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十大文豪王安石
48592100000001

第1章 导言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丰山,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世称临川先生。因曾封荆国公,人称王荆公,谥号“文”,又称王文公。

王安石所处的北宋中期,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交困,而统治者又因循苟且,不思振作,这是一个弊端丛生、孕育变革的时代。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王安石经过自身的努力,不仅以一个文化艺术的多面手,而且以一个杰出的改革家而彪炳史册。

在政治上,他倡导熙宁变法,是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年青时就以稷、契自命,有着远大的志向。以后在长期任地方官的过程中,对各种社会积弊有了更深切的了解,于是“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宋史·王安石传》)仁宗时,他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系统的变法主张,但未被采纳。神宗接位后,锐意改变现状,王安石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揭示当时在“无事”背后所隐伏着的深刻危机,又在不少场合与神宗议论治国变法之道,深得神宗赏识。不久,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第二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全面推行新法。当时士大夫们为了清除社会弊病,进一步巩固封建统治,争言便宜,以变更旧制,提出了各种各样改革政治的主张。而王安石所实行的以富国强兵为目的,以理财整军、加强法治为主要内容的变法,相对而言,是对症下药,较为彻底的。事实上,实施后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使国家财政状况好转,危弱局面改观上起了积极作用,某些新法还被后世保持下来。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反对派的阻挠以及其自身的缺陷、流弊,熙宁变法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在变法过程中王安石所表现出的对改革事业的远见卓识,执着态度和顽强意志,至今仍能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列宁称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他是当之无愧的。

在哲学上,他创立荆公新学,是富有革新精神的思想家。王安石主要学习儒家着作,而对诸子百家之书,尤其是法家、佛学和老庄思想都有所吸纳,并在此基础上对传统儒家经籍作出新的解释,一时号为“新学”。他认为宇宙万物是由物质性的元气所构成的,具体地说,是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元素的变化,推动了宇宙万物的变化。他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观点;反对天命论,认为天与社会人事了不相关,不能决定人的吉凶祸福;驳斥袭故蹈常的论调,倡言变革旧制;强调不顾流俗之见,坚持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他指出万物是相对而存在,同时又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揭示了事物对立统一的规律。他还提出“新古相除”的论点,指明事物新陈代谢的过程,提倡除旧布新。这些都具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倾向,为其实行变法提供了哲学基础。王安石的“新学”与“蜀学”、“理学”鼎足而立,成为宋代影响最大的思想体系之一。

在文学上,他参加北宋诗文革新,是诗文兼擅,对词亦有所创辟的文学家。

文方面,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是以欧阳修为首的北宋散文革新集团的重要骨干,为自然流畅、散句单行的古文重放光彩作出了独特贡献。在散文主张上,他具有突出散文经世致用,强调散文功利目的的倾向,但又不排斥散文的艺术性和审美作用。在散文创作实践上,他表现出政治家兼古文家的鲜明特色:立意新颖,观点超卓;长于议论,擅于说理;结构严谨,逻辑周密;语言简劲,文辞奇峭;内容丰富深刻,紧密为变法服务;风格既区别于韩愈的雄奇奔放,柳宗元的沉郁峻峭,又不同于欧阳修的委婉自然,曾巩的雍容平和,苏洵的简切老辣,苏轼的旷放恣肆,苏辙的疏荡纡折,显得刚劲峭拔,雄健奇崛。他的散文在“唐宋八大家”中独具一格,在北宋乃至整个中国散文史上是别树一帜的。

诗方面,他是北宋杰出的诗人,为宋诗的发展起了独特的作用。王安石发展了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的诗歌革新成果,前期多为古诗,题材丰富多样,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风格平易质直,雄健劲拔,后期多为律绝,主要是写景抒情,咏物言志,诗风精工深婉,寓悲壮于闲淡之中,开创了“荆公体”。在确立工理尚意,“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严羽《沧浪诗话》),重视表现形式的精细工巧等宋诗独有特点上,欧阳修开风气之先,而王安石则“始一大变”(胡应麟《诗薮》卷五),为苏轼、黄庭坚最后形成宋诗特色奠定了基础。他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词方面,虽作品不多,但引言志、怀古等题材入词,风格雄放疏朗,“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对后来苏轼开创豪放派词起了积极作用。

王安石在各方面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变法中他有时固执己见,操之过急,在用人上有失误,处理与同僚的关系有不当之处。思想上也有命定论、英雄史观、神秘主义等唯心主义因素。散文创作过分强调实用功利目的,对文学特性和审美作用有所忽略。某些诗歌,特别是一些紧密为变法服务的篇章,写得质木无文,缺少诗意。其词劲直有余,婉丽不足。但这些并没有影响到他作为一个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改革家和文学家的主流。

王安石在政治、思想、文学各方面的卓越建树,加上他轻视功名富贵,不慕酒色财利,勤政爱民,廉洁刚直的高风亮节,“平生行止,无一点”(《元城语录》),称他为“一世之伟人”(黄庭坚《跋王荆公禅简》),绝非溢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