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退隐洛阳
五十八岁的白居易，如释重负地离开了长安，在回洛阳的路上，他优游山水，访友吟诗，走了十三天才到洛阳。
洛阳的朋友也很多，如东都留守令狐楚、河南尹冯宿、挚友崔玄亮等，他和他们游山玩水，饮酒赋诗，既不寂寞，又不繁忙；既无党争之虞，又无俸禄之缺，能这样安度晚年，还有什么不满足呢？他真正体会到分司的妙处，便在《中隐》这首诗中很坦率地表明了自己知足的思想：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
终君无公务，随月有俸钱。
在宦官专权，党争激烈的大气候里，一般朝臣，无不陷入牛李党争，居易能超然物外，远离是非，这与他淡泊名利，洁身自好的品格有很大的关系。
他的挚友元稹早年也和他一样刚直不阿，嫉恶如仇，但却晚节无行。一是勾结宦官以求升迁，再是在浙东七年，素无俭德，以渎货闻于时，从渐东回到长安，腰缠万贯。居易虽然与他友情深厚，但对他的这些作法，颇不满意。
白居易之所以产生消极退休思想，主要由于怕卷入党争的漩涡，想全身远害，加之道家清净无为、知足保和，佛家“求无生”、“归空门”，都早已在他思想上生了根，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因此在他晚年的作品里充满着消极颓唐自我陶醉的东西。他在《序洛诗》中说：“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此而不适，何往而适哉，兹又以重吾乐也。”这已经把他的态度表白得非常清楚了。所谓“独善其身”，无非是明哲保身这种消极处世思想在作祟罢了。在下面一首诗中得到进一步的说明：
是岁太和八，兵销时渐康。朝廷重经术，草泽搜贤良。尧舜求理切，夔龙启沃忙。怀才抱智者，无不走遑遑。唯此不才叟，顽慵恋洛阳。饱食不出门，闲坐不下堂。子弟多寂寞，僮仆少精光。衣食虽充给，神意不扬扬。为尔谋则短，为吾谋甚长。
——《饱食闲坐》
这里面所谓“怀才抱智者，无不走遑遑”，实际是指李训、郑注等当权后揽用才智而言。太和九年有所谓“甘露之变”，李训等叫人奏金吾厅后石榴上有甘露降，认为是一种祥瑞，文宗和大臣宦官等都去看，李训想趁此机会捕杀宦官，不料机谋泄漏，宦官仇士良率领禁军反而把李训、王涯、贾等都杀了。白居易闻此消息，有“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的诗句。有人认为这是白居易幸灾乐祸的思想，苏轼认为“乐天岂幸人之祸者哉，盖悲之也。”我们认为白居易虽不一定就幸人之祸，但这种所谓“为吾谋甚长”的思想实是不好的，这首诗末二句：“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宁愿做乌龟在泥中曳尾，显然是受了庄子消极思想的影响。晚年所作《禽虫十二章》，即用“庄列寓言”和“风骚比兴”作为思想基础和表现形式而写出来的寓言小诗。此外，象《山中五绝句》、《池上寓言二绝》、《池鹤八绝句》、《问鹤》、《代鹤答》等，都是充满着老子和庄列的思想感情的作品。
当时在洛阳还有“留守东都”的裴度，他也因宦官用事，在政治上极不得意，筑午桥庄、绿野堂以娱老。开成二年，河南尹李待价（李珏）修禊洛水之滨，启留守裴度，裴度召集白居易、刘禹锡等十五人宴会。白居易在《三月三日祓禊洛滨》诗序中说：
……尽风光之赏，极游泛之娱，美景良辰，赏心乐事，尽得于今日矣。若不记录，谓洛无人。……
诗的首句是：“二月草萋萋，黄莺歇又啼。”裴度也能诗，加之刘禹锡是“诗”中之“豪”，白居易是“诗”中之“仙”之“魔”，吸引力很大，和唱者很多，洛中诗酒文会，因之盛极一时。
可是好景不常，开成四年裴度死了，宾朋散尽，五年白居易把乐妓樊素遣散了，心爱的骆马也卖掉了。由于病，他的心情寂寞：“病共乐天相伴住，春随樊素一时归”，“觞咏罢来宾阁闭，笙歌散后妓房空”。他又写有《不能忘情吟》，及《别柳枝》等诗篇。《别柳枝》中竟至于说“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柳枝本是在春风中摇动的，没有柳枝还要春风干什么呢！一个乐妓离去，他连春天也不再想度过了，更说明了他思想的消极灰暗。他到了晚年“在家出家”的思想占了主导地位，他的形象像他自己所描绘的“中宵入定跏趺坐，女唤妻呼都不应”，虽然还活着，却已经“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了。
九、晚年岁月
空门寂静老夫闲，伴鸟随云往复还。
家酝满瓶书满架，半移生计入香山。
——《香山寺二绝》之一
白居易归洛以后，爱香山寺地方清幽，又和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自称香山居士。常常乘着肩舆入山，穿着白衣裳，曳着长手杖，徘徊寺中。照上面诗中所说，他已经把家酿之酒和满架之书全都移入香山寺中了。尝在初冬微雪时，和僧佛光同乘小船，从建春门赴香山。他坐在船后，用小灶蒸饭，同时又烧菜烹茶，溯流而上，或低吟，或长啸。看见他的人，都羡慕他的闲情逸致。太和六年，元稹死了的第二年，他用元稹临死之前送给他的价值六七十万的礼物（墓志文的报酬），重修香山寺，写有《修香山寺记》。
晚年的居易，饮酒赋诗，访友闲游是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年已七十高龄，官居太子少傅，人闲俸丰，虽然膝下无子，但女儿为他添了一个外孙女引珠，夫人健在，可以安享天伦之乐。
居易晚年生活的另一重要内容就是笃信佛教，自命为佛门弟子，许多时间都在佛寺中度过。他早年不信佛道，但自贬官江州后，深知仕途艰难，除寄情山水诗酒，借旷达以自遣之外，转而学道炼丹，继而皈依佛教，现在他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每肩舆往来，白衣鸠杖，自称“香山居士”。
他涉足佛教时间很长，受影响也很深，和许多名僧都有过交往。早年他曾“求心要”于洛阳圣善寺凝公法师，据说凝公曾授他八个字：“曰观、曰觉、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济、曰舍。”他据此而创作了“八渐偈”。
居易曾问禅于鸟窠禅师。那禅师常在松树上栖止修行，故名“鸟窠”。有一天居易来到树下拜访禅师，看见禅师端坐在摇摇欲坠的鹊窠边上，便惊呼：“禅师太危险了！”那禅师却道：“我坐在树上一点也不危险，倒是你的处境很危险！”居易不解，禅师道：“薪火相交，纵性不停，怎能说不危险。”他意指宦海沉浮、勾心斗角，危险在即。居易略有领悟，又问佛法大意。禅师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居易又作一偈请教禅师：特入空门问苦空，敢将禅事问禅翁。
为当梦是浮生事，为复浮生是梦中？
禅师作偈回答：
来时无迹去无踪，去与来时事一同。
何须更问浮生事，只此浮生是梦中。
意思是说人生本身就是梦，是幻，无须对梦与人生横加区别。居易心悦诚服，遂拜禅师为师。到了晚年，感到此生将尽，又无子嗣，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皈依西方弥陀净土的愿望，佛教成了他晚年的精神支柱，他也用佛教来陶冶性情，崇佛之心愈来愈盛，既归心南宗，又信仰净土。他祈愿今生能摆脱苦难，获得幸福，对于死后要去的地方，并不介意。他舍自己的住宅为“香山寺”，醉心念佛，并融佛理入诗，他在《香山寺》诗中写道：
空门寂静老夫闲，伴鸟随云往复还。
家酝满瓶书满架，半移生计入香山。
又道：
爱风岩上攀松盖，岁月潭边坐石稷。
且共云泉结缘境，他日当做此山僧。
诗境悠闲飘逸，心泰神宁，完全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佛家弟子了。
他虽然有着浓厚的“人生如梦”、“万事虚幻”的情绪，但更重要的是他的乐天知命。“人生七十古来稀”，他已年届七十，全无冻馁之苦，安享天伦之乐，他还要求什么呢？该满足了！到七十一岁时，他要急流勇退，又开始了“百日长告”。他想彻底退出政坛，假满官停，暂时没有了俸禄，对此他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在《达哉乐天行》中他表示，死生对自己已是无可无不可了，生计还算什么问题呢！他可以变卖自己微薄的家产以维持生计。他的挚友崔玄亮、裴度、杨虞卿相继去世了，除了使他倍感寂寞之外，还使他正视自己的日子也不多了。他为自己画了像，打算留给后人。当然，他的俗念并没有完全消失净尽，他想，作了一辈子官，最后总得有个致仕的名分吧，他给牛僧孺写了信，在《戏问牛司徒》一诗中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这一想法。牛僧孺接受了他的要求，向朝廷呈报了他的情况，遂即奉诏，以刑部尚书致仕。居易由衷地高兴，用不着变卖家产了，他完全彻底地退出了政治漩涡，连原来分司官每月参加一次的“拜表行香”的活动也不用参加了。
朝廷的党争愈来愈残酷，愈来愈无情，他为自己能远避党争而欣慰。他感到自己是明智的，不恋官、不贪财，清心寡欲，随遇而安，晚景的安定使他十分满足。
但是话说回来，其实，他又何尝能真正解脱呢？他虽远离政治，却又关心着朝廷的起伏动静。表面上的游山玩水，饮酒赋诗，却无法冲淡他内心的紧张和焦虑。曾经那样勇敢地站出来为民请命的诗人，他内心的热情是不可能真正熄灭的，直到年老力衰，他还在牵挂着百姓关心着百姓，只是自己无能为力罢了。不过，他还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会昌四年，他已七十三岁，他又拿出自己的家财疏浚开凿了伊河、龙门潭以南的八节石滩和九峭石，为过往的舟子解除了痛苦，使他们再也不用在寒冷的夜晚，赤脚泡在水中，推舟拉纤。他说：“我身虽没心长在，暗施慈悲与后人。”诗人已经竭尽全力了。
会昌五年，他在履道里宅做东道主，举行了一次“尚齿之会”，连他一共七个老人，加起来五百七十岁，他与张浑最年轻，同为七十四岁，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大型活动了。
会昌六年三月，武宗因服丹药中毒而死，宪宗十三子李忱继位，是为宣宗。
宣宗敬仰居易的人品，又倾慕他的诗才，想要拜他为相，后因他年事已高，且又多病，只好作罢。五月，拜白居易的堂弟——白敏中为相。居易这时身体衰病，已不能执笔写诗了，所以家族中这样的大事，他竟未能写诗记之。
这一年八月，白居易溘然长逝，享年七十五岁，遗命薄葬。朝廷赠尚书右仆射，谥曰“文”，葬于洛阳龙门。
关于他的诗文，他曾整理过好多次。开成四年整理的文集七帙，合六十七卷，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会昌五年五月一日写的《白氏集后记》又说：
白氏前着《长庆集》五十卷，元微之为序，后集二十卷，自为序。今又续后集五卷，自为记，前后七十五卷，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
三千八百四十首，包括诗和笔（文），这是最后总结的数目字。他的集子共抄五本，分署五处。清人朱彝尊说：“诗家好名，未有过于唐白傅者。既属其友元微之排缵《长庆集》矣，而又自编后集，为之序，复为之记。既以集本付其从子外孙矣，而又分贮之东林、南禅、圣善、香山诸寺，比于杜元凯岘山碑尤汲汲焉。……”
由于诗人十分注意自己作品的编辑和收藏，才使我们能够读到他的比较完整的诗文集，正应该感谢他的辛勤的成就。朱彝尊批评他“好名”，其实这种“好名”还是和一般沽名钓誉者有所不同。
白居易从六十八岁起，就得了风痹之症，后经治疗有所好转，最终还是因身体衰弱，至唐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逝世，年七十五岁。葬于龙门山。
河南尹卢贞刻《醉吟先生传》于石，立于墓侧。李商隐写有《唐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铭并序》。旧传洛阳人和四方游客，拜白居易墓的，常用杯酒祭奠，墓前方丈宽的土地上常是湿漉漉的没有干澡的时候，可见他得到后人的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