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揭开了中日关系发展的新的一页，结束了两国自甲午海战以来的不正常状态，彻底否定了“台湾归属未定论”，为两国以后的发展，对维护亚太地区局势稳定等都有重大意义。
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后初期，两国贸易往来并不是很多，到70年代末，一方面中国国内“文革”结束，全党全国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实行对外开放；另一方面，日本出于政治上牵制苏联霸权主义和经济上加强与中国贸易往来的需要，也为了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在两国政府的努力下，1978年8月12日，两国在北京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条约规定：（1）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2）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3）双方表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4）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等。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是中日建交之后的两国关系史上的又一重大事件，它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对增进两国友好交往，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意义重大。
4.中国对外关系全面发展
1949年新国成立初的50年代，与中国建交的主要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60年代主要是亚非拉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除法国外，几乎没有与中国往来，更没有建立外交关系。随着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的根本改善，以及日本与中国建交，以西欧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改善对华关系，并与中国建交。在整个70年代，西欧15个国家（包括欧共体）与中国建交，这相当于此前中国与西欧建交国家的两倍。到1980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上百个。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国家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也日益增多。到70年代末，中国彻底改变了外交孤立被动的局面。而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全面展开，又为中国对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提升中国国际地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中国正以崭新的面貌开始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参与国际合作，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西欧、日本力量不断增强
1.西欧一体化进程加快，经贸实力不断增强
进入70年代，欧洲共同体首先实现了成员国的第一次扩大。1973年1月1日，欧共体接纳英国、丹麦和爱尔兰3国为正式成员国，从而使欧共体由成立时的6国扩大到9国。新成员国中，英国的政治、经济地位最为重要。本来，英国是提倡欧洲联合最早的国家之一。但是，英国自恃大英帝国的传统地位和英美的“特殊关系”，开始并未加入法、德提倡和主导的欧洲共同体，而是与北欧的丹麦、挪威、瑞典、瑞士、奥地利和葡萄牙等6国于1959年建立了一个“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企图与欧洲共同体相对抗。但事实表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并不是欧共体的对手，欧共体在煤钢领域、原子能领域、农业领域和关税等方面合作进展很顺利，其合作模式已开始成为欧洲其他国家学习的样板，有关成员国因合作而受益匪浅。因此，英国随后改变态度，到1973年同丹麦、爱尔兰一起加入欧共体，共同体由6国扩大为9国后，西欧最重要的4个工业大国都成了它的成员国，大大增强了共同体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到1979年，共同体9个成员国的经济实力已超过苏联，接近美国，其中，共同体的国民生产总值达23938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对外贸易总额达1182亿美元，3倍于美国，9倍于苏联，黄金外汇储备1080亿美元，大大超过美、苏、日三国的总和。
共同体不仅在经济上加强合作，加快经济一体化，而且在政治领域也加强合作。1970年10月，共同体成员国外长会议通过了“关于欧洲政治统一的报告”即《卢森堡报告》，报告明确指出成员国之间要加强政治合作，在重大国际问题上，要相互通气、协商，争取用“一个声音”说话，并决定每年举行定期的外长会议，协调对外政策。1974年，共同体9国首脑会议决定，成员国首脑会议制度化、常规化，每年举行3次，定名为“欧洲理事会”。至此，共同体成立了由首脑会议、外长会议、政治司长会议、专家小组会议等各级会议组成的合作制度，称为“欧洲政治合作”体系。为了加强政治一体化，欧共体还与各国相适应建立了三权分立的组织机构，欧共体部长理事会行使立法权，欧共体执委会行使行政权，“欧洲法院”行使司法权，同时还建立了欧洲议会。1976年9月，欧洲议会的议员从各成员国议会指派过渡到直接选举。1979年6月，第一次普选分别在各成员国举行，选出了410名议员组成欧共体新的议会。新议会的成立，进一步加强了西欧政治一体化进程。
随着欧共体经济、政治以及防务一体化的加强，欧共体在国际事务中力争“用一个声音说话”越来越成为其外交活动的一个特点。1973年10月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对西欧国家触动很大，它不仅导致西欧国家在中东问题上与美国分道扬镳，而且还推动了欧共体成员国进一步团结起来，在外交领域“用一个声音说话”。
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有两件事导致欧共体与美国外交分裂，一是“石油武器”震撼西欧。在1973年10月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盛产石油的阿拉伯国家为了支援埃及和叙利亚对以作战，第一次以石油作武器，向美国及其他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施加压力，除大幅度提高原油价格外，还威胁要对站在以色列一边与阿拉伯国家为敌的国家实行石油禁运。其他地区的石油输出国成员也起而效仿以示支持，这使得依靠进口石油为生的西方国家遭受沉重打击，导致这些国家的生产大幅下降，国际收支恶化，通货膨胀加剧，失业人数激增，从而爆发了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为时最长的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1973～1975年），西欧国家因此遭受损失巨大。他们经过反思，认为如果继续和美国站在一起支持以色列，以后的日子决不好过，因此，决定改弦更张，并纷纷宣布，禁止美国向以色列运送军火的船只在本国港口停靠，绝大多数欧共体成员国加入到这一行列，就连战后以来紧随美国的英国也不例外。二是战争进入停火阶段后，美国撇开自己的盟国西欧国家，企图与苏联包办中东事务，这激怒了西欧，特别是欧共体中的法国，谴责美国这种背信弃义的做法。
以中东问题为开端、“用一个声音说话”成为欧共体成员国在外交领域开展政治合作自觉追求的目标。西欧国家经济、政治及防务一体化的加强，不仅增强了自身的实力与地位，也使美国不得不改变过去不重视西欧“不拿西欧当回事”的做法。1973年2月15日尼克松郑重宣布，1973年将是美国的“欧洲年”，美国在这一年里将集中处理同欧洲盟国的关系。
2.日本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在1955～1973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日本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处于资本主义国家首位。据统计，这一阶段日本经济平均年增长率保持在9.7%。这一速度相当于同期美国的2.7倍，英国的4倍，联邦德国的2.3倍。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1951年占美国的1/5，到1973年达到1/2，居西方国家第二位。
进入70年代后，在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日本经济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转入相对低速稳定的发展时期，但其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仍然处于资本主义世界领先地位。在1974～1979年间，日本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4.1%，大大超过美国、联邦德国的2.5%和英国的1.2%。1973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为4170亿美元，1979年翻一翻，达到10085亿美元。在世界总产值中，美国所占比重从1960年的44.9%降至1980年的22.9%，而同期日本则从3.8%提高到10.2%。在工业生产领域，日本不仅在钢铁、彩电、汽车等产量上居世界领先，而且在电子计算机、半导体等尖端技术领域接近或超过美国，尤其是以上诸多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出口量和竞争能力令美欧国家乍舌。仅以钢铁和汽车为例，1979年日本粗钢产量达1.12亿吨，超过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三国粗钢产量的总和（0.909亿吨），占世界粗钢产量的15%，日本的汽车产量在1979年突破1000万辆大关，达到1004万辆，占世界汽车产量的23.5%。1980年又增至1148万辆，是美国的1.4倍，其中出口为640万辆，比美国、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汽车出口的总和（564万辆）还要多。1979年日本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137亿美元，较1955年的45亿美元增长46.5倍，占世界贸易总量的比重从2.3%提高到6.5%，而同期美国则从14%下降到12%。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使日本贸易收支连年盈余。1974～1980年间，日本贸易顺差累计达622亿美元，外汇储备额也大幅度上升，1980年达到249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