字形体构造，也有其独特的构造方法，如笔画比汉字繁复，撇、捺等斜笔多，无竖钩；会意字比汉字多，象形、指事字极少，类似汉字形小字的音意合成字只表意部分并不表形。
在贺兰山与北山发现有西夏题记的岩画点有贺兰口、广武口砂石梁、石马湾、大麦地、大通沟，在中卫香山岩画中也发现有西夏文字。一般说来西夏文字以独特的结构而易于辨认，凿痕清晰，仅有个别的因石面脱落而字迹漫漶。
西夏文题记或文字有以下几种：一种为佛教用语，如佛教咒语“正法盛苗持”；一种可称为对岩画认识的题记，一般刻制在岩画旁，起提示和认识作用；还有一种是纪年和人名地名题记，如年号、州城或人名；另外一种为祝福词，如“福”等。此外还发现个别单词加“五”等。总之，西夏文字题记的刻制，可视为有意而作，多是对佛教的礼赞和颂扬。这些西夏文题记或文字，对我们认识西夏民族的信仰、宗教，以至于对岩画的认识都有着启迪的作用和实证的作用，同样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在贺兰山众多岩画中，还曾有描绘西夏王李元昊的出行图。画面高约50厘米，宽约100厘米，凿刻制作，刻画着两个人物，其中一人骑马，头戴官帽，佩弓箭，气宇轩昂，身后有两面三角形大旗；另一人在拉马护驾。人物五官齐全，形象生动逼真，战马体格比例适中、矫健有力。总体讲，这幅岩画笔法细腻，线条流畅，形象活脱，同其他岩画相比风格截然不同。只可惜这幅岩刻在后来修渠道时被炸毁了。
从岩画中可以看出西夏民族的发型服饰。羌人早先披发或蓬首，西夏的剃发，是全剃头顶如僧侣，故西夏也可称为是一个僧国。在贺兰口岩画中有一幅剃发、耳垂重环的岩画，再现了西夏时期人们的外貌与装饰。从岩画看，西夏的秃发同契丹的髡发还是有区别的。
其六，西夏岩画与巫术、原始宗教。党项人早期信仰的是万物有灵的原始拜物教即自然崇拜。原始宗教的各种崇拜形式和万物有灵、灵魂不死的意识，构成了原始宗教的主要内容。认为只要与自己有关的都是神，但是诸神中有一个主神那就是太阳神，另外还有山神、地神、羊神、树神、火神等等，这些神其实都与羌族人所从事的狩猎、畜牧及农业有关。他们生活在高山峡谷草原上，生产力低下，生产工具落后，只能仰仗大自然的赐予，只能祈求大自然的恩惠。面对许多事情，许多天灾人祸以及变幻莫测的自然现象，人们的认识是有限的，也只能跪拜在众神面前求得平安。
在图腾崇拜的诸神中，羌族最有标志性的是羊神。就连西夏主李元昊也说：“吾本以羊马为国。”一语道出了党项人的根本。西夏人原以放羊为主，吃羊肉，喝羊奶，穿羊毛，离了羊则无法生存。就是断案子和占卜也要靠羊来说吉祥话。由此可知羊在羌族中的神灵地位是很高的，党项羌自然也不例外。但在祭神的仪式中，则以祭天神和山神最为隆重。在每年的旧历八月初一至初三，是祭山神祈祷丰收的日子，也有的地方到十月份还有一次“还愿神”的祈祭活动。祭祀由端公（即巫师）主持，除妇女以外，全寨其他成员皆参加，祭祀时点燃树枝，还须宰牛宰羊，举行隆重的宗教仪式。在祭祀期间，不许人们上山和砍伐，如遇到天旱，则约集一部分人进山大呼祈雨，但这种祈雨活动又偏偏仅限于妇女参加，男人不许参加。在祈雨时为了求得天神和山神的喜悦，还盛行吊狗祭山并进行还愿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