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决定争霸战争胜负的主要还在于双方的实力。实力的后盾与基础是“民”。所谓“无民，孰战”，“无众，必败”，已成为春秋时期各国有识之士的共识。既然“民”与战争的关系如此重大，欲参与战争的诸侯国都知道“安民”、“抚民”的重要。这里且看著名的“曹刿论战”的一段记载：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庄公十年）
鲁庄公所认为可以参战的三个条件，其中第一条“衣食所安，必以分人”，因其恩惠所加，只在贵族，未及于民，所以曹刿反对。第二条对神诚信，只对天地神灵，仍未及民，亦不足以战。只有第三条，乃是为民办好事，所以曹刿认为可以一战。这表现出他对战争胜负估计的远见卓识。曹刿论战，不与鲁庄公讨论军队的数量，武器装备，战斗的具体部署，而是着眼决定战争胜负的政治环境与民心的向背这样的战略机制，说明他目光的远大。长勺之战，鲁国能以弱小的力量战胜强大的齐国，就在于取得了人民的支持这一先决条件。
要战胜敌人，就必须依靠广大人民、取得人民的支持，这在《左传》中有明确的反映。成公十六年申叔时曾劝告楚司马子反说：“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时顺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无不具，各知其极。故《诗》曰：‘立我丞民，莫匪尔极。’是以神降之福，时无灾害。民生敦厖，和同以听；莫不尽力，以从上命，致死以补其阙：此战之所由克也。”民生富厚，民德一归于正。人民富足，办事则有节制；顺时而动，万事皆能成功。国家上下和睦，团结一致，将士都能知道自己应遵循的规矩。所以民生富足，百姓就能齐心一致，为国效死力。这就是战争能够取胜的原因。申叔时对战争胜负的分析，完全归结于一个“民”字上。所以，“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国君必须安抚好人民，得民方可得志。昭公十三年，吴国灭州来，楚令尹子期请楚平王伐吴，楚平王弗许，谓“吾未抚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备，未定国家，而用民力，败不可悔”。考虑的还是民未安定，不可滥用民力征战，否则，一败涂地连后悔都来不及。
先养民而后用兵、先守备而后攻伐、先安内而后攘外，这种思想在《左传》众多的战例中都有明确的体现。晋文公“始入而教其民”，“入务利民”以及示民以义、信、礼，说明他认识到安民得众对于取得战争胜利的不可估量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城濮之战中下层人民主动献“舍于墓”之计，诵“原田每每”之诗，军民上下，同仇敌忾，反映出作者得众者胜的思想。反之，申叔时认为“今楚内弃其民，而外绝其好；渎齐盟而食话言；奸时以动，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进退，罪也。人恤所厎，其谁致死”（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战楚国失败，看似因子反醉酒误事所致，其实根本的原因，则在于申叔时所指出的，楚弃民疲民而战，必败。此外，吴王阖庐的“视民如子”与吴王夫差的“视民如仇”，这些反差强烈的例子，足以说明作者战争思想中对“民”的态度。
四、帅乘和、同心同德者胜
军阵和睦，将士上下同心同德，是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作者在写战争时，这一思想也是非常鲜明的。所谓“帅乘和，师必有大功”（成公十三年），就是这个意思。桓公十一年，楚国的斗廉对屈瑕说：“师克在和，不在众。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强调的是一个“和”字。和者，团结一致也。团结一致，众志成城，这就是最大的战斗力。当年商纣王人多，周武王人少；商纣王有亿兆夷人，但离心离德；周武王仅虎贲之士三千，但同心同德，却可灭商，可见“和”之重要。
《左传》作者在战争的叙写中非常重视揭示“帅乘和”可以取胜的思想。城濮之战时，作者首先详写晋军将帅的配备：于是乎蒐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郤縠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君其试之！”乃使郤縠将中军，郤溱佐之。使狐偃将上军，让于狐毛而佐之。命赵衰为卿，让于栾枝、先轸；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犫为右。（僖公二十七年）
单是狐偃、赵衰等人对职位的谦让，就给人一个“帅乘和”的感觉，再加上赵衰对郤縠的称赞，更是营造了一个上下和睦团结的气氛。开战之后，晋人围曹、解救宋围、拘楚宛春而复曹、卫，以及决战城濮，在每一个战术问题上，晋国君臣和将帅无不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研究，制定出可行的作战方案。不但如此，甚至连舆人即下层役卒也为战争出谋献策。这一切，都在向人们揭示：晋国“帅乘和”。还可以看看齐、晋鞌之战的例子。鞌之战时，晋军主帅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张侯“矢贯余手及肘”，血把左边的车轮都染红了，仍然“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郑丘缓亦受伤而坚持战斗，将帅三人互相鼓励，表示了死战的决心。在这样昂扬的战斗精神鼓舞下，晋军士气大作。战斗胜利之后，晋国的士燮（范文子）、郤克、栾书等人又都谦逊让功。凡此种种，无不在提示人们：晋国上下团结，同心对敌，所以取胜。
很难设想，一支离心离德、四分五裂的军队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定公五年楚国的斗辛曾说：“不让，则不和；不和，不可以远征。”将帅不谦让，军队不团结，更不可以远征攻伐。柏举之战，吴人入郢，然吴军内部夫王等人争宫，结果反胜为败。内不和，先自败。鄢陵之战前，晋郤至谓楚人有“六间”：楚有六间，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恶；王卒以旧，郑陈不整，蛮军而不陈；陈不违晦，在陈而嚣。合而加嚣，各顾其后，莫有斗心；旧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成公十六年）
所谓“六间”，即六个致命弱点。这六个弱点之中，第一个就是将帅不和——二卿相恶，即楚令尹子重与司马子反不和。最终，也真应了郤至的预言，子反以饮酒误事致使楚国大败。
无独有偶，一向注重帅乘和的晋人，也犯了内部不团结的大忌。邲之战时，晋国的主帅荀林父新用事，“未能行令”，不能坚持正确的作战方针而抵制错误的主张，上、中、下三军主帅，专行而不获，各执一辞，因此晋军内部一开始就形成了主战与主和两派不同的意见。再加上中军佐先縠刚愎不仁，孤军独进；将领魏锜、赵旃二人心怀私怨，各有贰心，所以晋军内部各行其是，离心离德。楚人伍参言之：“晋之从政者（指荀林父）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刚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帅者，专行不获；听而无上，众谁适从？此行也，晋师必败！”后果然不幸而言中。晋之败，亦非败于楚，乃自败也。
军阵和睦、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才能克敌制胜，这一思想在《左传》中是非常鲜明的。
五、有备无患，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这是战争中一个重要的战略思想，也是具体的战术和策略。春秋时期战争频繁，诸侯国之间互相偷袭之事时有发生。因此，在和平中想到战争，居安思危，才能处于主动地位，防备不虞。襄公十一年，晋魏绛对晋悼公说：“《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即告诫晋悼公要有居安思危，常备不懈的思想。成公九年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陈伐莒，围渠丘。渠丘城恶，众溃，奔莒。……楚师围莒，莒城亦恶，庚申，莒溃。楚遂入郓。莒无备故也。”莒城与渠丘从不设备，连城墙都败坏不堪，所以楚人轻而易举地占领两城。对此，《左传》作者评论道：“君子曰：恃陋而不备，罪之大者也；备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浃辰之间，而楚克其三都，无备也夫？”
平时有备，可防患于未然；战时有备，则可避免措手不及。宣公十二年邲之战，晋之魏锜、赵旃两人为泄私憾私自出师挑战，晋士季等人皆要求提前作好战备，士季曰：“备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丧师无日矣！不如备之。楚之无恶，除备而盟，何损于好；若以恶来，有备不败。且虽诸侯相见，军卫不彻，警也。”所以，无论楚人是否怀有恶意，有备不败。事实果然如士季所言：楚军突然冲过来时，士季的上军因有备而不败，中军、下军则溃不成军。
《左传》中的军事思想还可以举出一些。如以德取胜，有理则壮的思想。即如僖公二十八年子犯所说：“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乎？”两军对阵，理直者斗志高昂，理曲者士气低落。有理则正，正则壮，壮则气盛，气盛则能胜敌。在多次的战役中，作者都不忘揭示这一真理。再如轻师必败的思想。僖公三十三年，秦师过周北门，免胄而下，超乘而上，王孙满由是预言：“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军队轻佻且无礼，说明其缺乏良好的训练，而又傲慢鲁莽没有严明的作风和纪律约束，又骄狂轻敌的军队是不能打胜仗的。鄢陵之战，楚师“其行速，过险而不整。速则失志，不整丧列”，犯的也是同样的错误。这些思想，在今天的战争中有许多还是可以引以为鉴的。
军事思想是战争实践的总结，是战争中人类的智慧的结晶。春秋时期是战争频繁的时代，各诸侯国通过战争去争夺霸权，也通过战争以兼并他国。严酷的现实迫使统治者去总结战争的经验教训。我们从《左传》多次所引的《军志》、《军政》、《令典》等军事著作中，可以看出早在春秋时期甚至更早的年代，就有了专门性的军事著作。《左传》作者对于战争的总结，是对前人军事研究的一个继承。再者，春秋时期对于《左传》作者只是一部近代史，审视历史的距离的恰到好处为其总结战争经验提供了方便，春秋以前的军事思想对作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距离地研究战争实践，又使作者的军事思想得到一次更高的升华。所以《左传》为我们保留了丰富的军事思想遗产。
再者，《左传》作者表现其战争思想，特点是哲理性和实践性相统一，思想性与形象性相结合。即把战争思想贯注于战例之中。《左传》不是军事科学著作，它只是一部编年体史学巨著。作者在描写战争时，总是详细地写出当时的政治形势，战争的起因，交战国双方君臣的思想动态、精神面貌，写出作战双方对战争决策的详尽的分析。作者采取了忠实地记录历史事实的写作态度，又采用了众多的文学手法，使得战争成为活生生的历史画面，而作者的丰富的战争思想，便蕴含在这些栩栩如生的形象描写之中。所以它的战争思想，不是枯燥的说教，而是实际的形象表现，也就是说，作者是以物化的形态即战争运动的形式，具体战例的形式体现出来的，所以其战争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第三节 ）《左传》中的奇计与谋略
《左传》在描写战争时特意记载了众多的出奇制胜的妙计、奇计和奇智谋略，为历代论兵者所称道。明代陈禹谟著成《左氏兵略》之后，对于左氏兵法，多有作者论述，如明人宋征璧撰《左氏兵法测要》、清人李元春的《左氏兵法》、徐经的《左氏兵法》等书，多是从奇谋妙计等战术计策上加以辑录和总结的。
清人徐经将“左氏兵法”归纳为“覆军、潜军、宵军、夹攻、火攻、要击、先犯、先夺、设伪、设陈、误备、虚唱、敝敌、诱敌、死战、死报、严令、军政”等十八个部分，并论左氏兵诀曰：用兵之法，左氏略备：如平日则讨国人而训之，示之信，示之礼，在军则讨军实而申儆之；好以整，好以暇；其审敌也，有进退之宜；其合战也，有旗鼓之节；凡若此类，皆兵法之常也。若夫犄之角之，分之合之，攻其偏以携之，代其交以孤之，羸师以张之，易行以诱之，伐木以盖之，蒙皋比而犯之，燧象以夺之，三覆以待之，未陈而薄之，乘其凶惧而攻之，伪胜以慑之，伪败以骄之，三分四军以敝之，亟肄以疲之，深垒固军以老之，无扞采樵以饵之，罪人属剑以误之，见舟潜师以惑之，多鼓钧声以震之，长鬣奋呼以乱之，此等皆所谓变化从心，出奇制胜者也。至如城濮曳柴而示弱，平阴以曳柴而示强，吴登山以望楚而得其真，齐登山以望晋而得其伪，魏舒毁车为行以克翟，巫臣教吴乘车以入楚，此等或相似而相反，或相反而相济，尤不可以一律论也。
此中所谓兵法之常，指的是战略与战术上的权谋，所谓变化从心。出奇制胜者，多是战斗中的奇计，所谓相似相反、相反相济者，即灵活多变的战术策略。徐氏所论，使我们大致领略了左氏兵法的瑰奇与多态多姿。
《左传》中的奇智妙计层出不穷。兹举数例略加分析，以为揽胜之观。
一、兵不厌诈
僖公二十五年，秦晋联军伐小国鄀。楚人派兵戍守鄀都商密。秦军将自己的士兵假装成鄀国的俘虏，捆绑着包围了商密。晚上，又假装成和楚将盟誓和好的样子以迷惑鄀人。鄀人一见，心里害怕，就投降了秦军。《孙子兵法》上说：“兵者，诡道也。”秦军以诡诈惑敌，未战而胜，可谓出奇制胜。
二、不备不虞，不可以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