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广播有声语言“—听—说—”思维的理论基础是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回溯前辈的研究成果，在言语活动中，语言有三种形式的发展阶段：内部语言、自我中心语言、外部语言。内部语言是无声思维作用下的一种体现“特殊的深层结构”的代码，这意味着使用一种复杂的文化结构。这个阶段语言性思维可能不在场。换句话说，内部语言不是我们所听到的语言，而是带有复杂心理活动的文化关系模式。自我中心语言虽然也是无声的，但语言思维系统开始在这里起作用。外部语言是对内部语言中同质的、稳定的特殊代码的部分外化。其余的部分是否就此被丢失或者内部消解取决于有声语言的表达功力。有声语言为外部语言的一种类型，不仅具有规约性秩序而且具有诉诸声音的文化结构。在声音印象里，（或明显或模糊地）活跃着内部语言的“特殊的深层结构”；自我中心语言的符号组合和聚合关系；自我中心语言对内部语言的异化；外化程序对内部语言和自我中心语言的异化；表达主体心理活动的外显，等等。因此有声语言交流超越了词与词发生关系而产生的意义，回归到具体经验世界的特性。有声语言的这种超越性往往不是通过语言性思维完成的，而是依赖于表达出来的情感、感觉和直觉。表达主体和听众共享有声语言的情感、感觉和直觉是在联想和想象的世界达成的，这就体现了广播有声语言表达的优越性。电视画面的具体实在性束缚了观众想象，因此，电视“声画和谐”的超越性远远不如广播有声语言。同时，语言的超越性造就了精神自由和符号对象化的两难困境。有声语言的魅力和语言对表达主体的挑战天然地存在了。其魅力体现在“复杂的文化结构”被有声语言萃取、凸显出来，并追加赋予声音的意蕴，使听众超越具体实在的现实进入精神自由的世界；语言的挑战表现在表达主体是否具有表现丰富声音意象和语言蕴含的功力。
广播有声语言使听众找寻到在日常生活中难以邂逅的文化归属感和审美认同感的共鸣。很难说有声语言的这种魅力单纯来自于语言性思维，它常常是超越了理性和逻辑，在情感、感觉和直觉的心理活动层面上对“不可言传”的“意会”进行综合观照。因此，“—听—说—”思维不是普通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而是艺术层面的有声语言思维。它的主要特征是：1.概念性思维的本质特征和映象性的艺术感知觉和谐共处。始于逻辑经过非逻辑归于逻辑，但此逻辑已经非彼逻辑，是“艺术逻辑”。2.声音的丰富性和艺术感知觉的能动性对思维的确定性进行合理“活化”，创造出具有独特个性的、特殊意味的、蒙太奇式的新型思维结构式样。正所谓“一声一世界”。3.想象力以有声语言为介质，综合、统摄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动觉，使它们扩充为思维材料，加强思维的广度和深度。4.努力拉近概念世界和映象世界的距离，赋予自然界以人化了的、对象化了的形象。正如中国的水墨丹青之于尺素之间的大千世界，广播有声语言表达能够通过声音把一个有限的、刻板的、凝固的概念世界幻化成无限的、立体的、流动的对象化世界。5.思维活跃的程度和联想、想象的丰简被听觉的选择性制约。听众的理解力取决于他的知识经验和对有声语言的注意，联想和想象是对他所选择的声音信息的再造。听众很难对没有选择的声音信息进行深入的关注。6.无声思维随时因听觉感知的作用而自动调检。有声语言的表达与无声思维因表达主体的语言功力而形成可逆性关系。无声思维支配表达，反过来表达促使无声思维不断完善。概言之，听不一定是为了说，但在说之前一定先以听的方式感知世界。对听的结果产生准确有效的心理反应，是说与不说、说什么、怎么说的基本前提。广播有声语言“—听—说—”思维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梳理和沟通表达主体、听众的观念性经验，又表现并超越客观世界的具体映象，在精神领域里，结合有声语言本身形成了抽象普遍性和具体形象的整体性统一。
（三）“—听—说—”思维是感性和理性的高度统一
广播有声语言不是内部语言、自我中心语言思维成果的“有声版”。有声语言表达经历了一个独特的、从无声到有声的言语创造过程。罗兰·巴特在《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就职讲演》中说，言语表达来源于欲望，有多少欲望就有多少话。欲望中包含理性的、道德的和美学的。语言表达的欲望就是言语动机。言语动机是非语言性思维的心理活动，言语动机的调控不是单纯依赖理性思维，而是必须依靠重复实践下积累的心理驾驭能力。言语动机在萌芽和酝酿阶段一般是稚嫩的、平缓的、犹疑的，甚至受到干扰会半途而废。言语动机的复杂性和多重性使言语在一定语境的规约下呈现不同的语体和风格。广播电视传播语境中的言语动机被我们称之为“表达愿望”。广播有声语言表达的言语动机是艺术强化处理下的表达愿望，是艺术语言表达的原始驱动力。这个原始驱动力要组织的材料不是词汇概念，而是一种语言性和非语言性、个人性和社会性共同作用的关系和力量，譬如，一种感觉、一类情感、一组意象，或是别的什么东西。广播有声语言的表达愿望不是日常生活语言表达所能承载的，体现为生命的活力，但不是自我表现、随心所欲，必须遵从多重性语境的规约。
在广播有声语言传播中，从表达愿望的喷薄而出到表达形式的万千姿态，都深受民族文化心理和语言文化结构的影响。汉民族共同语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精华传承的结晶，具有庄重美、含蓄美、融通美、质朴美的审美价值和品格。汉民族共同语的特色与民族文化心理中高尚、博大、积极、通达的一面相互交融，在主体的表达愿望和言语创作中积淀下来，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语言审美观和创作观。简单地说，在汉语表达审美观和创作观指导下，内部语言有效转换为外部语言一般表现为以下特点：表达愿望与语言思维的互逆性转换迅速、自然、适度；语言秩序组织井然有序、色彩丰富、灵活精妙；语言的扩展和深化紧扣主题、控纵自如，同时完成查漏补缺、调检修饰的工作。外部语言的“有声”具有艺术表达特殊性，“声”中有语音的圆润丰满，有气息的运动自然，有语气的贴切丰富，有基调的准确灵动。简言之，声中有情有理、有韵有致。有声语言传播的感性和理性高度统一的文学性表述就是“言为心声”。然而现实常常令人们迷失于“言为心声”的对立面——“言不由衷”。“言不由衷”的来源中有两个方面需要得到重视：1.被迫主动地选择言不由衷。此“衷”即生命全面体悟的真实存在。这种情况往往是为人际关系、语境等外界因素所迫，主动放弃内心的体验，进入一种庸俗的话语体系，换一套为语境所容的表达方式。这不是本章节探讨的重点，在此不赘述。2.被动的、不可控的言不由衷。此“衷”即自我中心语言的预期目标。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易受暗示和易转移的不稳定心理状态；一是表达主体语言功力薄弱。第一种“言不由衷”是人性的劣根性，其恶劣性、危害性范围极大，需要依靠生命不息、搏斗不止的人类精神的全面反抗和代代相传的教化才能荡涤。其表达形式和内部语言的貌合神离势必导致无气无神，缺乏质感的色厉内荏。“花言巧语”、“巧言令色”、“口蜜腹剑”等语汇实际上是对这类主体的轻蔑和嘲笑。第二种“言不由衷”可以通过主观内省和实践磨炼得到改善。“言为心声”在语言表达层面对表达主体提出以下要求：1.语感悟性高。2.思维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均衡发展，并且对思维的核心对象不悖不离。3.心理状态开放、稳定、灵活。良好的心理状态源于自信的品质，自信是精神独立的直接体现。在语言表达上表现为观点笃定、立意高远、逻辑严谨、趣味盎然。4.语言功力深厚。语言功力不仅指语言的技巧，它是由政治、思想、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的素质和功底共建而成的，体现为观察力、理解力、思辨力、感受力、反应力、表现力、感染力、调检力。在这八种能力中，最即时、最显著、最有决定性的能力是观察力、反应力和调检力。一般意义上的语言观察力是指平素观察语言现象、语言生活的能力，在广播有声语言表达中强调对语言的听觉感受、认知能力和辨别能力。语言功力最大的功能在于增强有声语言的魅力，激发听众有秩序的联想和想象，营造一个随类赋形、意象丰富、趣味悠长、意犹未尽的审美空间和精神家园。摆脱“言不由衷”的羁绊，落脚点在于锤炼语言功力，出发点在于“文化启动”，“志存高远”。
语言从诞生之日起就和文化捆绑在一起，是某种内部结构特别紧密的文化现象聚合体，语言与文化相伴相生，难舍难分，并且谁都不是对方的“婢女”。文化的表征和结构、民族精神力量一一体现在语言中。譬如，汉语中没有关系从句，相应的逻辑关系是由一种思想关系、秩序体系支配的。这个关系是中华民族长时间形成的各种行为和深层心理的象征意义，体现在语言中，同时也被语言体现着。汉语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决定了相同的意义和蕴含可以通过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在广播中，听众只能以表达主体的排他性表述方式来捕捉表达主体内心创造的意味，他只能听到“这一个”表达形式。而表达主体对特定内容的观念和内心经验的表达是遵从某种灵感的召唤创造性地生成的一种形式。生成过程实际上是表达主体凭借想象对现实材料和传播目的加以条分缕析，进一步洗练和铸造的艺术创造“程序”。这个形式在生成过程中同时对表达主体的内心实施“修改”，目的是为了使内心经验和表达方式尽可能的和谐、高效（事实上，外在形式在表现内容时的感性圆满是极难达到的）。在日常生活的人际交流中，面对面的语言表达使“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在体态语言和实在语境的提示中得到部分的解决，而在流动性虚境的广播语境中，必须依靠语言表达方式和情感、想象、感觉、直觉等的作用与反作用所产生的力量，将复杂的文化结构表现出来。表达主体的作用就是通过“我的”语言方式潜移默化地实施文化传播功能，使听众在“物我两忘”的审美境界中得到观念的改造、情操的升华和精神的全面实现。
三、想象是体验创造有声语言声音意象的手段
只有通过“听”的方式，想象才拥有了近乎随心所欲的空间。听觉创造了一个“幻想者的乐园”。“听”在最大程度上调动各种感官的综合感觉，使人的对象化世界区别于动物的感觉世界而成为统觉世界。当人们听到从收音机中传出来的有声语言时，强烈地感觉到世界的不完整，为了得到与语言提供的线索相符的高水平回报，听众的耳朵只要接收到一点点暗示，就会扩大那个暗示，并想象出一定的物象和情景，“听声思源”，“随类赋形”。但是听众很难通过想象获得现实的解决感，就像经由视觉得到具体画面的印证那样。于是联想和想象在内心经验的基础上主动地整合、蔓延，结果总是获得如真的幻觉的现实。心领神会但无从确定的声音图案，是听众自由诠释有声语言之后，由心灵折射出的生命形态，是一种无像之像，无状之状的内心视像。
首先，对于广大受众来说，汲取知识最常用和最实用的渠道是诉诸文字的报纸、杂志、书籍等，而后是诉诸声像的电视、网络等，只诉诸声音的广播不是最高效的媒介。尽管如此，广播依然拥有一定份额的受众，这是因为他们享受着大众传播更高层次的功能——娱乐和审美。实现这些功能最微妙、最自然、最经济的手段就是联想和想象。文字、声音、图像三者相比较，抽象程度递减，赋予人感知世界的确定性愈强，想象空间愈小。所以，我们经常在电视传播中运用想象的手段，比如，当一辆汽车失去控制，发疯似的撞向一棵大树，电视画面运用闪白或黑场的特技，画外音是动人心魄的刹车声、撞击声、惨叫声、翻滚声等等，各种声音瞬间夹杂在一起，而画面是一片空白，这样的处理实际上就是利用了声音的想象创造力。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认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他的观点无疑为广播魅力的阐发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而且，想象力不仅总在挑战现有的知识，而且其品位比知识更高，因为它具有超前性。
从另一个角度看，文字传播对受众的要求比较严格，建立在有一定语文知识的起点上。声像传播的写实性和具体化特点对受众的想象有极大的束缚和固化作用，在文字和影像破裂和湮没后，事实和意义不复存在。只有当想象能够跳出成规的文字和影像的不可靠时，产生于文字和图像的意象才能焕发勃勃生机。唯有单纯诉诸声音（声音中幽眇难知、流动飘逸的魅力）的广播，为听众的想象提供了助推力。但是这只能说明广播更有利于想象的发挥，怎样让声音催化听众想象、激发听众的审美愉悦和审美满足是广播有声语言的核心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