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觉与时间之间的关系非常特殊，因为所有语声只有跨时才能被分析出其特征，如强弱、持续时间、不同频率的重复性、密度，以及各种复杂的变化规律，所以我们称有声语言传播是时音组合运动的流程。人们因此说声音传播遵循线性结构。的确，当后面的语声出现时，前面的音必然消失了，谁都不能预测下一段的组合呈现什么状态。所以，有声语言表达中既充满了多种未知方式的诱惑，同时，又容易被遗忘。但是从听觉认知心理的角度分析，听众对声音传播的生理和心理反应不是线性的，因此传播效果也不能单纯遵循线性特征设定评价结构。听众的心理活动参与听觉感受、听觉认知和听觉思维的全部过程，其心理反应在多层次间变换并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同时，可逆性始终贯穿在整个心理活动的图式中。譬如，听众可以想象有声语言表达者未讲出的一句话的声音、语调，但这种想象出来的话不会像真实的听感觉那样逼真，当现实的声音进入听众的听觉活动中时，他会下意识地做出判断，然后对想象进行调检或修正，这时的想象通常表现为对后面声音的预测。我们发现可逆的听觉感受直接影响听众是否继续收听的决策。即使听觉感受的可逆性使听众可以根据已经“听到”的来想象“未听到”的，但“未听到”的现实不一定等同想象。未知的不确定状态使听众在心理上产生一种模糊的、潜在的牵挂，牵挂激发听众的审美兴致、审美期待和审美想象，这就是艺术语言传播的魅力。
当表达主体的声音在听众的想象中得到正面的评价，即受到欣赏，就能够满足听众的期待；如果得到听众的负面评价，就会导致审美注意的转移和审美感觉的错位。还有一种导致注意和感知转移的语言表达，即在听众的第一印象中得到的是正面评价，但因缺乏新意，使听众产生听觉疲劳，甚至抗拒感，当然注意和感知势必分散或转移。这种情况在广播传播中表现得很典型。某广播频道有一档晚间的情感类节目《午夜收音机》，由于女主持人刻板、僵化地使用“暖声”，并且不善于把握语言的节奏感，无论语言内涵和意蕴发生怎样的变化，她的语言形式并不随之发生相应的调整，形成一种表达的“固定腔调”。语言流畅、声音甜美的正面评价很快被她固化的内心感受和单调的语言驾驭所破坏，即使节目选题和内容比较可取，也无法改变由听觉审美疲劳导致的兴味索然。而有些情感类节目的表达就很注意这个问题。
比如，东方电台的《相伴黎明》节目把与打进热线电话的听众的谈话和切合主题的诗歌或是散文朗诵结合在一起，不仅满足听众宣泄情感的需求，而且主动引导听众正确思考人生。主持人把自己对待人生的态度、解决问题的思路、待人接物的方式等，都以充满真切感情的语言为载体传递给听众，其内心的体验是具体的、真实的、个性的。这样，语言表达不是公式化的言语交际，其意向直指、应和听众的具体需求，本身具有的独特内心感受、是非好恶、审美情趣、理想追求却是听众不可预测的“未知”。有声语言表达主体应该利用听众的“牵挂”心理，顺势实现两个可能性：一是提供有趣味性的线索；一是创造有吸引力的未知。因此，有声语言表达强调鲜活灵动、整体和谐的重要策略。
如果把听众收听行为比喻成一次航行，有声语言的情感性就像彼岸，当彼岸的风景清晰迷人地展现在面前时，听众的意向也就非常鲜明，追随彼岸的方向，航行的路线准确而迅捷；若彼岸模模糊糊或者只是单调干枯地静默着，听众就无法获得强烈的意向和驱动力，感知不到触及心灵和生命体验的情感，很难保持收听的愉快，只能调换节目或频率，开始新的“航行”。
二、“听即说”：有声语言审美思维的特殊互动
在有声语言传播过程中，我们很难将“听”和“说”的活动割裂开来分析。语言学家洪堡特也曾说过，在言语活动中，“说”和“听”具有同时性，“说”乃是顺从我们所说的语言的“听”，所以，“说”首先就是一种“听”。我认为，在“相识不见面”的广播传播中，“说”不仅首先是一种“听”，而且“说”同时也是“听”，“听”同时也有反馈的行为。所以，我们在研究广播有声语言表达创新这个“说”的行为时，不能不关注表达主体的“听”和听众的“听”。前面我们已经谈到，有声语言理应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但思想的外化经常不尽如表达主体的意。语言符号的强制的传承性特征，在人们现实生活交往的层面之外（自由的精神层面）表现出它与生俱来的负面制约性。表达出来的言语总是不如想要表达的含意丰富，这是有声语言的属性，但同时与表达者的能力有关。“语言只有外在的形式是不变的；它的内在意义，它的心灵价值或者强度，随着注意或者心灵选择的方向而自由变化，不消说还随着心灵的一般发展而自由变化。从语言的观点来看，思维的定义可以是：言语的最高级的潜在的（或者可能的）内容，要达到这内容，联串的言语中的各个成分必须具有最完满的概念价值。由此可知语言和思维不是严格的同义的。语言最多也只有在符号表现的最高、最概括的水平上才能作为思维的外表。……语言并不像一般的但是肤浅的想法那样，是贴在完成了的思维上的标签。”有声语言是否能够实现表达主体把自己头脑中的思维内容在听众头脑中建立一份附件的愿望？答案是完全不自信的，因为存在于成熟的语言符号系统之外的人们的心理世界和精神世界依然非常广阔。听众所感的语言内容与表达主体表达的语言目的呈非对称性，表达主体的表达形式和思维内容也是不完全等同的。因此，表达主体关注的重点应是语言表达在听众头脑中的印象是什么，对传播效果有什么影响，而这些效果又取决于表达主体能够从“听”中得到多少暗示。所以，表达主体的“说”必然是提前意义上的“听”。广播传播活动将表达主体和听众共享的民族文化共识、语言审美趣味、言语表达观念等有机地组合在一个“听说阈”中，在大众传播属性、民族文化心理、汉语审美评价等因素的影响下，形成一种广播有声语言传播中特殊的互动思维。
（一）听觉感知和思维的关系及其启示
心理学研究表明，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等理解性活动，被动思维占优势，而写作、制订计划等创造性活动，则以主动思维为主。在一个完整的言语活动循环中，主体的“听”和“说”的思维很难区分主动和被动，而且都是具有创造性特征的。被语言所携带的大量信息激活的思维活动，是整个思维能动系统中的主要部分，同时言语本身也能衍生为一组庞大的“不可言说”的整体思维系统。表达主体在言语活动中的积极作用体现在牵动和促动听众进行主动思维。
主动思维有目的性思维和自由联想、想象两种。目的性思维是对特定言语内容的思维，所以会有起始状态（思维素）、终结状态（目的性思维素）。两个思维素之间的距离决定了思维的活性和张力。高活性和强张力的思维素不断地整合、扩张、延伸，思维也就开始了新的活动。表达主体在言语听说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就是控制、驾驭听众思维的起始状态和终结状态的活跃程度以及它们之间的距离。驾驭的难度非常大，但同时也为表达主体提供了无限的创新可能性。表达主体驾驭的成败首先取决于对象感和交流感的切实获得。在有声语言表达过程中，对象感稍有偏移或者模糊，就会导致听众目的性思维的断续，继而发生思维散乱或漂移。我们会发现，表达主体的语言变成了空洞的声波，不再能够进入听众的主动思维系统，当然表达也就不能触及听众的情感，而只能是“只闻其声，不解其意”。
自由联想、想象具有随机性激发的特点，往往由前一个思维素激活下一个有联系的思维素。当这个思维段兴奋性较弱，不足以激活下一个思维素时，就被新的思维内容所占据。新思维内容可以由新的刺激激发，也可以自发产生，它一旦被激活，对其他思维素就具有抑制作用。当表达者的言语不能激活思维素活动链的下一个目标时，来自于言语本身之外的因素就会干扰听众收听，直接地影响表达者的言语传达效果。言语之外的因素可能来自于收听环境，也可能存在于听众的心理活动中。掌握了自由联想和想象的特点，表达主体就要设法在排除来自环境和听众内心活动干扰的同时，保证听众新的思维内容是被预期的目标控制的，而不是任由听众随机地联想和想象。
在“—听—说—”思维活动的过程中，听感觉和听思维有时会分离。这种情况我们平时经常会遇到，譬如，有时想听某一时间的消息，打开收音机后在等待消息时，思维活动转换到其他方面，结果这条消息的播放并没有进入思维活动。尽管收音机已经播完这条消息，我们也感受到收音机的播音，可自己却毫无印象。在广播有声语言活动中，听感觉和听思维分离的现象很常见，一方面给表达主体提出了如何减少听众听感觉和听思维分离的课题，另一方面对有声语言表达有积极的启示作用。譬如，某些内容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没能成为具有强烈兴奋性的思维素，但声音映象和相应的感觉仍然保持对听众的刺激。声音的感觉体现言语整体风格或基调，给听众的感知和取舍提供了印象性的引导，使听众在心理结构的深层有潜意识的反应，这种反应积累到一定的强度可以召唤他的注意力和思维活动，回归到节目本身。
对听觉感知和思维的研究给语言传播者两点启示：第一，真实的听感觉和随机性联想、想象之间关系松散而且呈非完全对应状态，对表达主体来说不是消极因素，而是为有声语言表达提供了驾驭和创造的空间，令听众“思接千载”的想象补充语言意义有限的、实在的空间，丰富听众的审美感受和精神世界。第二，针对听感觉和听思维存在分离的现象，我们可以深入开发广播伴随性的多重功能和表现。伴随性和意象性是广播有声语言的基本属性，强调了这两点，也就突出了广播有声语言的特色，找到了广播的生存发展思路。特别是某些专业化频率，比如音乐频率、曲艺频率、文艺频率等，都可以通过有声语言的统一风格制造“专业化”个性的声音印象，在听众的听觉感知过程中树立鲜明的标志性频率形象，迂回绕过观念性内容传播的劣势，充分调动想象和情感的功能，使听众在广播的伴随过程中获得情感的慰藉和精神的满足。
索绪尔强调，言语活动中存在着一个联合和配置的机能，因为任何言语活动都须由语言组合和聚合的双重结构共同作用体现出来。在微观操作层面上，言语活动在心理范畴可以分为主动和被动部分，但在言语活动实践中，联合和配置的功能把说者的思维和听者的思维同构在一个言语场内，并无泾渭分明的主动和被动区别。说者表达的主动和听者接收的主动，决定了他们在一个言语活动中可以相互理解和交流。不止于此，语言符号形式和符号内容是不具有排他性的一一对应，二者的关系是非对称性的。因此，为了追求视阈融合的传播效果，表达主体和接受主体借助言语的意义和形式构筑了一个由联想和想象创造的意象流动的世界。在这个看似不在场的意象世界里，通感的灵性将人类属于空间和非空间的感受沟通，进一步强化语言的审美价值和创造功能，激活言语活动双方或多方的参与。
（二）“—听—说—”思维在广播有声语言表达中的艺术特征
在心理学家看来，在言语活动中，思维、情感、意志、感觉、直觉始终活跃地发挥着作用。语言学家本杰明·李·沃尔夫认为，语言表达的声音呈现之前，有无声的语言思维存在，从本质上说，这种无声思维并不是指压抑着没有说出来的话，或者无法听清楚的嘟嘟哝哝，亦非喉部无声的运动，而是“使用一种复杂的文化结构”。在“—听—说—”过程中，感受、情感、直觉同思维一起身处并且使用一种复杂的文化结构，同时在这个复杂的文化结构中进行融合、生成，共同作用于“前语言”阶段并影响听说活动的发展状态和进程。感受、情感和直觉在“前语言”阶段的初始表象要远远超过逻辑思维所起的作用。“前语言”阶段的思维不一定是语言性的。毕竟，思维不是机械设定的程序，思维的品质直接受到情感、意志、感受和直觉的左右，特别是具有即时性、“在场性”特征的广播语言传播过程中，在动机、感受、情感、直觉等综合作用下的表达状态对“前语言”阶段的成熟起到促动作用。由于一直以来受困于大脑黑箱理论，我们只能通过言语、行为和符号推测、反向推理所谓的“无声思维”活动。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无声思维是一种受制于“复杂文化结构”的思维、情感、意志、感觉和直觉综合作用的心理活动。无声思维将表达主体和听众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他们在言语活动中产生理解和同情，可以说，无声思维就是广播有声语言得以实现预期效果的特殊的“—听—说—”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