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到他可能永远不会再到这里来了，他想到他曾生活过两年的地方虽然地处荒蛮，却也四面春色，特别是蜀巴儿女对他的深情眷恋，使他不忍心骤然弃之而去，每想及此，不禁黯然神伤。但对于除命归京还是由衷地高兴。在作好了一切准备后，他带着全家人登上官船，沿长江顺流而下，穿过白狗峡，路过黄牛峡，来到洞庭湖口，折转向北，直奔鄂州，入汉水，逆流而上，到了襄阳，弃舟登岸，走上商于大路。来到这里，他百感交集，六年前贬往江州时的情景都历历在目，而他自己已经历了人生的重大转折。
六、再到长安
他又回到帝都长安了，朝廷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宰相萧是进士集团的代表，倾向革新，另一宰相虽属旧官僚集团，但为人开朗正直，所以居易的友人都纷纷重新被启用入朝为官。元稹迁为祠部郎中、知制诰，钱徽、李宗闵、李绅、李德裕、李绛、崔群、韩愈、杨虞卿、杨汝士、张籍等都改官升迁。居易官阶较低，感到不好意思，一度又产生退隐的想法。可是不久，就被授为主客郎中，知制诰。
这是一个比较显赫的职务，可以参与朝廷大事，接近皇帝，实际上就是中书舍人的工作。
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白居易正五十岁，受诏与中书舍人王起，复试礼部侍郎钱徽下及第人郑朗等，这次重试进士，是当时政治上的一件大事。
白居易的许多友人和这个案件有关，而且因为这个案件，使得李宗闵、李德裕党争的壁垒更加分明。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钱徽主持进士考试，事前西川节度使段文昌保荐杨浑之，翰林学士李绅保荐周汉宾，钱徽不理。揭晓后二人榜上无名。中选的是郑朗（郑覃之弟）、裴（裴度之子）、苏巢（李宗闵之婿）、杨盈士（杨汝士之弟）等十四人。段文昌不服，向穆宗诉奏此次考试不公，所取都是权贵子弟，并无实学真才，应该重新考试。穆宗又向李德裕、元稹、李绅等征询意见，李德裕、元稹都和李宗闵有仇隙，李绅也因保荐周汉宾没有中选，很有意见，便一致主张重考。结果钱徽下及第人郑朗、苏巢、杨盈士都考得不好而落选，只有裴因裴度的关系特赐及第。钱徽因此被贬为江州刺史，杨汝士被贬为开江令，李宗闵被贬为剑州刺史。从此李德裕、李宗闵两个官僚集团，各分朋党，互相倾轧，继续了四十多年。
白居易对于两方面的党派私斗，决不参加，奉旨复试，只有秉公处理，虽在《论重考试进士事宜状》中说郑朗等“情有可原”，也是就事论事，他对于这个案件是无所偏袒的。
居易虽然知足保和，但他行在“独善”，对自己的行为品格持正极严，在公务上一贯坚持奉公守法，为人上正直不阿。这一年八月，他奉诏去田布家，宣谕田布拜为魏博节度使，田布赠绢五百匹，居易不受却还。穆宗出面，派中使第五文岑，到府上相劝，居易还是坚决不受，并写了《让绢状》，力矫恶习，坚持廉洁奉公。另外，居易在朝廷上依然敢于坚持正义，决不随波逐流，他的言行，赢得了士林的敬重。
长庆二年，元稹入朝为相，有意解除裴度兵权，怂恿穆宗罢兵。穆宗听信元稹，诏除裴度为东都留守，判东都尚书事。居易坚决反对元稹的这种作法，不顾二人友情之私，上《论请不用奸臣表》，揭露元稹之非。
居易在朝的廉洁、正直、不以私害公的品格，深为时人赞许。但是人心叵测，君心易变，他虽然知足保和，不涉党争，并与同朝多数官员关系融洽，但世事难料，七月份，朝廷竟罢去居易的中书舍人，诏除他为杭州刺史。
七、出任杭州刺史
其实，居易内心是十分愿意出任杭州刺史的，这曾是他少年时代的一个梦想。
那时他从心底里羡慕韦应物、房孺复为苏杭刺史的风流潇洒，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就任苏杭刺史，领一郡之事，为一方之主。
现在居然去杭州做刺史，可说宿愿已偿，心中自然快慰。因汴、淮有战乱，交通阻塞，取道襄、汉赴任。他有一首五古，自叙求得外任的经过及其心情。后半有云：
……昔予贞元末，羁旅曾游此。甚觉太守尊。亦谙鱼酒美。因生江海兴，每羡沧浪水。尚拟拂衣行，况今兼禄仕。青山峰峦接，白日烟尘起。东道既不通，改辕遂南指。自秦穷楚越，浩荡五千里。闻有贤主人，而多好山水。是行颇为惬，所历良可纪。策马渡蓝溪，胜游从此始。
——《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蓝溪作》
一路上登山临水，写了许多记游即兴的诗篇。到了江州，旧地重游，许多知交排队出郭欢迎，向他询问别后的情况，他很谦虚地说：“又校三年老，何曾一事成。”沿途遇到的老百姓指点着这位以写诗出名的司马，象他诗中所说的“郡民犹认得，司马咏诗声”。他上岸匆匆访问了旧居“遗爱草堂”，只宿了一夜就又去赶路了。路上经过三十昼夜还不能到达杭州。“烟波三十宿，犹未到钱唐。”
可见那时旅行的艰困。
到了杭州，忙于郡政，同时又忙于游览。他徜徉湖上的时间最多，入山游览较少，连天竺、灵隐总计他在任上三年，前后也不过只去了十二回，他自己说：
“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留题天竺灵隐两寺》）别的偏远地方去的更少。
他对于杭州刺史这个官职是十分满意的，可用下面的诗句来证明：
……山林太寂寞，朝阙空喧烟。唯兹郡阁内，嚣静得中间。
——《郡亭》
……郡中起晚听衙鼓，城上行慵倚女墙。公事暂闲身且健，使君殊未厌余杭。
——《腊后岁前遇景咏意》
他认为做京官不好，做隐士也不好，只有做杭州刺史不太闹也不太静，最好。他真愿在杭州多做几年官，可惜“皇恩只许住三年”，未免有些遗憾。
他写了许多歌咏湖山之美的七律，如《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杭州春望》、《余杭形胜》、《春题湖上》等，传诵最广。此外还有下面两首：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钱唐湖春行》
半醉闲行湖岸东，马鞭敲辔珑。万株松树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楼角渐移当路影，潮头欲过满江风。归来未放笙歌散，画戟门开蜡烛红。
——《夜归》
前一首用白描手法刻划早春的景象，具有无限生机的喜悦之情，后一首写湖上夜归的情况，历历如绘。我们读了上面这两首诗，还可以证明西湖的白堤并不是白居易开始兴筑的。当他自己在诗中说“白沙堤”和“十里沙堤”的时候，他还到杭未久，可见在他未来之前早已有十里沙堤了。他又有“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杭州春望》）之句，更足以证明白堤不是白居易开始兴筑的，如果是他开始兴筑的，他还要问“谁开”吗？这是因为后人特别爱戴他，所以用“白公堤”来代替“白沙堤”罢了。
唐代的苏州，是东南大郡，版图十万户，周遭四十七里，西有姑苏山，西南有太湖，名胜古迹，遍于境内，物华天宝，湖光山色，居易不胜欣喜，大遂平生之愿。
在苏州任上，居易公务繁忙，不敢稍懈，宵旰勤劳，尽心尽职。他先修建了从门到虎丘的道路，以利游人行走，这就是山塘路，又称白公堤。堤下有一条宽渠，直通运河，又在渠里栽种了桃树、李树、荷花数千棵，红男绿女，游人如云。居易写诗道：“自开山寺路，水陆往来频。”因为他勤政爱民，政绩卓着，深受苏州百姓爱戴。公余之暇，他便畅游山水，纵情诗酒，与和州刺史刘禹锡唱酬颇多。
居易虽然游兴极高，但身体却日渐虚弱，咳嗽痰多，心绪也开始不佳。一次在游完灵岩寺归家的途中，不幸堕马，摔伤腰脚，伤势不轻，卧床一个多月，才能起来行走，而且他原来就有的眼疾，也愈来愈重，眼前总是雾雾蒙地看不清东西，于是萌发了辞官的念头。他告了一百天的长假，一直休息到八月底，假满之后，因眼病的原因，免去了他的刺史职务。他一面准备北归，一面遍游胜地，凭吊古迹。那灵岩的钟声，太湖的烟水，小西湖的绮丽，白云寺的缥缈，都使他流连忘返。特别是州民对他的深情厚意，更使他感到难以割舍。动身的那一天，属吏、州民抬着酒席，吹奏着乐器随船相送，依依数十里，不肯离去，使他极为感动。他叹道：“还乡信有兴，去郡能无情。”
可喜的是，行到扬州时，与刘禹锡不期而遇，二人都喜出望外，相携在扬州到处游赏，有时对酒联吟，有时引吭高歌，写下了不少动人的诗篇。刘禹锡写了《白太守行》，居易写了《答刘禹锡白太守行》，居易又在一次酒筵上写了《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刘禹锡又写了《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在扬州盘桓半月之久，才离开扬州沿运河北上，经过楚州，来到汴州，二人才依依分手。
文宗大和元年正月底，居易回到洛阳，使他伤心的是，弟弟行简已于去冬逝世了。这时他刚过了五十六岁，许多友人如王质夫、李建、元宗简等都已相继离世，但弟弟的逝世确实使他震惊之余又悲痛万分，心绪更为不佳。加上敬宗为宦官刘克明所杀，文宗即位改元的政局变动，都使他感到世事难料，人生无常，他不想再作官了，只想以诗酒自娱。但新上任的裴度和韦处厚都与他友情深厚，坚决不同意他在家赋闲，于是三月，居易又征拜为三品秘书监，并赐金紫。他只好回到长安新昌坊。
秘书监这个职务既清闲，又远离政治纠纷，居易较为满意。他的许多老友都在长安，如崔群、杨汝士、庾敬休、张籍、王建等，生活并不寂寞。十月份，文宗诞节，诏居易与安国寺沙门怀义、太清宫道士杨弘元，在麟德殿论儒释道三教教义，并写了《三教论衡》之文。在这两年里，他编辑了两本诗集：与元稹唱和的《因继集》和与刘禹锡唱和的《刘白唱和集》。大和一年十一月，他奉使去洛阳，刚过了年，就诏除他为刑部侍郎，三月初，他又动身回长安。刑部侍郎是个权官，正四品下，掌管天下刑法及徒隶、关禁之政令。他也感到高兴，便写信告诉元稹。
任职不到一年，好友宰相韦处厚暴病而亡，他的精神又受到很大的震动，加上身体衰弱，杨夫人和女儿阿罗都劝他分司洛阳，回家休养，他心里也极希望避开朝廷纷争，尽管所任的官职权势颇高，但他对名利已愈来愈没有兴趣，便又一次开始了“百日长告”。假满之后免去刑部侍郎，诏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他不留恋这显赫的官职，为能离开政治漩涡而暗自庆幸。当然，要永远离开政治舞台，不能说，他没有一点伤感。
如果说在杭州、苏州刺史任上，为老百姓办了一些好事，解除了他们的部分危困，是他早年“兼济天下”之志留下的余光余热的话，那么这一点余光余热所闪现的火花现在已经逐渐冷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