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梦，故事完整而且情节生动。第一个梦讲晋景公在成公八年冤杀其大夫赵同、赵括，事后自觉有亏，因此梦见两人变成大厉鬼，面目狰狞可怖，由是疾病。患病之后，又梦见两厉鬼化为二竖子逃入膏肓为害。此后，情节的发展无不如桑田巫所言。等麦收，景公认为可以尝到新麦了，桑田巫预言不确，可是临食之前腹胀如厕，跌入茅坑而死，最终未能尝到新麦，应了桑田巫的预言。第二个梦讲卫国小臣浑良夫为庄公夺取了君位，庄公曾答应免其三死罪作为报答，此后庄公畏惧太子的胁迫，故意设三罪杀了浑良夫，浑良夫成了冤死鬼。因此卫庄公心里惴惴不安，竟梦见浑良夫的鬼魂在叫屈。这两个梦，梦思的中心所在便是滥杀无辜者深层意识中的精神自罪感与虚弱恐惧感。这种潜在的意识强烈地噬啮着他们的心灵，只是白天寻常不容易表露出来，而当这种觉醒时有过的经历、心境等在睡梦时经过神经系统的特殊作用后转化变形，错杂组合成一种恍如真实的精神与心灵历程——梦境，并形成了非常鲜明强烈的视觉形象。晋景公患病之后，梦见厉鬼化为两竖子逃入膏肓为害，无法祛除，可见其恐惧之深。《左传》作者通过梦境的描写和梦思的揭示，把人物的心理潜识、内心世界真实地展现出来，又借以表达了那些被杀屈死者的愤慨和抗议。其妙用，实非直言叙述所能奏效。
与此相类的还有一例，情节更为奇妙。成公十六年，晋荀偃与栾书弑厉公。十八年后，即襄公十八年秋：中行献子（即荀偃）将伐齐，梦与厉公讼，弗胜。公以戈击之，首队于前，跪而载之，奉之以走，见梗阳之巫皋。他日，见诸道，与之言，同。巫曰：“今兹主必死。若有事于东方，则可以逞。”献子许诺。
晋厉公杀三郤时曾逮捕过荀、栾两人，后虽然释放了，两人仍余恨未消，反执厉公而且杀了他。荀偃为晋国重臣，事隔多年，但弑君的阴影总是笼罩着他，梦境就是这种潜意识的反映。“首队于前”，预示荀偃有死生之灾。更离奇的是巫皋之梦，竟与之相协，巫皋预言：“今兹主必死！”第二年，荀偃头长恶疮而亡。人物心理潜意识与结局，通过梦象与巫皋的预言（等于占梦者）予以揭示。
梦中心理活动不受自我意识的控制，各种欲念、隐秘，不论美丑善恶，都会显出本来面目，所谓“梦吐真情”者也。哀公二十六年宋宗子得之美梦即是。“得梦启北首而寝于庐门之外，己为乌而集于其上，咮加于南门，尾加于桐门（北门），曰：‘余梦美，必立。’”庐门为宋都之南门，桐门则指北门，咮为鸟嘴。《礼记·礼运》曰：“死者北首，生者南乡。”启北首，死象；在门外，失国。得咮南尾北，“南乡”必生。宋景公死后，宋国大尹密不发丧，拥戴得之弟启继位，引起六卿的不满。一直在觊觎君位的得，时时伺机夺位。梦是欲望的追求与满足，得之梦，象征启将失国，己将得国。得沾沾自喜称“余梦美”，一语泄露了心中的秘密。从结构上来说，《左传》作者在叙述事件时，突然宕开一笔，插入梦境描写，然后再暗合到宋国的争嗣斗争中，行文富于变化，摇曳多姿，足见其运笔之巧。
三、利用梦境为人物添色加彩
梦，是虚幻的，又是绚丽的。许多现实中不可思议、不可想象之事，在梦中却出人意料的变为现实，给人一种理想与现实距离缩短与愿望得到满足之后的难以抑制的激动。所以梦境常给人以自由。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利用梦境描写，也可以获得极大的创作自由。作家可以用梦境来预言设伏，透露人物命运，可以用梦境作为戏剧冲突，可以用梦境作为情节发展的转机，更可以用梦的象征意义来刻画性格。《左传》利用梦境描写，为人物形象设色，以梦境的象征意义突出其既定的善恶倾向，同时把作者的理念具象化、可视化。
《左传》宣公三年，作者以浓笔重彩描写了一个郑燕姞梦兰得子的故事，留下了“梦兰”这一著名的典故，宣公三年记载：初，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姞，梦天使与己兰，曰：“余为伯鯈。余，而祖也。以是为而子。以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见之，与之兰而御之。辞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将不信，敢征兰乎？”公曰：“诺。”生穆公，名之曰“兰”。
春秋中期，郑穆公（公子兰）算得上是郑国的一位贤君，作者常褒其贤。兰是纯洁的象征，郑穆公乃燕姞得神示有喜，梦兰而生，象征其性本高洁，能得国人拥护。郑文公杀了那么多的儿子，而公子兰却得以嗣位，是所谓有天助也。天使以兰赠燕姞，正反映了作者这种意念。这个得兰而生之梦，给郑穆公涂上一层神奇美丽的灵光，此后，作者又把不凡的兰草贯穿于郑穆公的一生，直到他死：“穆公有疾，曰：‘兰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兰而卒。”一株不凡的兰草，成了郑穆公人格的化身，这是一个非常绚丽的梦，其超自然的离奇性与象征性带着浓重的神奇色彩，给后人留下了多少瑰奇的想象，启发后世文人多少梦文学的灵感。
《左传》中的人物诞生之梦，有吉梦，也有恶梦。叔孙豹梦竖牛就是一个恐怖的噩梦。昭公四年记载：鲁叔孙豹“梦天压己，弗胜，顾而见人，黑而上偻，深目而豭喙，号之曰：‘牛！助余！’乃胜之。”其后，叔孙豹立为卿，召庚宗妇人，发现所梦之人，即当年与庚宗妇人之私生子竖牛，就是这个竖牛，长而治叔孙家政，兴风作浪，大乱叔孙氏，甚至活活饿死其父叔孙豹，自己最后也身首异处。叔孙豹之梦，与《尚书·说命上》及《国语·楚语上》所记的殷高宗梦见传说的情节颇为相似，只是性质迥别。后者得良臣，前者获逆子。作者渲染梦境中阴森可怕气氛与梦中人物的狰狞面目。使读者对人物形象产生一种恶感，人物脸谱外貌的恶形描绘，透露出人物的性格本质与行为趋向。
上述两则梦境，与上古时期的感生神话显然不同。感生神话带有先民对祖先的图腾崇拜色彩。这两则梦境故事，在于利用梦境象征人物的善恶，梦境描写的感情倾斜、梦境的审美倾向与人物的善恶属性相吻合。所以，梦境的象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作者只是借梦境来更深刻、更具体、更形象地预报或勾勒人物形象特征，并以超自然、超现实的梦境，把自己心中的意念形象化，并在这种神奇的梦境故事中贯注自己明显的感情倾向。
四、梦境描写的真与奇
《左传》中的梦境描写，首先是梦境真实，故事清晰，梦象鲜明。本来，记梦历来是古代史官的职责之一。《左传》除记人事外，“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之备书于策”（汪中《述学·内篇》）。左氏把梦境当作历史事件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加以严肃地记载，其中虽不免有以神道设教的目的和因果报应的宿命论观点，更重要的是用梦境来预示情节的发展，刻画人物形象，象征美丑善恶，在作者笔下，这些梦中故事宛如生活实景，无一不是真实可信，既没有飘渺蒙眬的模糊感，也没有零碎窜乱的跳跃性。梦中所表现的思想也是非常清晰的。这些梦的梦象鲜明而且强烈，梦者大都清楚地记住梦中情景，甚至梦中人之面目特征，也历历如在目前，梦境的隐意与所叙事件一一对应，所记之梦，几乎全部应验。所记梦占，其作用几乎都在揭示梦的隐意。有的梦占其验神奇无比。
其次是瑰丽多彩，意境翻新。如此众多的梦境，故事神妙奇特，绝少雷同，以类而分，有天帝的示梦，有祖先的托梦，有厉鬼的惊梦；有的梦已不只是单一的梦象，而且有简单的情节，气氛的渲染，有肖像的勾勒，有心理的刻画。有的犹如一则美丽的寓言故事。梦境描写中蕴含着作者感情倾向，梦中的劝惩倾向与作者的善恶观念一致。
其三是手法多样，变幻莫测。有吉梦，有凶梦，有妖梦；有夜间梦，有白日梦；有单梦，有协梦。梦象中有神灵，有厉鬼，有祖先之灵。有日、月、河流、城门、虫鸟等等。托梦者有天帝、天使、河神、祖妣、鬼魂等。总之，《左传》中的梦境，缤纷多彩，翻新出奇，形成其独具特色的梦文学。
梦境的描写，增强了《左传》的文学性和艺术魅力。梦是假、是幻、是奇，但其中又隐含着真，体现着真。梦境是虚的，可是虚中有实。因此，尽管是严肃的历史著作，当它所描写的梦境成为历史事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成为揭示历史人物的性格、命运，揭橥历史事件的发展趋势的不可或缺的催化剂、显示剂的时候，它并不损害历史著作的科学性。再者，梦的假、幻、虚，即是艺术的想象、虚构，作为史传文学作品，梦境描写的成功，无疑提高了《左传》作为文学巨著的艺术品位。就像我们经常发现的那样，一部小说出来，那些最动人的地方往往不是写实的部分，而是想象虚构的章节，其中即包括梦境的描写。《左传》的梦境描写，是真与奇的结合，体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统一。作者借助梦境的虚、幻、奇来充实情节发展的内在机制，丰富人物性格，完美地凸现历史人物性格的真实性。虚实相生，真奇相映，尽得其妙。刘知幾评论《左传》，说它“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史通·杂说》）是颇有见地的。
（第三节 ）《左传》的行人辞令
一、外交辞令的总体特征
行人辞令即外交辞令，春秋时期，“行人”又称“行李”、“行理”、“行旅”，就是往来于周王朝和诸侯列国之间的外交使节。《左传》中的行人辞令，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作者记载了不少委婉动听的外交说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也写出了历史人物的风采。
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斗争非常尖锐，行人往来，使臣聘问，又加以盟会频繁，所以外交辞令显得非常重要。大国要“奉辞伐罪”，小国要对付大国的侵侮，辞令则成为攻伐的口实和斗争的工具。辞令好不好，不但关系到个人的荣辱，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兴亡。所以，春秋时期，已经形成一种讲究辞令的风气。《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的话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襄公三十一年又记载叔向的话说：“辞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说明当时对于行人辞令即外交辞令所起的作用的认识。
出色的行人辞令，在外交上可以起巨大的作用。它可以消弭兵燹之灾，使敌国退师，使国家转危为安。这在《左传》中有许多例子。最为著名的要数僖公三十年的《烛之武退秦师》一篇：九月，甲午，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汜南。
佚之狐言于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许之。
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
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扬孙戍之，乃还。
在春秋时期的争霸斗争中，晋、楚两国争夺最为激烈。这在前面的战争介绍中读者已十分清楚。地处晋、楚两国中间地带的郑、宋、陈、蔡等国，则是他们争夺的对象。郑国地处今河南省中部，北临晋国，南接楚地，西经周王室可达于关西秦地，东边是陈国。控制郑、陈两国，既可北上，又可南下，也便于对东西方诸侯的操纵。郑国的向背，与霸权的归属有很大关系。因此，晋、楚争霸，郑国首当其冲。郑国自郑庄公之后，国势日削，无力与大国争雄，只能受制于大国的威慑之下。城濮之战时，郑文公亲楚，曾准备和楚国联合攻晋。后来郑文公虽然参加了践土之盟，但已结怨于晋国。所以城濮之战后晋国要惩罚这些离心背叛之国，于是联合秦国围郑。这就是“烛之武退秦师”的背景。
在秦晋两国强兵压境的危急关头，烛之武挺身而出，析之以理、陈之以势、诱之以利，终于说服秦穆公退兵，使郑国转危为安，免除了一场兵燹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