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左传》的叙事写人
朱自清先生说：《左传》“不但是史学的权威，也是文学的权威”。（《经典常谈·〈春秋〉三传第六》）“文学的权威”，说明其文学价值之高，文学成就之大，足以为后世法。《左传》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它的叙事写人、行人辞令和战争描写等方面。战争描写的艺术成就，前一章第四节 已论及，本章着重谈叙事写人和行人辞令及其对古代小说创作的影响等方面的内容。
《左传》的文章，为历代古文家所称道。尤其是它的叙事，被奉为叙事文字之轨范。杜预《春秋序》称美《左传》叙事之美，谓：“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刘知幾《史通·杂说上》则曰：《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哤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
这是对《左传》的文学成就的第一次完整而全面的总结。后来的论者就更多了。如章学诚论左氏叙事之法：“离合变化，奇正相生，如孙吴用兵，扁仓用药，神妙不测，几于化工，其法莫备于《左传》。”（《论课蒙学文法》）刘熙载则曰：“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翦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艺概·文概》）于此可知左氏叙事之精善若此。
真德秀《文章正宗》以《左传》为冠冕，分辞命、议论、叙事三项，而以叙事为最有体要。古代文章家常爱将《左传》叙事之法，分得非常细致。如章学诚分为顺叙、逆叙、类叙、次叙、牵连叙、断续叙、错综叙等二十三种（《论课蒙学文法》）。清代冯李骅更细，分为正叙法、原叙法、顺叙法、逆叙法、对叙法、类叙法、侧叙法、带叙法、串叙法、虚叙法、追叙法、连叙法、插叙法、暗叙法、直叙法、婉叙法、平叙法、言叙法、语叙法、琐叙法、补叙法、陪叙法、突叙法、预叙法、提叙法、结叙法、拖叙法、错叙法、搭叙法、夹叙法等三十几种。近人钱基博先生曾认为“《左传》文章评点，以《左绣》为最佳”（《古籍举要》）。然而这些评点式的分法，未免过于琐屑与繁杂，不过确实可以看出左氏“离合变化，奇正相生”的叙事特点。
其实，叙事和写人往往是密不可分的。《左传》作者已经从《春秋》那种极其简括的标题新闻式的文体中脱胎出来，将叙事和写人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一部长篇的叙事文学作品。从文学作品的角度来总结《左传》叙事写人的艺术成就，大体有如下特征。
一、小说化的属辞比事
《礼记·经解》云：“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左传》作者对于属辞比事是非常重视的。属辞，指文辞的结构；比事，指史事的贯串，连言之，则指撰文记事。《春秋》的属辞比事是将史事简单地排列出来，《左传》之“深于《春秋》者”，是用详尽、生动的情节与细节来叙事与记载人物活动，通过塑造出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来反映历史。《左传》的这一特色，乃是将历史著作文学化、小说化的开端。
小说化的体现首先是增加了大量的故事情节。作者在记叙事件和人物时总是避免平板化的介绍，而是采用故事化的手法。正如茅盾先生说过的，中国文学人物形象塑造的民族形式的一个特点，“就是使得人物通过一连串的故事，从而表现人的性格”（《茅盾评论文集》）。这一点，《左传》的叙事写人可谓开其端。情节是组成事件的内在机制，情节又成为展示人物性格发展的艺术手段。在叙事时，随着复杂情节的展开，人物性格也得到揭示，形象也愈加鲜明。如前面多次提到的“郑伯克段于鄢”一节，随着情节的展开，郑庄公的性格便初见端倪。再如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齐庄公一事，《春秋》上只记“夏五月乙亥，齐崔杼弑其君光”一句，在《左传》中，随着情节的展开，整个故事记叙得极为生动：作者先由孟公绰之口指出崔杼“将有大志”，预言崔将作乱；接下来，是崔杼娶棠姜，齐庄公通棠姜，以崔子之冠赐人等一系列情节的展开，借以深化崔、庄之间的矛盾，揭示崔、庄矛盾冲突爆发的必然性。其间，又插入齐庄公鞭贾举一事。看似闲笔，纯属偶然，其意在说明齐庄公暴戾无道，必然多处树敌，加速走向灭亡过程。于是情节发展进入高潮：崔杼称病不朝，引诱齐庄公入崔府探视，贾举勾结崔杼伏兵包围齐庄公，最后杀了庄公。（引文见第四章第二节）“甲兴，公登台而请，弗许；请盟，弗许；请自刃于庙，弗许”，“公逾墙，又射之中股，反队，遂弑之”，写出了齐庄公被杀之前的狼狈相。“崔杼弑君”这一事件，整个过程史事的安排有序不乱，情节复杂，最后结局尤其写得扣人心弦。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崔杼并未直接露面，可是我们始终可以感觉到躲在幕后导演这一场有声有色的弑君闹剧的崔杼其人。随着情节的深入，齐庄公的荒淫和可悲，也跃然纸上。故事安排曲折起伏，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宛然一篇小说。
有的情节具备激烈的矛盾冲突背景。作者把人物放在一种极端紧张而又复杂的矛盾斗争场合来刻画，在激烈的冲突中塑造人物。可见作者已注意到人物形象与场景或说环境的关系。昭公二十七年设诸刺杀吴王僚时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是如此：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门。门、阶、户、席，皆王亲也。夹之以铍。羞者献体改服于门外。执羞者坐行而入，执铍者夹承之，及体，以相授也。光伪足疾，入于堀室，设诸置剑于鱼中以进，抽剑刺王，铍交于胸，遂弑王。
享宴本为刺杀吴王僚而设，吴王僚也心知有异，因此戒备森严，所以冲突还未展开，矛盾已呈白热化。晏宴会场面充满了阴冷的杀机、残酷的氛围，然而设诸却从容自若，在防范森严之中刺杀了吴王僚。作者在场景的描绘与气氛的烘托之中突出了设诸的胆量和勇敢。在另一些章节之中，作者不但融洽地写出人物与事件环境的关系，还写出环境对人物性格的影响。如哀公二年写卫太子蒯聩为赵简子车右，将与郑师战。蒯聩见郑师众，“惧而自投于车下”，竟怯懦胆小如此。可是在赵简子肩受伤的危急时刻，他又一反怯懦之态，以戈救简子，且代赵简子指挥军队大败郑军，在极其紧张尖锐的矛盾冲突的环境中，人物性格产生了突发性的改变。
小说化的另一体现，是众多的精彩的细节描写，这就加重了叙事的文学色彩。这点我们在论述战争描写的特征时已提到。《左传》中的细节描写，已注意到不单写形，而且致力于传神。这对于写人来说，往往起到画龙点睛之功效。如襄公二十六年记载卫献公流亡国外多年回国时的情景：卫侯入，大夫逆于竟者，执其手而与之言；道逆者，自车揖之；逆于门者，颔之而已。
“执其手而与之言”、“自车揖之”、“颔之”，这是三个细微的动作，是卫献公对三种不同迎接者的不同态度。作者就是用如此细腻的细节，活画出卫献公气量狭小、忌刻怀恨、骄横无信的性格。其他如桓公二年，用“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来表现华父督的贪色丑态；用“染指于鼎，尝之而出”的细节，写公子宋未能吃到鼋羹的羞怒；用“投袂而起，屦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等动作写楚庄王狂怒之状；都是以细节写人的精彩之笔。
细节是人物形象的“血肉”，大量而精彩的细节描写，使人物形象“连性情心术，声音笑貌，千载如生”（冯李骅《左绣·读左卮言》）大量的细节描写，使史书的叙事更富于生活化的意味，更带上感情色彩，也更加小说化。细节的掌握，说明作者已经把视角深入到那些为一般史家所不屑的或未加注意的事件之中，通过深入的观察分析，挖掘深层的历史内蕴，把握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与精神本质。这样的属辞比事方式，开创了中国古典小说以故事情节见长的传统风格，成为历史小说的先河。
二、“众美兼善”的表现手法
《左传》作者塑造人物的具体手法非常丰富，手法的运用已相当娴熟，正可谓“众美兼善”（刘熙载《艺概·文概》）。此举其荦荦大者论之。
首先是独特的人物心理活动描写。《左传》当然还不可能有如现代小说或外国小说那样细腻冗长主观评说式的心理描写。其独特之处，是将人物心理描写融化于叙事之中，用细微的动作和精妙的语言刻画人物在特定的环境中的心理。如襄公二十六年：穿封戌囚郑皇颉，公子围（即楚灵王，此时尚未为王）与之争之，正于伯州犁曰：“请问于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争，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为王子围，寡君之贵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为穿封戌，方城外之县尹也。谁获子？”
公子围要与穿封戌争功，就正于伯州犁。伯州犁深知公子围骄横的本性，于是，他用细微的动作——“上下其手”与微妙的称呼——“夫子”、“此子”，来暗示郑皇颉。这段描写，微妙地传递出伯州犁有意偏袒公子围的心理信息。
从性格与环境的冲突中去揭示人物特定心态，也是作者所用之常法。鲁庄公八年，齐襄公“游于姑棼，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于车，伤足，丧屦”。齐襄公与鲁恒公夫人齐姜通奸，为鲁桓公发觉。齐襄公遂指使彭生拉杀鲁桓公，后为平息鲁人之怨又杀了彭生，因此潜意识中有一种犯罪者的心虚恐惧心理，蒙眬之中将大豕当作彭生。齐襄公虽然凶相毕露地要射杀大豕，却仍遏制不住内心的恐惧而吓得从车上跌落下来。突然出现的事件使人物处于一种始料不及的特殊环境之中，人物的复杂心理通过特定时空的行动表现出来。
其次是对比和映衬手法的运用。对比和映衬，是中国古典叙事文学中刻画人物的传统手法。溯其源，亦可见于《左传》。作者写一位具有反抗性格的妇女施氏妇，便用了对比的手法。施氏妇是鲁国声伯之妹，嫁于施孝叔。成公十一年，晋国的郤犨聘鲁，求妇于声伯，声伯于是夺施氏妇与郤犨。后郤氏亡，“晋人归之施氏。施孝叔逆诸河，沉其二子。”于是“妇人怒曰：‘己不能庇其伉俪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杀之，将何以终？遂誓施氏。”在这一事件中，从郤犨倚势贪色而夺人之妻，声伯息事宁人而无视骨肉之情，施孝叔怯懦胆小又自私残忍的鲜明对比中，显示施氏妇不畏强暴敢于反抗的性格特征。
卫献公这一人物，也是写得颇为生动的。作者写卫献公这个人物的登场，就是用的衬托之法。成公十四年，卫定公卒，立衎（即献公）为太子。丧礼中，众人哀悼，唯太子衎不哀不恸。作者接着写夫人姜氏因此悲叹，众大夫耸惧，孙文子置重器于戚等细节，从旁人一系列的言行之中，衬托太子衎的为人，透露出人物性格发展趋势的消息，暗示卫献公将败亡卫国的结局。再如襄公八年写子产的出场，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客观的叙事之中，写出众多人物的神态各异的言行。用对比映衬之法，突出中心人物的特异之处，《左传》中此例甚多，不胜枚举。
再者是颇具个性的语言描写。传神的语言，揭示了人物内心世界。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章中，郑庄公发誓与武姜“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可是当他馈食颍考叔时，又哀叹：“尔有母遗，繄我独无。”反映了郑庄公此时此刻复杂的心理活动与内心矛盾——既有儿子对母亲感情的真实流露，又有欲掩其弃母不孝恶名的企图和自悔无法挽回的惋惜。颍考叔心领神会，准确地把握住郑庄公的心理内涵，不失时机地导演了一出母子大隧相见的闹剧。
口语化的人物语言，形象生动，最善于揭示特定场合下的人物性格，充满生活气息。这种口语化的语言，在《左传》中已常见，如前所举华父督见孔父之妻曰“美而艳”，脱口而出，贪婪女色之嘴脸，如在目前。文公元年写江芈怒骂楚太子商臣之言：“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杀女而立职也。”用楚地方言俗语骂人，摹状江芈盛怒之态，声口毕肖。再看昭公三年：齐侯田于莒，卢蒲嫳见；泣且请曰：“余发如此种种，余奚能为？”公曰：“诺，吾告二子。”归而告之。子尾欲复之，子雅不可，曰：“彼其发短而心甚长，其或寝处我矣。”
卢蒲嫳本庆封党羽。庆封败亡，他也失官。他会见齐侯，哭泣，称己发已短，意指自己衰老不复能为害。哀鸣却是奸诈语，极合卢的性格。子雅乘势发挥，用发短心长作比，好似如今人讲妇人“头发长见识短”一样，此是反其意而用。“发短心长”这个比喻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卢蒲嫳的贼心不死。两人对话都用口语，全用比喻，显得形象生动。
三、虚实相生的夸饰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