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辛亥革命时期的舆论研究
一、多样化的舆论宣传形式及其思想
1.舆论宣传形式的多样化
辛亥革命时期，随着革命的蓬勃兴起，促使资产阶级革命派加强了对舆论的研究，特别是对舆论宣传与革命斗争之关系和作用研究。
当时，报纸、布告、通电、私人信函、外交照会等制造舆论的方式在对内对外的政策上及为建设革命政权的舆论宣传上被广泛运用。报纸是当时的重要舆论宣传阵地，成为传播武汉地区革命消息的主要媒介，影响深远。京、沪、汉等地的各大报纸发布了以军政府名义发布的革命檄文、军政府的各项命令文告、大量有关武昌起义军事进展的消息，以及各省响应武昌起义和清兵调动的消息。布告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将某种决定、某一事件用书面形式张贴出来公之于众的一种文件。通电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或个人通过电文方式将某种决定、情况、事项公开告诉群众和组织的文件。私人信函是湖北军政府领导人对时局的认识，大体代表了军政府的态度，他们与清廷官吏的私人函件也是军政府对外宣传的重要途径。照会是国家间外交往来比较常用的一种文书，用作交涉时表明立场、态度或通知事项等。发送正式照会意味着其中所叙述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往往具有承担义务的性质。
因革命形势的需要而导致对舆论宣传手段需求的激增，是众多舆论宣传手段兴起的原因所在。可谓革命兴，则舆论手段兴，而舆论手段兴则导致了革命舆论的兴盛。而这些兴盛，也必然对舆论研究提出新的要求，以期有舆论的理论指导舆论的实践。回顾辛亥革命时期的舆论宣传，其在摧毁封建统治方面的作用和意义是巨大的。但是，有些舆论宣传，尤其是在办报过程中奉行实用主义的原则，为一时的宣传效果，不惜破坏舆论工具的信誉。这个时期，报纸舆论宣传较为普遍地出现了不择手段，哗众取宠，随意夸大或缩小事实，断章取义，甚至凭空捏造，闭门造车的现象，在推进革命运动的同时，客观上造成了舆论的混乱。但总的来说，辛亥革命时期的舆论宣传，与革命一样轰轰烈烈，点燃了在全国人民心中积郁已久的反清怒火，加速了清王朝的土崩瓦解和民主共和国的建立。
2.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舆论思想
辛亥革命时期对舆论的研究，侧重报刊舆论宣传与革命斗争之关系和作用研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舆论宣传思想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舆论宣传思想同出一源，认为报纸是“国之利器”，具有“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作用，办报“有益于国事”。但是，革命派报人更注意汲取西方舆论宣传学说中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内涵，使自己创办的报纸成为猛烈宣传反清革命的舆论宣传阵地。资产阶级认为报纸应反映民意、影响舆论和指导舆论，他们所创办的报纸大多以“民”字命名，如“民报”、“国民”、“民呼”、“民吁”、“民立”、“民声”等，认为：“报馆为发表舆论之天职”。资产阶级呼吁报纸反映舆论，是为他们制造革命舆论服务的，他们明确指出：“将图国民之事业，不可不造国民之舆论”，而“革命非公开昌言不为功，将何处得有形势已成之言论机关，使吾党恣意挥发为哉！”最有力者莫如报纸。因此，资产阶级革命派把报纸视为制造革命舆论、进行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认为一家报馆犹如一支军队，报纸的威力胜过四千毛瑟枪。《〈国民日日报〉发刊词》中说“一纸之出，可以收全国之视听；一议之发，可以挽全国之倾势”。胡汉民在《民报之六大主义》一文中说：“革命报之工作，所以使人知革命也。”
革命派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报刊舆论主张，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章士钊、郑贯公、章太炎等。
章士钊在《〈国民日日报〉发刊词》中认为：舆论是推动事业前进的一种原动力。这篇文章认为：“舆论者，造因之无上乘也，一切事业之母也。故将图国民之事业，不可不造国民之舆论。大凡一国家之成立，当无不有一种无名之舆论，隐据于工规师谏之巅，而政治之发见，亦间受其影响。”他又说：“若言论比此奄奄无生气，将见人心无从振发”，“不惜以身家性命与其所得发纵指示之传达机构，并为爆炸性之一击。”
郑贯公注重报纸的舆论宣传，每每论及舆论宣传都不惜夸大它的作用。他认为报纸能“启民智”，“使盲者聪而瞽者明，梦者醒而愚者智”，报纸应“主持风化，掌握褒贬”，“呼当道之魂而提起之，俾其速于改良”。他在《开智录缘起》中指出：“民贼之辈竟欲以强力压塞民口，败坏国民发言之权而夺其幸福，使自由之窒哑不能高鸣……”可见，郑贯公的“民口”，已不再是“上情下达”、“下有苦患者告之君”，而是要作为“自由发言之权”，要“高鸣”“自由之钟”。郑贯公说：“报纸能宣布公理，激励人心，何异政命告示？报纸能声罪致讨，以儆效尤，何异裁判定案？报纸能密查侦察，以显其私，何异侦探暗差？报纸能布其证据，直斥其人，何异警察巡兵？报纸能与人辩证讼冤，何异律师？报纸能笔战舌战，何异军人？”他甚至说：“不必匕首，不必流血，笔枪可矣，流墨可矣。”
章太炎在其《序〈革命军〉》中十分强调舆论宣传对于革命事业成败的作用：“凡事之败，在其有唱者而莫与为和，其攻击者且千百辈，故仇敌之空言（舆论宣传），足以堕吾事。”他认为“不震以雷霆之声，其能化者几何？异时义师再举，其必堕于众口之不俚”，强烈地反映出章太炎对当时社会环境下宣传舆论重要性的深刻认识。章太炎强调报刊的舆论鼓动、宣传教育的发挥与实际革命斗争相辅相成的作用。他指出，光靠舆论吁请，是不可能成功的。“不是平民革命，怎么辟得这些瘴气”， “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针对南京临时政府拟颁行《暂时报律》，章太炎提出了自己对报刊言论自由的认识。章太炎认为，报律是对民主与舆论的遏制，“案民主国本无报律，观美、法诸国，对于杂志新闻只以条件从事，无所谓报律者。亡清诸吏，自知秕政宏多，遭人指谪，汲汲施行报律，以为壅遏舆论之阶。今民国政府初成，杀人行劫诸事，皆未继续前清法令，声明有效；而独皇皇指定报律，岂欲蹈恶政府之覆辙乎？”他指责政府贸然立法，“钳制舆论”，是“自处卫巫之地，为诸公监谤”，反不及古人之明智。后来，由于政党政治的发展，出现了对言论自由的滥用，章太炎对新闻舆论工作者的道德自律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自己的言论自由观点进行了修正。他痛恨报界政党相仇的“媚道”、“讹言”，认为“此则乱人之害，复与帛书狐鸣无异”。他进一步提出，要“与记者约，事不可诬，论不可宕，近妇言者不可听，长乱略者不可从，毋以肤表形相而昧内情，毋以法理虚言而蔽事实，毋以众情踊动而失鉴裁”，要以事实为本，要有独立见解，方“足以匡国政而为史官取材”。
二、孙中山的舆论活动和舆论思想
1.孙中山的舆论活动
辛亥革命的成功无疑与革命舆论的制造密不可分。作为革命党人的领袖，孙中山的舆论活动对整个革命舆论的发动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与媒介的关系中，孙中山始终是处于主动地位的，自觉而又充分地利用了现代大众传播工具。
在香港求学期间，孙中山对当时香港发达的媒介进行了关注，对报刊超越时空、沟通受众的社会功能有了深刻的认识。1895年香港兴中会成立时，孙中山就明确提出“设报馆以开风气”。在策划广州起义时，他积极联系《德臣西报》、《士蔑西报》，自觉利用现代媒介制造革命舆论，进行革命舆论的宣传。而此时的康有为还呆在万木草堂聚徒讲学，用最古老的直接传播方式宣讲革新思想。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为鼓励旅日华侨反清，他将随身带去的《扬州十日记》、《原君》和《原臣》等宣传品在日本印刷万卷广泛发送。孙中山在流亡之际，还不忘营造革命舆论，足见他对舆论动员的重视程度。孙中山伦敦蒙难以后，他有意识地利用这一事件积极扩大对革命的宣传，并写成《伦敦蒙难记》，来争取世界舆论对革命的支持。为在国际上制造反清舆论，孙中山还与他人合作写了《中国的司法改革》的论著，对清朝的司法制度的黑暗和残酷进行揭露，并论证推翻清朝统治的合理性，希望得到世界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在遭受维新风潮对革命的冲击后，孙中山深感不利的舆论氛围对革命的巨大危害，必须有强有力的革命舆论机关，来从事革命舆论的营造工作。于是，孙中山出资创办了《中国日报》、《民报》。孙中山说：“因思风行朝野，感格人心，莫如报纸，故欲藉此一报大声疾呼，发聋振聩……”之后，孙中山领导了对改良派的论战。他改组报馆，巩固舆论阵地，并亲自撰写文章参与论战；他印发革命书刊，并用英文著述，在国际上制造有利于革命的舆论；他进行环球旅行，频繁发表演说，使得革命舆论风潮一日千里，进步神速，而最终渐由言论达于实行。
可以说，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精神领袖，孙中山的舆论活动主导了革命舆论的发展，使得革命舆论深入人心。
2.孙中山的舆论思想
孙中山的舆论思想十分强调“主义”的宣传。他在《中国革命史》一书中论述道：“民报成立，一方为同盟会之喉舌，以宣传主义；一方则力辟当时保皇党劝告开明专制要求立宪之谬说，使革命主义，如日中天。”孙中山又在《民报发刊词》中说：“盖革命有秘密之举动，而革命之主义，则无当秘密者。非为不当秘密而已，直当普遍之于社会，以斟灌其心理而造成舆论。”
孙中山的舆论思想受到欧洲启蒙学者和早期的社会主义者们的理性主义的影响。理性主义舆论研究重视舆论形成中精英人物和团体的影响力量，以及由于这种影响力给予舆论的理性成分，认为精英人物在造就舆论中发挥主导作用，是精英人物从舆论中发现理性(时代精神)。黑格尔说：“找出其中的真理乃是伟大人物的事。谁道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意志，把它告诉他那个时代并使之实现，他就是他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他做的是时代的内心东西和本质，他使时代现实化。”孙中山正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他把精英的革命学说灌输于人心，化为常识，生成舆论。孙中山认为，报纸的天职是把精英（先知先觉）的革命之学说和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而生成舆论。继梁启超之后，孙中山也提出了“舆论之母”的概念，作为对报界社会作用的一种比喻。他认为，人群中有先觉者和后觉者，先觉者必须掖进后觉者一起前进，引导舆论正是先觉者——报刊的职责，因而报刊便起着“舆论之母”的社会作用。报刊作为舆论之母的目的是，“引舆论为一途”。《民报》曾具体论述了报纸作为“舆论之母”影响社会的过程：“若夫革命报之言论，其了解不待有专门知识之人。故其始也发表少数人之意思，而为舆论所趋附，自渐造成舆论，则凡主之之人之意，以之为代表，而横靡一世，其效力孰可比耶？”孙中山又说：“舆论为事实之母，报界诸君又为舆论之母。”他解释道：“人民重视报纸，每谓报纸经载，必有其事”，并说 “夫缮群之道，与群俱进，而择别取舍，惟其最宜。此群之历史，既与彼群殊，则所以掖而进之阶级，不无后先进止之别。由之不贰，此所以为舆论之母也”。
孙中山认为：“今日举事，稍识时务者不能不以舆论为依归，若能造成多数人之舆论，不生冲突龃龉，种种问题则亦不患当事者不降心相从。”故而，他认为宣传是革命运动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说：“余之从事革命，建主义以为目标，定方略以为历程，集毕生之精力以赴之，百折而不挠。求天下之仁人志士，同趋于一主义之下，以同致力，于是有立党；求举国之人民，共喻此主义，以身体而力行之，于是有宣传；求此主义之实现，必先破坏而后有建设，于是有起义。”三者在理论上在展示了革命运动的内在逻辑，但在实践过程中则并立且相互支持。对舆论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做如此明确的界定，孙中山是第一人。孙中山进而充分肯定了舆论的社会作用之大。他在回顾辛亥革命的斗争历程中指出：“此次推倒满清，因赖军人之力；而人心一致，则由于各报馆鼓吹之功。各报之所以能收效果者，由于言化一致。”民国元年他又说：“此次民国成立，舆论之势力与军队之势力相辅而行，故曾不数月，遂竟全功。”“自武汉发难，不数月而共和政治出现于亚东大陆，论者推原功首，咸以为数年来言论提倡之力，固矣！”由此可见，孙中山把舆论的功能、舆论一致的重要性扩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
对于言论自由，孙中山认为“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善从恶改，古人以为常师，自非专制淫威，从无过事摧抑者。”而“引舆论为一途，亦吾党进行上不能已之事。”他要求报界“今日认定宗旨，造成健全一致之言论”。这种舆论一致的过程，是将正确思想普及于人人之心中的过程。 “虽有不正当之舆论淆惑是非，而报馆记者率抱定翰理，一往不渝……久而久之，人人之心均倾向于此正确之真理，虽有其他言论，亦与之同化”，达成正当舆论的统一。从这一目的出发，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还提出了言论自由思想的阶级性问题：“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言论自由是有阶级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