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远古欧亚大陆，从中国东北部，西至欧洲多瑙河下游，有着一条横贯东西草原地带的北温带草原文化大道。有意思的是，这条草原文化大道与丝绸之路，几乎平行地横亘于地球的北温带。
在这条草原文化大道上，东起点是我国东北大兴安岭以西，在燕山、阴山、贺兰山、祁连山、阿尔金山、天山以北，经过中亚、西亚，直达南欧。位于这条草原文化大道上的我国东北地区和贝加尔湖地区，早在旧石器时代，距今约15000年前，就已经有原始先人活动。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冰期结束，气候逐渐变暖，北方广大地区冰雪融化，在黄河流域掌握了先进细石器使用方法的猎人们便不断地向北发展，他们紧跟动物顺着草原大道渐渐扩展到了贝加尔湖以及黑龙江流域，最早开辟了地球北温带的草原之路。除了各地陆续发现的文物之外，在这条草原大道上，星罗棋布地分布着许多岩画。贝加尔湖一带峭壁上有许多人物和动物的岩画，从风格和制作方法上看，仅仅人们的装饰不同而已，动物形态大致相同，与我国北方系统的岩画别无二致。这些岩画的内容和题材，在北方草原大道上都是一致的，表现出文化上的相似性和可能存在的渊源关系。
可以想象，在北方草原大道上，自旧石器时代以来，我们的古代水洞沟人就是文化的传播和耕耘者，他们身着兽皮，手执弓箭从宁夏北部出发追逐着野兽，沿着草原之路开始了迁移，和远方部落、氏族进行文化交流。这条路一直延续着，古丝绸之路也正好与它交会。
丝绸之路的内涵实质上就是经济之路、贸易之路、文化之路。是通过商业活动，即以商品的交换为动力而进行的东西方文化交往。我国与西域等地的贸易最先通过羌戎、匈奴、突厥等北方草原民族进行。自古以来这些民族都占据着丝绸之路的要道，通过丝路进行贸易，取得必要的生产生活资料。现在可以断定，沿丝路的北方阴山、贺兰山、祁连山，到昆仑山、天山一带形成一条岩画带，这条岩画带的位置正好与丝路相伴相随。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有着内在必然的联系。
岩画始于史前，是人类生存活动连续性的篇章。早在丝绸之路开发之前，就已经存在一条岩画—彩陶文化艺术之路，它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连接了亚、欧、非洲，构成了一条岩画文化艺术的长廊。考古证明，我国北方至中亚一带早在闻名遐迩的丝绸之路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一条以玉石贸易为主的商道，被称为“玉石之路”。
“玉石之路”的路线大致是由现在的新疆和田出发，向东一支经罗布泊、罗布淖尔、敦煌，经喀什、库车、吐鲁番、哈密，在今玉门关、酒泉一带汇合，继续向东延伸，经兰州、西安、洛阳，而达安阳；另一支向西经喀布尔、巴格达而至地中海沿岸，也正是后来丝绸之路所经过的路线。
形成“玉石之路”的基础是玉石的生产与交换活动。玉石在当时被广泛用于生产、生活、宗教活动、政治特权乃至道德宣传等各个领域。昆仑山地区是“玉石之路”最初的发源地，《山海经》列举的产玉之地有一二百处，几乎全部集中在昆仑山。我国东部几乎不产玉石，需求量却很大。这种产地与消费地的距离，促成了玉石交易的兴盛和“玉石之路”的形成。
现有考古资料和历史记载已经证明，中国古代同西域的交往并不限于公元前140年张骞通西域。一部由盗墓者偶然发现于战国墓中的竹简《穆天子传》，以日记体裁记载了约公元前9世纪西周兴盛时第五代君王穆王姬满西行的内容：行程35000里，历时500多天，一路游猎祭祀，在瑶池会见了西王母，流连忘返。再往前推，我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陶罐，出现在中亚、西亚的古地层中；制作于公元前16～前11世纪的商代马头刀、马具等，明显地带有中亚、西亚文化的痕迹；只产于东南沿海的海菊贝制珠饰，在新疆罗布淖尔的原始社会墓群也有发现；西亚新石器时代舞蹈纹彩陶与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一致；西安半坡彩陶鱼网纹符号与西亚彩陶符号一致；产于我国的谷子，通过黄河流域到达两河流域。这些足以说明东西文化交流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也更说明了宁夏岩画的重要价值。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和见证，体现着人类文明的光辉和伟大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