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诗充分说明了白居易所赞美的是什么，对这一方面的赞美，就是对另一方面的讽刺。他的爱憎十分分明，五十篇乐府诗中贯彻了《诗经》“美刺比兴”密切联系实际的精神。最后一篇是《采诗官》，明确指出君主应该搜采歌谣，广泛调查研究，听听各方面的声音。如果“君耳唯闻堂上音，君眼不见门前事”，那便要弄得“贪吏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畏意”。用“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二句作结束，说明了创作《新乐府》的目的和要求。他自己在《寄唐生》诗中说他的乐府诗：“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可以说是《新乐府》五十首最好的说明。
四、被贬江州作司马
元和六年四月，白居易的母亲因患严重的精神失常症死于长安宣平里，按照当时丧礼，必须守孝三年。他把母亲灵柩运回故乡——下义津乡北原安葬了，他自己和一家人在渭河北岸紫兰村（又叫金氏村）中住下来，学习陶渊明躬耕，写有《归田三首》、《效陶潜体诗十六首》等作品，以表示自己的心情，并经常和劳动人民接近，也曾下田参加农业生产，他描写自己的形象是：“谷苗深处一农夫，面黑头斑手把锄。”又说：“四十为野夫，田中学锄谷。”由于亲身体验，深深知道了“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因此他和农民相处得很好：“村中相识久，老幼皆有情。”（《秋游原上》）“若问经过谈笑者，不过田舍白头翁。”
（《村居二首》）可是他究竟是仕宦中人，三年守孝的期限一满，在元和九年初冬，他又回到长安，皇帝给他左赞善大夫的官职，他对于这种陪伴太子读书难以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清闲官职是不满意的。不料到他任职的第二年（元和十年），一次更大的风波在他生活中冲击进来。宰相武元衡、御史中丞裴度于六月三日遭人暗杀，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事后查明，系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勾结宦官，派中岳寺僧人圆净行刺的。）当时掌政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对于这样大的事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予处理。白居易气愤已极，认为这是国家的奇耻大辱，不能安于缄默，即刻上疏请捕杀刺客，以肃法纪。居易《与杨虞卿书》有云：
“……去年六月，盗杀右丞相于通衢中，迸血髓，磔发肉，所不忍道，合朝震栗，不知所云。仆以为书籍以来，未有此事。国辱臣死，此其时耶！苟有所见，虽畎亩皂隶之臣，不当默默。况在班列，而能胜其痛愤耶？！故武相之气平明绝，仆之书奏日午入。……”
可以见到他痛愤不能自抑的心情。可是别有用心的掌握政权的人却认为白居易是东宫官，不应该在谏官还没有上奏章之前就抢先议论朝政，说这是一种僭越行为，不但不奖励他热心国事，反而因此嫉视他，并且选谣诽谤，说白居易的母亲因看花堕井而死，居易不该写赏花和新井诗，有亏孝道，这样的人不能再陪伴太子读书，必须驱逐出京，由中书舍人王涯参奏一本，把居易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
八月间，贬谪的诏书一下来，白居易第二天就赶着上路。按照当时规定，被贬的官吏必须接到公文之后立即离京。因此他只和送别的亲戚杨虞卿一个人话别，其他的人都来不及见面。一路经过秦岭、蓝桥驿、商州等地，到达襄阳。过襄阳之后，由汉水入江，以后便是水道了。一个遭到打击被远谪南方的人心境是悲凉的，路上有一首小诗：
江云暗悠悠，江风冷修修。夜雨滴船背，夜浪打船头。船中有病客，左降到江州。
——《舟中雨夜》
一路上写了不少诗，在鄂州有《夜闻歌者》五古一首，题材内容和后来他在江州写的《琵琶行》，很有些近似。
快到江州，有一绝句：
江回望见双华表，知是浔阳西郭门。犹去孤舟三四里，水烟沙雨欲黄昏。
——《望江州》
十月初旬到江州，有表达他的观感的律诗：
浔阳欲到思无穷，庾亮楼南湓口东。树木凋疏山雨后，人家低湿水烟中。菰蒋马行无力，芦荻编房卧有风。遥见朱轮来出郭，相迎劳动使君公。
——《初到江州》
白居易自己所说的“流落江湖，几沦蛮瘴”的生活从此开始了。
白居易的司马官邸，座落在浔阳城西门外，离湓浦口很近，北临大江，背靠湓水。庭院的北面，是一个绵亘不断，长约数千尺的土冈，冈上竹林青翠，树木茂盛。宅后有个园子，里面也种满了各种树木。这里环境幽静，景色宜人。他知道这次谪居。时间不会太短，便在公余之暇，按照自己的喜好重新修葺子整个官舍和庭院。把山樱桃树移栽到院子里，从宅后的园子里把十八株石榴花移到厅前，又在院内点缀了许多杜鹃花，“亦知官舍非吾宅，且山樱满院栽”，一方面是因为他有爱花的癖好，另一方面也是借此抒散自己的愁闷。
刚到江州，居易的思想很不稳定，江南的生活，他不习惯，但他努力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慢慢地，他表现出一种超脱和平静，只有杨夫人了解他内心的苦闷和失望。
不久，他接到元稹的《叙事寄乐天书》，引起了他对诗歌理论的思考。在这年冬天的一个苦寒之夜，他给元稹写了一封长达三千二百六十七字的长信，从古代诗歌发展的历程，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对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诗歌的基础是“事”，即客观社会现实，所以诗歌应当反映现实生活。第一，他主张“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即一方面要为现实而作，一方面要反映现实，并要具有时代精神。这一有名的论断是前无古人的，为后代诗人指出了明确的现实主义方向。第二，他还论述了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意”。如果把诗歌比作一枝花的话，根情、实意是内容，苗言、华声是形式，二者缺一不可。他畅论诗歌当继承国风、陈子昂、杜甫的传统，以揭露民生疾苦为主旨，而不以嘲风雪、弄花草为能事。他把这些在心中考虑了多年，却因故少暇而未说出来的看法一一诉诸笔端，这就是有名的文艺理论着作《与元九书》。
尽管心情平静了，但是在受谤遭贬的境遇里，他也未曾忘记前方的战局，他时刻牵挂着淮西前线的士卒，更念念不忘沦落在战区的百姓，唯愿早息战火，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为他们写下了一篇又一篇的诗章。当然，在这时，对他来说，最主要的是要忘记现实带给他的烦恼，全心全意地寄情于山水。
照唐代官制，州司马是刺史下面的辅佐之官，实际上无事可干。白居易自己说过：“若有人畜器贮用，急于兼济者居之，虽一日不乐。”他本是很有才干而又“急于兼济”的人，偏让他当这种闲官，当然郁郁不乐了。但在郁郁不乐的岁月中，却写了不少好诗，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琵琶行》。
按照这首诗中所写，这一故事的内容是这样的：
元和十一年的一个秋夜里，诗人在浔阳江头和友人话别。在舟中的离别酒筵上，面对着凄清的秋月，正在伤感，这时忽然听到邻舟中传来弹琵琶的声音，派人询问，原来弹琵琶的是一位独守空船的女子。诗人移船相近，邀她见面，请她再弹一曲。曲罢，谈话中间，知道她曾经是长安的着名歌妓，可是，等她年龄渐大，容减色衰，那些曾经朝暮追求她的公子王孙便都不再上门了，她不得不和一个商人结合在一起，从长安漂泊到江湖之上。现在商人又往浮梁买茶，便把她孤零零地抛弃在江州，她只得在这儿独自过着寂寞的生活，弹弹琵琶以寄托她的幽怨的情感。诗人听了她的自述，对她表示无限的同情，同时联想起自己过去在京城中的荣华生活，不幸遭遇到权贵们的打击，被驱逐出京，情景是和这个可怜的女人相类似的。因此兴起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叹息。他们的身世遭遇，同样体现着深刻的社会内容，诗人概述这个妇女的身世遭遇。
诗人对于这个歌妓的由欢乐而悲凉的身世遭遇不仅同情而已，更主要的是联系到自己的贬谪生活来做对照。看起来好象比拟不伦，为什么他自己要和歌妓相提并论呢？不知诗人正想借这个歌妓的形象深刻地揭发出封建社会摧残妇女的罪恶，同时将自己不幸的遭遇和失意的心情也倾泻出来，表示抗议。“我从去年辞帝居，谪居卧病浔阳城”一直到“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就是最好的自白。
在江州，白居易愈来愈感到命运的力量是那样强大，人没有力量扭转命运。
他无力摆脱困难的处境，最后只能归之于命运。他内心无休止的矛盾和斗争慢慢地停歇了下来，既然不能兼济天下，那就只好独善其身了，“安时顺命”的情绪控制了他，他不想再挣扎了。到江州后的第二年他在环境优美的庐山营建了草堂，打算终老斯地。他已经四十六岁了，前途茫茫，也许在佛门能得到精神上的解脱，向佛之心愈来愈强烈，他开始在东林寺学禅了。
到江州的第三年，他又添了一个女儿，取名阿罗，夫妻二人甚感安慰。但也是在这一年，他的长兄白幼文去世了，又使他非常伤感。
这一时期，他的诗歌创作却进入了低谷，由于被贬谪的苦闷及现实生活中的重重哀愁，他只写了一些描写个人身边生活琐事的诗篇，流露出悲怨凄苦的情绪。
好在朝廷的局势又发生了变化，吴元济伏法，淮西战乱平定，朝廷威望日重。
裴度、崔群等人入相，崔群和他是老朋友，形势对他是有利的。
不久，由于崔群等友人的援掖，元和十三年的十二月，居易终于等到了盼望几年的消息：奉诏除为忠州刺史。贬谪之官得到呈移，而且升了格，就任刺史，使他十分高兴。元和十四年二月，他就带着全家，包括他聪慧可爱的小女儿阿罗离开了江州。
五、忠州刺史
忠州离长安二千二百二十二里，接近南方边境，城在长江北岸，居民沿山势筑室而居。街道狭小，人烟稀少，时有虎豹出没，十分荒凉。
居易在长江逆水行舟往忠州进发时，又久久地思考着自己今后的道路，他感到必须改变自己的处世方法。他太累了，个人的力量也太微弱了，他没有力量再应付现实生活给予他的打击，没有力量再和那些邪恶势力进行斗争，也不想再成为这种斗争的牺牲品了。知足保和，随遇而安，应当是自己今后奉行的人生哲学，当然自己绝不会同流合污，随波逐流。这个决定，标志着他思想的重大改变，虽然与“兼济天下”是矛盾的，但却符合“独善其身”的愿望，可以说是他精神上的唯一出路。
虽然没有了雄心勃勃和嫉恶如仇，代之以心平气和和洁身自好，但对老百姓的一片爱心并没有泯灭，他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职权范围内，为百姓做一些好事。
要知道，再过两年，他就到“知天命”之年了。
在忠州，他决心“下安凋察，上副忧勤”。所谓“下安凋察”就是解除百姓的痛苦。每到深夜，他难以入眠的时候，听到百姓们齐唱竹枝词，倾诉他们的苦难，居易就内心不安，为不能替他们解除痛苦而内疚。但有限的个人力量，怎能改变那么多人的命运呢？他只能尽自己的力量改革地方吏治，劝农均租，省事宽刑。他还能做的就是：常常周济一些贫穷的无依无靠的老人，或流离失所的不幸的人们。
在忠州，他发现了城东的一片坡地，把它称之为东坡。利用公余之暇，大量栽种花木，又在东涧种了许多柳树。写了《步东坡》和《东涧种柳》各一首，以记其事。在离城十里的山中，有一条名叫玉溪的小溪，源头有潭，溪旁古木苍然。
其中有一种木兰树，花大如盆，北方无此佳木，居易十分喜爱，请人为之作画并亲为题诗三首记述木莲之大概。
忠州的荔枝，色香味俱佳，堪称一绝。居易在州治的西南隅，建造了一座荔枝楼，又称西楼，也请人画了荔枝图，并写了一篇序，就是有名的《荔枝图序》。
一年过去了，他在忠州度过了一个无雪的冬天。冬去春回，春暖花开，居易心情渐渐轻松，便在刺史府的庭院里，开了一个“与民同乐”的酒会。当地的蜀儿巴女，纷纷前来赴会。庭院里放着许多酒坛子，坛子又插着许多藤枝，人们可以随意吸酒。偌大的院子，人声嘈杂，鼓声隆隆，一片欢声笑语，有人引吭高歌，有人婆娑起舞，亦可与刺史闲话家常。居易的属吏、幕客也都杂坐百姓之中，官民同乐，居易特写诗以记其事。
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宪宗暴卒于长安大明宫的中和殿。新君继位，是为穆宗。宪宗在位十五年，诛除群盗，睿智英断，尽管任用宦官，有时不辨视听，但仍不失为一个有作为的好皇帝。居易在宪宗朝虽不太得志，但他毕竟是宪宗提拔起来的，心中感念知遇之恩。现在宪宗暴卒，他很难过，新君如何，谁又能预料呢？他估计自己在忠州至少要呆三年。没想到，这一年的九月，他就接到除命，拜为尚书司门员外郎，自忠州召回。
居易感到喜出望外，历时六年的外官生活，终于可以结束了。虽然在忠州只呆了两年，要离开它，又感到依依不舍。城东开元寺，他新栽的柳树还没有垂条；在东城，他手植的桃李也将及成林。这一切都使他留恋，一切都使他挂牵。他写诗道：
二年滞留在江城，草树禽鱼尽有情。
何处殷勤重回首，东坡桃李种新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