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公五年，郑人侵伐卫郊，以报前一年的东门之役，卫人以南燕之军应战。郑国派祭足等人率三军在正前方与燕军周旋，又派曼伯和子元二人率军悄悄潜入燕军的背后，燕军只顾及阵前的郑国三军，却未料到郑军的背后偷袭，结果腹背受敌，为郑所败。战争之中，各种意外情况都可能发生，如果没有全局性的周密部署，则可能败于不虞。所以《左传》作者深有感触地说：“不备不虞，不可以师”。
三、先声夺人
先声夺人，在于先发制人，乘敌立足未稳之际，速决取胜。文公七年，秦国以武力护送晋公子雍回晋。晋国慑于穆嬴的压力予以拒绝，也以武力抵御秦军。赵盾说：“先人有夺人之心，军之善谋也。逐寇如追逃，军之善政也。”乘秦师立足未稳，夜起攻之，败秦师于令狐。邲之战中，晋将魏锜、赵旃夜入楚军，晋人并未准备迎战，只派车接应二人。楚军孙叔敖说：“进之！宁我薄人，无人薄我！……《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薄之也。”晋人尚未弄清是怎么回事，楚军已如潮水般冲了过来。晋师荀林父不知所措，急下令全军渡河，结果，“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军志》所说，指的是先发制人，可以动摇敌方军心，克敌制胜。《左传》中多次引用《军志》中的这句话，可见先声夺人已成为战争中普遍遵循的一条原则。
四、敌疲我打，以逸待劳
庄公十年，齐侵鲁，战于长勺。鲁庄公采用曹刿的计策：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有的人曾认为曹刿是“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争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
五、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
曹刿论战所谓“彼竭我盈”的策略，在于以逸待劳、后发制人。而伍子胥提出的“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对付楚人的办法，也如出一辙。昭公三十年，吴王阖庐向逃到吴国的伍员请教伐楚的办法，伍子胥曰：“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伍子胥认为，楚国执政的人多，又互相不和，没有人敢承担责任；这是楚国内部不团结带来的致命弱点，即前面说的“六间”之一。肄焉，即以部队突袭骚扰后又立即撤退。所以用三支军队对楚国进行突然袭击，然后又快速撤退；一支部队打到哪里，他们必然出来应战；他们出来，我们就撤；他们回去，我们就进攻，搞他几次，楚军就疲惫不堪了，而且容易产生失误。这就是“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不断骚扰他，他出来你又溜了，他回去你又进攻，搞得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长此以往当然就难以判断了，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什么意图。这样，楚人“自昭王即位，无岁不有吴师”，搞得疲惫不堪，疲于奔命，终于在定公四年为吴人所败。
六、设伏诱敌
设计诱敌，乘虚而入，也是左氏奇计之一。桓公十二年，楚国伐绞。绞国地小，国人轻浮，“轻则寡谋”，所以楚人让士兵伪装成打柴人去引诱绞人，且不设护卫。绞人果真中计，俘获了打柴人。第二天又争先恐后出城。楚军则乘机攻占了绞北门，又在山下设伏，大败绞人。
七、设间用谍
这在春秋的战争中已常见。僖公二十四年，卫人将伐小国邢。卫大夫礼至建议自己和其弟先到邢国，任其官守以作内应。第二年春天，卫人伐邢。礼至兄弟乘巡城时杀了邢国正卿国子，卫人入邢。同一年，晋文公伐原，围之三日，原不降，间谍出，扬言“原将降矣”以乱军心，原人终于瓦解而降。
八、声东击西
声东击西，这也是战争中常用之法。定公二年“吴子使舒鸠人诱楚人，曰：‘以师临我，我伐桐，为我使之无忌。’秋，楚囊瓦伐吴，师于豫章。吴人见舟于豫章，而潜师于巢。冬十月，吴军楚师于豫章，败之。遂围巢，克之。”吴人先以舒鸠人诱楚，而主力却偷偷地在巢地集结。又故意在豫章丢弃几条战船以迷惑楚人。这样，声东击西，奇正变化，搞得楚人晕头转向，吴人一举获胜。
九、空城计
庄公二十八年，楚军突袭郑国，长驱直入郑国都城之远郊。郑人猝不及防。当楚军行至城门之外时，郑人干脆大开城闸而不关闭，楚人疑有伏兵而不敢入，连夜撤军。看来诸葛亮的“空城计”，其发明权的专利还得属于春秋时期的郑国人哩。
十、连环计
连环计，以晋楚城濮之战中的晋人运用得最为出色。晋国以“舍于墓”之计攻占了曹国，为战争赢得了主动权。为了扩大御楚的阵营，晋将先轸又制定了“释宋，执曹怒楚以邀齐秦”的“喜赂怒顽”之计，既给楚国施加压力，又可联合齐秦抗楚。楚师子玉为破先轸之计，以“一言以定三国”之计要挟于晋，先轸又针锋相对地以“私许复曹、卫以携之，执宛春以怒楚”之计破之。终于攻破了楚、曹、卫之联盟，激怒了楚军与之决战。晋先轸之计一环紧扣一环，环环相接，滴水不漏，楚人几乎是无懈可击。晋人取得城濮之战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战争智谋和作战计策的胜利。
十一、蒙马先犯之计
以皋比（虎皮）蒙马先犯敌阵，此计在春秋时期已被广泛运用。庄公十年，齐、宋联军伐鲁，鲁公子偃便以皋比蒙马先犯宋人军阵，宋军受此惊吓，大败于乘丘，齐师随即退兵。城濮之战，晋军胥臣亦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军，击溃楚方右翼军。蒙马先犯之计，多用于战事刚开始之时。春秋时期尚用车战。马上蒙以虎皮，乘对方未发起攻击之时冲入敌阵，对方马一见虎皮，受了惊吓，车阵必乱，便可打他个措手不及。
十二、曳柴扬尘之计
城濮之战，晋上军帅狐毛故意设二旆假装撤退，下军帅栾枝则令部下将树枝绑在战车后面奔跑，扬起阵阵烟尘以作撤退之态。楚军主帅不知是计，以为晋军大部队败逃，便下令左军追击。晋人见楚军中计，马上指挥中军部队拦腰截击楚军；晋方上、下军也突然回师夹击楚军，楚方腹背受敌，死伤无数。襄公十八年平阴之役，晋国与齐国作战，也用过此计。当时晋人兵力较少，于是在战车左边坐上个真人，右边放个假人，让战车“曳柴”奔驰，扬起漫天尘土，齐人不知虚实，连夜逃遁。看来晋人最善此计。其实据说先秦兵书《司马法》中已列有此计。《淮南子·兵略训》中云：“曳梢肆柴，扬尘起揭，所以营其目者，此善为诈佯者也。”兵不厌诈，曳柴扬尘，目的在诈佯敌人以迷惑对方，使不知虚实。此计已成为古代战争尤其是古时代冷兵器战争中常用之计。
十三、塞井夷灶之计
成公十六年，晋、楚两国在鄢陵摆开战场，战斗一开始，楚军想在齐、鲁诸侯军未至之前，先破晋军，因此直压晋军列阵。晋军采用年轻的将领范匄的“塞井夷灶而为行首”的计策，在营内列阵以待楚军。“塞井夷灶”，即将营垒内的水井填了，炊灶铲平，摆开阵势，以决一死战。嗣后，晋又用中军主帅栾书的谋略，“固垒而待之”。待敌“退而击之”，用以逸待劳的战术，使晋军变被动为主动。清人李元春认为“塞井夷灶”，即项羽之破釜沉舟（《左氏兵法序》），二者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十四、燧象之阵
燧象，即把火炬系在大象尾巴上，点燃之后驱使象群奔向敌军。定公四年吴楚柏举之战，楚将针尹固即用燧象之阵以拒吴军。《史记·田单列传》中所记火牛阵，盖即肇始于楚人的燧象之阵。
十五、以死士乱敌之计
死士乱阵，意在瓦解对方心理，造成恐惧，乘机出击。定公十四年，吴越两国战于槜李。“勾践患吴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动。使罪人三行，属剑于颈，而辞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归死’。遂自刭也。师属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败之。”越王勾践以敢死队（死士）两次冲击吴军，吴军纹丝不动。于是让三行罪人将剑架在脖子上，列于阵前自杀。这一来，吴军看得目瞪口呆。乘此机会，越军突然攻击，吴军大败。吴王阖庐伤趾，因此送掉了性命。越军取胜，亦胜在出奇，此计可谓奇中之奇者矣。
《孙子》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左传》中的战术，亦如《孙子》所言，注重奇正结合，妙在奇正变化，善出奇者，像大地运行那样深藏不露，又像江河奔腾那样变化无穷，像天空那样深邃莫测，又像有生于无那样神妙奇谲。所以，奇，便是《左传》战术谋略的主要特征。而这些奇计，皆见于具体战例，更使人感觉有神可会通、有形可揣摩、有例可效法。清人李元春在其《左氏兵法序》中说：“《左氏》喜谈兵叙兵事，往往委曲详尽，使人如见其形势计谋，故其为文不得不然。……是又安见《孙子》、《吴子》所言，非即据《左氏》诸所述者以为蓝本乎？……《孙》、《吴》所言，空言也；《左氏》所言，验之于事者也。后人善用兵者，皆知其出于《孙》、《吴》，乌知其实出于《左氏》。”因此称“《左氏》固兵法之祖也”，实在并非溢美之辞。
（第四节 ）《左传》战争描写的特征
《左传》的战争描写，展现了惊心动魄的古代战斗场面，塑造了风姿各异的人物群像，具有一种凝重而雄浑的史诗的特征。
首先，作者描写战争，并不是把它当成单纯的战争史记载，也不是单一地站在某一国的立场上来评论是非曲直，而是以总揽全局的宏伟气魄与历史眼光，高瞻远瞩地将战争放到整个社会与历史环境的大背景中审视，作为春秋时期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来表现。作者写某一个战役，总是先详细地写出当时的政治形势，各诸侯国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交战国双方君臣的思想动态、精神面貌。把决定战争胜负的政治背景交代得一清二楚，然后再以精练之笔叙述战斗的经过，从而全面地反映出战争前后的这一段广阔复杂的社会历史面貌。
先以晋楚邲之战为例。邲之战的导火线，本由郑国而起。郑国在当时是晋、楚两国争夺的对象。作者在大战爆发之前，不厌其烦地记载晋楚两国多次伐郑、平郑、弃郑等一系列行动，展示了诸侯国之间你争我夺的复杂的政治关系和斗争形势，最终爆发了邲之战。齐晋鞌之战，起因是齐国首先入侵鲁国，鲁国求救于晋。晋国主帅郤克因出使齐国，受了齐顷公之母萧同叔子的嘲笑，报仇心切，加速了这场战争的爆发。但是，从中原争霸政治的大背景来看，实质是邲之战后，晋新败于楚，晋国的力量削弱，引发了齐国复霸的野心。这样，齐国不能与鳌头刚露的楚庄王争锋，只好转而向晋国挑衅，以求火中取栗，企图从晋国手中求得一杯霸主的残羹。这才是鞌之战的真正原因。作者在写鞌之战前，并没有忘记对这一背景的交代。只是史事分年散见，读者若不细心，未必能够注意到这一点。再如吴楚柏举之战，发生在定公四年。这次战争，究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昭公十三年（前529年），甚至追溯到成公二年（前548年）。楚申公巫臣入吴，巫臣教吴战守之术，就已种下柏举之战的种子。作者借助编年记史这一有利条件，将吴楚两国几十年间斗争的来龙去脉，一一叙来。到了定公四年（前506年）的柏举之战，成为两国斗争形势发展的一个高潮。所以，读者读《左传》中的战争篇章，切不可只盯住战争爆发那一两年的内容，而应该“溯洄从之”，全面了解诸侯国之间斗争形势的发展过程，才能正确地把握住作者战争描写的精髓。作者也正是以此立意、剪裁和组织它的战争篇章，让读者感受到更为深广的历史氛围。
《左传》叙战，每对战前战事之蕴酿，曲尽其详。尤喜于战前安排某一人物对战事的剖析。如韩原之战中庆郑、虢射等人的议论，城濮之战中成王规劝子玉的一番话，邲之战前士会、栾书的分析、鄢陵之战前申叔时对子反的规劝等等。且看鄢陵之战前申叔时的一段论析：过申，子反入见申叔时，曰：“师其何如？”对曰：“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详以事神，义以建利，礼以顺时，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时顺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无不具，各知其极。故《诗》曰：‘立我烝民，莫匪尔极。’是以神降之福，时无灾害。民生敦厖，和同以听；莫不尽力，以从上命，致死以补其阙：此战之所由克也。今楚内弃其民，而外绝其好；渎齐盟而食话言；奸时以动，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进退，罪也。人恤所厎，其谁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复见子矣！”姚句耳先归，子驷问焉，对曰：“其行速，过险而不整；速则失志，不整丧列；志失列丧，将何以战？楚惧不可用也！”（成公十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