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传播主体的觉醒还表现为受动性与能动性的融合。主体性意味着能动性，但同时也意味着受动性，并且受动还有着某种前提性的意义。我们对受动也不能完全从被动、受作用的角度去理解。主体的受动性表现为，人既然是生命的、感性的、现实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他必须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就是指它是受动的”。这一点对于语言传播的创作活动来说，也有本体论的意义。语言传播是创作主体以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身份，用自己饱含生命体验的有声语言，向受众传情达意、言志传神的大众传播行为，这一过程是充满主体人生诉求和生命感念的。那声音应该是富有感染力的，因此，“感受是关键”。在随后的论述中，我们还会讲到这种感性要上升为理性，但那也是“被感受之水浸透了的理性”，那理性也是以感性的形式呈现的。语言传播对于真善美的吁求，对于“新雅精准”理想的传播，都是以可感的、亲切的方式进行的，那效果应该是受众乐于接受，甚至欲罢不能的，而绝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高高在上”、“呆板”、“僵硬”、“无生气”地“进行政治宣传”，拒人于千里之外。因此，语言传播主体一定要敞开襟怀，调动所有的器官，全身心地投入到语言传播过程中去。不仅如此，语言传播主体在其生活中也一定要注意感受的积累、沉淀、存储，以便到需要时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因此，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受动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有感受才会有热情、有激情，有热情才会吸引人，有激情才会出精品。语言传播主体在这个意义上的受动性是其在创作过程中发挥能动性的前提、基础乃至动力源泉。
在语言传播中那种无感受、无感情、“零态度”的有声语言表达，连“意思的沟通”都谈不上，更进入不了“真、善、美、准、新、雅、精”的层面，毫无人文关怀可言，其根源就在于语言传播主体受动性的缺乏。
能动性是人的主体性最重要的内涵和最鲜明的表现。毛泽东说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见之于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特点。”在语言传播过程中，人文关怀的实现情况，甚至创作的顺利完成都要取决于创作主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程度。语言传播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及其对于人文关怀的作用应有以下表现：从潜能到效能。创作依据在与语言传播主体发生作用之前，其实现的方式、表现出的风格，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可能性。创作主体由于其语言功力、生活历练、理论文化修养、审美趣味的积淀而拥有巨大的潜在能力。正是由于创作主体的创作活动改变了创作依据的存在方式，使其以一定的节目形态呈现在受众面前且对受众产生影响。把潜在的变成现实的，把纸上谈兵变成在战场上奔袭的千军万马（那战斗力倒可先不论，因这只是创作主体能动性之初现）。
从消极被动到积极主动。消极被动就是简单地念字出声，积极主动就是创作主体调动分析理解力、词语感受力、思维反应力、观察力、表现力、感染力等，深入创作依据，进入创作状态，驾驭节目进程，直奔创作目的。
从理解感受到及于受众。这一过程的实现已在“主体的自觉性”当中做过详尽论述，在这里不再重复。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创作主体在创作过程中要尽量做到状态一致、善始善终，避免左冲右突，进进出出。记住魏征的忠告：“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从完成到完善。此为语言传播若想达于“准、新、雅、精”之境界，创作主体所必须发挥出的最高的能动性。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对后人有一句言简意赅的告诫：“应当努力追求把事情做好。”完成理解感受到形之于声、达于受众的过程，创作主体就完成了创作预想，基本上达到了创作目的。但是预想与目的是总体性的，它不可能穷尽全部细节，而细节是需要完善的。理解表达及主体定位的准确把握、崭新风貌的体现、离俗趋雅的品味提升、精益求精与创造经典的追求都要求创作主体在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的细化过程中实现，创作主体要调动自己的最大潜能，发挥最佳水准，力争在每一次创作中都有新的提高，积水成渊，积土成山，积小善成大德，就一定能创作出有声语言的时代精品、世代经典。
语言传播中“准、新、雅、精”的鲜见，其主体性的根源就在于尽善尽美、精益求精的能动性的不足。频道越开越多而节目源匮乏、节目制作周期短、时间紧张、准备不足等似乎都是不可抗拒的理由，但是我们相信，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良性发展，随着大量有才华年轻人的加入，随着受众欣赏品位的不断提高，那些粗制滥造、疲于应付的节目以及语言传播会越来越没有容身之所。
崭新的时代、先进的文化强烈召唤着语言传播主体发挥出最大的能动性，创造出越来越多的有声语言时代经典。
三、由占有重复到生产创造——语言传播主体性在对象化过程中提升
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主体建构需要在有声语言创作过程中完成，即在“对象化”的过程中完成。我们虽然曾谈到语言传播主体对创作依据的能动作用，但那大多是从创作主体的自身视角去观察问题时所得到的结论。在此，我们将从创作过程本身的角度，来挖掘语言传播主体性的建构对人文精神重建的作用。
语言传播主体从占有性向生产性提升。占有性的主体性是指主体对物质或精神的占有。人对物的占有的需要，归根到底是对消费的需要。人要生存，总是要吃、穿、行、住，要消费，这是很正常、正当的。但对于语言传播主体来说，在有声语言创作过程中，任何占有性的主体性都应该被扼制，而不应该被宣扬、张扬。因为语言传播活动性质从根本上说是生产性的，是为受众生产文化和精神产品的。
语言传播主体占有性的主体性的显现甚至公然张扬是语言传播中物欲化、庸俗化、演艺化的深层原因。为什么要媚俗呢？为什么要“表现”呢？原因只为了迎合部分人的低级欣赏趣味，为了提高收视率、收听率。提高收听率、收视率所为何用？吸引广告。吸引广告越多当然钱越多。那根柢全在于对物的占有欲。因此，要重构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必须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严厉抑制语言传播主体的占有性的主体性，直至彻底把它清除出语言传播领域。
在主体的占有与生产的关系上，高扬语言传播主体生产性的主体性是唯一的选择。语言传播活动是精神性生产活动。语言传播主体的生产性是指他在使其本质对象化，即融入和驾驭节目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与占有性不同，主体的生产性不是向客体索取，而是对客体付出。在语言传播过程中，创作主体通过其生产性的活动，付出智慧、情感、意志，使创作依据按照它自身的规律以及社会主流的价值取向、政策方向、舆论导向而发生改变。创作主体在这语言传播活动中生产的是“真、善、美”，奉献的是“准、新、雅、精”，其目的是“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最终的目的是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趋于和谐，人自身获得全面发展，人不断地获得自由和解放。
语言传播主体生产性的主体性到底有多大的力量？“美德与人所实现的生产性程度成正比。社会如果关心人之美德的培养，它必然关心人之生产性的培养，并因此而为人的生产性创造条件”，“生产性取向是自由、美德及幸福的基础”。“一个人越是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并生产性地运用这种能力以增进他的力量、信仰及幸福，他与自身异化的危险就越小；由此我们可以说，他创造了一种‘善循环’”。不断增进生产性的主体性，向受众与社会奉献精神的精品，这是语言传播主体人文精神自我完善的最好途径。生产性使他感到生命的充实、欢乐和真正的幸福，而这种欢乐和幸福又在不断强化着他的生产性的主体性。他的人文精神也就日趋主流、完善，他也就越能更加淋漓尽致地进行人文关怀。
语言传播主体的生产性的主体性能够使他自己的内在本质对象化，使个人行动与社会效果圆融无碍地融为一体。这也就使他能够感到自己作为主体的存在意义，因此，他是幸福的。弗洛姆下面的这段话对于说明语言传播生产性的主体性的发挥是再恰当不过了：“幸福象征着人找到了人类存在问题的答案：生产性地实现他的潜能，因此，他既与世界同为一体，但同时却又保持着他自身的人格完整性。在生产性地运用他的精力时，他提高了自己的能力，他‘燃烧自己，却不化为灰烬’。”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情感性。情感的丰富与真挚本身也是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语言传播过程的始终，传播主体的情感一直都在运动着，如空气一般浸润着他所发出的每一句话，也浸润着他所送达的“真、善、美”、他所倡导的“准、新、雅、精”。“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白居易《与元九书》）这样，他所倡导的人文精神中那些主流的、先进的、高尚的、高雅的东西就会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对受众人文精神的提升起到潜移默化的涵化作用，如盐之入水，化于无形，但它已经随水进入你的血脉、你的肌体，最后与你融为一体。因此，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语言传播主体情感的生产性。主体情感的生产性的含义首先是语言传播主体要主动生产情感。其次是他的情感是真挚的、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职业化的、商业化的、快餐化的、掩藏在华丽辞藻后面的、廉价的、虚假的情感。那种“表演”出来的情感是消费性的情感，是语言传播人文精神浅表化、庸俗化的主要根源。
语言传播主体的这种生产性的情感就是爱。当然我们所倡导的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讲的爱，而是主体对于自己的民族、对于自己的文化、对于自己的传统、对于自己所在的社会或团体、对于自己国家乃至全世界人民的由心底升腾的爱。这爱的力量的源泉就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无私奉献的价值观。
语言传播主体人文精神在主体对象化即创作过程中的重构，还表现为语言传播主体从重复性向创造性的迈进。重复性活动是简单再生产的活动。在语言传播中，这种主体的重复性首先表现为主体的基本功的积累、涵养、强化是通过大量的、不断重复的系统训练而完成的。有声语言表达的基本功是语言功力的基础，那咬字的精度、唇舌的韧度、喷弹的力度、抑扬的幅度、快慢的速度、疏密的张度、模糊的向度、明暗的限度、虚实的化度、刚柔的强度，甚至于主体感受的细腻度、情感的真挚度，等等，细密层级的精妙变化和调控能力的获得，都必须通过主体大量的、不间断的、刻苦的、潜心的、用心的、铁杵成针的、反复的训练。当然，在训练的过程中，我们强调训练者要用心重复。而不能像练习长跑那样简单重复，即使在练习最简单的单音节时也要发“暖声”，“以情带声”一直是我们进行语言基本功训练的首要原则。但是在基本功的训练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其恒久性、重复性、艰巨性、基础性。在语言传播中，主体的重复性还表现为，我们的语言传播实践和理论研究是在充分学习、吸收前人的理论成果和训练体系的基础上进行的，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看世界。现有语言传播的理论体系，是广大理论工作者在一代又一代播音专业人员几十年的辛勤实践基础上，进行艰辛总结、不懈探索、深刻反思之后的结果，虽然相对于不断发展的实践来说，它是“灰色的”，但那毕竟是几代人汗水、智慧乃至生命的结晶。
因此，“重复性实践和重复性思维形式，是人的活动和思维的必要的和积累性的基础”。吸收了前人的成果，就像从互联网上下载了一个有用的软件，作为今后处理浩繁事务的工具，我们就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只有用创造性的思维和实践才能解决的问题上去。这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非要自惭形秽，甚至弃之若敝屣呢？抛开学术以外的别有用心、利益驱动以外，对主体的重复性的主体性的漠视也是导致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缺失的深层根源之一。唇舌无力、气短声促、吐字含混、停连无节、轻重无数、明暗无着、刚柔无度、虚实无矩、削平波浪、一马平川，争取把稿子念顺就已经勉为其难了，哪里还有精力和心思去顾及更多？如果不以为耻，反以“贴近受众”的“新风格”自居为荣，就更危险，其危害就更大。而今天像这样的“主持”在语言传播实践中却似乎并不鲜见。于是就有理论家说，那种“僵硬呆板”、“冷冰冰”的“播音腔”的“政治宣传”当休矣，取而代之的将是“完全平民视角的”、“亲切的”、“人际化传播的”，甚至“代表了社会民主趋势的”“说”才是“主持人发展”的“新方向”。若如此“主持”下去，若如此“理论创新”下去，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就很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