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统组织难民公约》是非洲统一组织出于解决非洲难民问题的目的而于1969年议定通过的。这项地区性难民公约，在肯定1951年公约的难民界定的基础上，对于“难民”的定义作了补充：“‘难民’一词也适用于凡由于外来侵略、占领、外国统治或严重扰乱其原住国或国籍所属国的一部分或全部领土上的公共秩序的事件，而被迫离开其常住国到其居住国家或其国籍所属国以外的另一地去避难的人”。这一具有非洲特色的难民公约，已经成为联合国难民署在非洲进行难民救助的重要法律依据之一，其难民界定也获得了非洲以外地区的某种程度的认可。
与《非统组织难民公约》一样，《卡塔赫那宣言》对1951年公约的难民界定也进行了扩展。除了1951年公约所界定的难民之外，该宣言提出，难民还包括那些因为暴力事件、外国入侵、国内武装冲突、大规模侵犯人权或其他引起严重社会动荡的事情，而使其生命、安全和自由受到严重威胁而逃离该国的人。这个宣言虽然对于各国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却得到了美洲国家组织大会的支持。大部分拉美国家都把该宣言的难民界定作为本国处理难民问题的实际依据，一些国家还将这一界定吸收进本国的法律之中。
从总体上看，上述各种国际公约的难民界定具有一些共同的地方，人们从这些共同性能够一般地将难民与非难民区别开来：首先，难民是指离开了常住国或国籍所在国而进行跨国流动的人；其次，难民进行跨国流动是为了躲避各种灾害和威胁；再次，难民所躲避的各种灾害和威胁是由其常住国或国籍所在国的社会状况尤其政治状况引起的，包括基于种族、宗教、政见进行的歧视与迫害、国内暴力冲突、大规模侵犯人权、外国入侵等；最后，难民进行跨国流动是被迫的，也就是说，难民是因受到客观事件的强大影响而不得不进行跨国流动，在离开常住国或国籍所在国之后，在灾难与威胁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不能或者不愿返回其常住国或国籍所在国。
在当今国际关系的实践中，获得承认的难民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离开了原籍国，并受到已签署联合国或其他地区性难民公约的相关国家政府认可的难民；另一类是联合国难民署根据相关公约认可为难民的人，即“托管难民”（mandate refugees）。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社会保护难民的范围又有了进一步的扩展，即被称为“国内流离失所人口”（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的群体也受到了联合国的关注。这些群体是因为战争、内乱、饥荒等原因而在原籍国国内流离失所的人，尽管不符合各种国际公约关于难民的界定，但也获得了类似难民的待遇。与难民相比，这些国内流离失所人口也是因为遭受到灾难和威胁而进行迁徙的，所不同的是，国内流离失所人口不愿意或者不能够跨越国界，他们在法律上仍然处于本国政府的主权管辖之下。
事实上，各种国际公约对于难民的界定属于法律上的界定。在处理难民问题的实际操作中，寻求难民庇护权的人能否被认定为难民，能否享有庇护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目的地国家的政府或司法机关决定的。因此，难民的法律地位并不完全等同于难民的事实上的地位。不过，不管怎么说，各种国际公约对于难民的界定，尤其是联合国对于难民的界定，已经成为一种广泛的国际共识，构成了各国处理难民问题的基本行为准则，对于国际难民救助活动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
（2）难民问题的严重性
在20世纪的前半叶，世界经历了空前惨烈的全面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难民潮是饱受这场战争之苦的国际社会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严重问题。在战争期间，欧洲的大批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的难民逃离了自己的国家。战争末期的1945年5月，欧洲有大约4000万人无家可归。在这之后，居住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大约1300万德国后裔由于被驱逐出了这些国家而流离失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朝鲜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匈牙利事件和非洲大湖地区的战乱等重大事件，使得亚洲、欧洲和非洲都出现了大批难民。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迫使大约20万匈牙利难民逃往邻国。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有100多万欧洲移民离开了该国。从这场战争开始的1954年到1959年，超过11万阿尔及利亚人逃到了摩洛哥，另有约15.2万难民逃往突尼斯。在非洲的大湖地区，持续的战乱、葡属殖民地的独立运动等事件造成了大批难民，1965年以后的难民人数就一直保持在50万人以上。
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世界难民问题呈现更加恶化的态势。这一时期的大规模难民潮主要出现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在亚洲，第三次印巴战争和东巴基斯坦的独立、印度支那（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战争和苏联入侵阿富汗等都是造成大批难民的主要事件。1971年4月～12月，大约1000万人离开了当时的东巴基斯坦而逃到印度，这成为20世纪下半叶规模最大的一次单一难民迁徙运动。当时，每天约有10万人涌入印度，这些难民中有679万人被安置在825个难民营里，另有310万人被安置在东道国的家庭之中。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共出现了300多万难民。1979年苏联对阿富汗的侵略使得大约630万阿富汗难民在此后的10年里陆续逃往邻国，其中330万人逃往巴基斯坦，300万人逃往伊朗。20世纪80年代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三国国内局势发生严重恶化，使得中美洲地区的难民问题变得空前严重。在这场危机中，200多万人流离失所。除了上述地区之外，非洲也有新的难民产生，20世纪80年代初该地区有45万到62万人成为难民。
冷战结束后，全球难民人数持续保持千万级的庞大规模，难民问题依然严峻。据估计，1991年全世界难民总数是1600万人。其中，西亚、南亚、北非、中东的难民有760万人，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有540万人，欧洲和北美有240万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有120万人，亚洲其他国家及大洋洲有64万人。按照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1995年全球与难民署工作有关的人口为2610.32万人，其中难民为1323.65万人。这些难民主要分布于非洲、亚洲和欧洲：非洲有569.21万人，亚洲有447.96万人，欧洲有210.1万人，其余96万人左右分布在美洲和大洋洲。美国情报部门的一份报告认为，1995年全世界依靠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生活的人数为4100万人，其中国内流离失所人口为2200万人，逃往国外的人口为1600万人。美国难民委员会1995年发布的《世界报告概况》列出了人数最多的几类难民：阿富汗难民为330万人，处于“类似难民境地”的人有10万人；巴勒斯坦难民为320万人，此外至少还有85万人处于“类似难民的境地”；卢旺达难民为150万人；波黑、利比里亚和伊拉克的难民都在50万至100万人之间。至1999年底，全世界与难民署工作有关的人口是2225.734万人，在这2000多万人中有1167.5万人是难民。其中，亚洲有难民478万人，非洲有难民352万人，欧洲有难民261万人，北美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各自的难民数在100万人以下，该年全球难民主要来源于以下国家：阿富汗难民256.2万人，位居首位；伊拉克难民为57.2万人；布隆迪难民为52.4万人；塞拉利昂难民为48.7万人；苏丹难民为46.8万人；索马里难民为45.2万人。
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难民的人数有了一定幅度的减少，总体保持在1000万人左右的水平。2001年全球与难民署工作有关的人口总数是1980万人，其中难民总数为1200万人。在地区分布上，亚洲以580万人居首，非洲以330万人次之，欧洲有220万人，北美洲有65万人，这一年里寻求庇护者比2000年增长了4%，阿富汗成为当年最大的难民来源国，其难民人数约380万人，占全球难民总数的1/3。截至2004年底，根据联合国难民署发布的统计资料，全球与难民署工作有关的人口总数为1920万人，比2003年增加13%。全球难民人数约920万人，占全球与难民署工作有关人口总数的48%。全球难民呈现如下分布：亚洲有347万人，非洲有302万人，欧洲有206万人，北美有56万人，大洋洲有7万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有3万人。阿富汗仍然是全球最大的难民来源国，210万阿富汗难民占到了全世界难民总数的23%。美国难民委员会最新发布的《2005年世界难民调查报告》列出了产生难民的24个主要国家或地区，其中难民数超过50万的国家或地区有：巴勒斯坦地区（298.55万人）、阿富汗（208.82万人）、苏丹（70.35万人）和缅甸（69.18万人）。
严重的难民问题对世界各国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为数颇多的难民为了寻求安全从一国进入另一国，不可避免地会使相关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麻烦，甚至有可能造成国际摩擦乃至冲突。难民涌入邻近国家，有可能使得历史上原本就存在的民族、种族、宗教矛盾激化。
1993年，缅甸政府对盘踞于缅孟边境的穆斯林反政府武装发动打击，造成该国穆斯林难民越境进入孟加拉国。在这次行动中，缅甸军队与孟加拉国军队发生了冲突。1994年卢旺达发生内乱，200多万以胡图族人为主的难民逃到了邻近的扎伊尔（后改国名为民主刚果）、乌干达和布隆迪等国。混杂于扎伊尔东部难民营里的胡图族武装人员，在扎伊尔军队的支持下，对当地具有图西族血统的班族人进行杀戮、劫掠。遭到卢旺达和布隆迪图西族军队武装和训练的班族人进行的报复。卢旺达图西族人的军队借口追击胡图族人武装进入扎伊尔境内而与扎伊尔军队发生交火。
在解决难民问题的过程中，难民的接收国是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的。为了安置大量难民并对他们的生活和就业进行援助，难民接收国需要花费许多资金、人力和物资，这必然给这些国家的财政带来不小的负担。比如，德国政府在1990年为安置难民划拨的专项财政资金为45亿马克，在1992年增加到74亿马克，这些财政支出加大了当时德国的财政赤字。
难民进入接收国之后，除了对接收国的经济会造成影响之外，还可能给接收国的社会稳定带来影响。一些难民由于各种原因而长期失业，这种状况使得一些难民冒险从事盗窃、诈骗等犯罪活动。以德国为例，被安置在德国境内的难民的犯罪率逐年上升。1991年时该国境内难民作案数达到41.56万起，占当年德国所有刑事案件总数的26%。由于难民在经济、社会生活等领域与接收国公民存在着一些矛盾，近些年来某些难民接收国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了排斥难民的现象。针对包括难民在内的外国人的暴力行为，同样也给难民接收国的社会秩序造成了破坏。
除了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之外，规模庞大的全球难民群体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一些难民由于得不到及时的人为救助，不得不依靠无节制地争夺野外自然资源维持生存。居住在坦桑尼亚的卢旺达难民，为了维持日常生计捕杀大猩猩等珍稀野生动物；居住在扎伊尔的卢旺达难民，为了建房和做饭，对扎伊尔维尤加国家公园里的数百平方英里原始森林进行大肆砍伐。难民营周边的土地被大片开垦，植被完全被破坏。在阿富汗，难民高峰过后，200处被难民遗弃的营地需要进行清扫和环境恢复，许多地方由于缺乏资金而被迫放弃，成为不再适合人类生存的不毛之地。
（3）难民问题的成因
从根本上来说，难民潮的出现是由于人的生存环境发生剧烈变化而导致的。人的生存环境的剧烈变化，首要的表现就是社会环境的重大改变，比如政权更迭、暴力冲突、民族矛盾、政治和宗教迫害等。此外，自然环境的急剧恶化所导致的政治和社会冲突，也会造成难民问题。
综观现代社会发生的历次难民潮可以看到，难民问题主要是在国家版图变更、战争冲突、政局变动、民族种族矛盾、经济状况不良和生态环境退化这些主要因素的影响之下产生的。
国家版图变更带来的难民群体一般都是规模庞大的，这是现代国际互动中的一个十分显着的现象。20世纪以来，国际关系中发生过三次比较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些事件导致了三次比较明显的国家版图变更。1914年～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欧洲的政治版图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奥匈帝国的分崩离析，使得这两个帝国境内出现了多个新的国家，不少国家之间的边界进行了重新划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5年，未受到德国阻挠的土耳其政府对其境内的亚美尼亚人进行了大规模驱赶和屠杀。从1915年～1923年，大约100万亚美尼亚人离开了小亚细亚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