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重要广告客户的利益也是需要保护的，不过保护的方法不是护短，即便不做公开报道，也要敦促其解决问题，同时还要帮助其改正错误。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不是任何广告客户涉及批评报道时，媒体都要同样对待，而是要区别重点广告客户与非重点广告客户，对于非重点广告客户则不必享受重点客户的待遇，当然重点客户的界定也是应该有严格的门槛和限量的，不能太多太滥。一些媒体的广告部门时常以批评对象是重要广告客户为由，妨碍正常的舆论监督，这也说明界定重要广告客户的工作十分必要。应该说，各级党报都是当地的权威媒体，但是在都市类报纸和电视、网络等其他的强使竞争下，党报的影响力有所下降，特别是广告收入大幅下滑；在一定范围内对重要广告客户实施有限度的保护，对于党报的发展来说是必要的。不过，我们更应该明白一个道理，报纸吸引广告客户的是影响力而不是保护措施，提升党报影响力的关键在报纸内容，而群众工作中的舆论监督稿件又是党报内容关注度很高的部分。
三是批评对象跟报社内部人员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党报舆论监督的内部阻力。一般来说，批评对象要阻止舆论监督稿件见报，自己直接找报社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小，往往要通过报社内部关系去游说，这种关系小到普通编辑记者，大到部门主任乃至报社高层领导，让舆论监督编辑记者很为难———报社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发稿嘛，势必影响同事间关系，不发稿嘛，群工部记者的工作量不好算，势必挫伤舆论监督编辑记者的积极性；搞舆论监督搞得好的结果往往是里里外外都得罪人。当然，群工部要搞好舆论监督很多时候还得不怕得罪人才行，不过有些时候这种勇气也得被权力折服。据了解，某家省级党报对全省几个县的舆论监督曾经一片空白，并不是因为这几个县工作搞得好，没有舆论监督题材，而是有的县是报社高层领导的家乡，有的县曾经是报社高层领导挂职的地方，大凡关于这些地方的批评报道，当地领导都可以直接找报社高层将稿件拦下。久而久之，这些地方自然就成了舆论监督的真空地带。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关于某派出所的批评稿件，最初是派出所通过报社驻站记者跟群工部交涉，因派出所不同意解决问题但又希望不发稿而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接下来，派出所通过当地市、区两级公安局找到省公安厅，省公安厅通过省委政法委给报社分管舆论监督的副总编施压，最终在稿件上版前被撤掉。当然，像这种情况必定是少数，无论是报社还是部门都没有反驳的理由。而报社一些高层领导的家乡或挂职锻炼过的地方也要享受舆论监督的豁免权，就值得商榷了。如果群工部主任和编辑记者也都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那么舆论监督就没法正常进行。
四是宣传部门“控负”演化成报社“禁负”之后，党报群众工作就会出现阶段性的空白。无论“控负”还是“禁负”，其合理性当然是不容置疑的。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群众生产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并不会因为“控负”或者“禁负”就减少。相反，如果这期间群众反映的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同样可能影响“控负”和“禁负”的效果。一定程度上讲，“控负”期间，党报群众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显得更为重要。那么，党报如何搞好“控负”期间的群众工作呢？笔者认为，这里要区分两个观念：其一是群众工作稿件不都是舆论监督，舆论监督也不都是负面报道。诚然，群众工作稿件相当一部分都属于舆论监督，但还有服务方面的内容。“控负”期间舆论监督压缩了，但我们正好可以多动脑筋做服务方面的文章。《四川日报》“服务热线”版面在全国“两会”期间就先后推出了《春耕生产服务到农家》等系列报道，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和基层读者的好评。而舆论监督和负面报道也是有区别的，舆论监督主要是从稿件题材而言的，而负面报道则是从产生效果而言的。如果舆论监督稿件既能解决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又能推进有关部门的工作，并不会给有关方面带来不良影响，那么就不能算负面报道。相反，即便是成就性报道，如果给有关部门工作带来负面影响，也不能算正面报道，只能算负面报道。当然，“控负”期间给部分舆论监督稿件开绿灯，这需要报社领导相当的勇气和智慧，也考验编采人员的处理技巧。其二是群工部版面停了，但群工部的工作不能停。把群工部负责的版面停掉是一些党报应对“控负”的通常做法，据了解，某家党报决定北京奥运会期间让群工部编辑记者全体休假。虽然这种做法对完成“控负”任务很有成效，但是这期间群众反映情况怎么办呢？要是群工部电话无人接听，信件无人处理，群众来访无人接待，群众又会怎么看待党报的群众工作呢？因此，即便群工部版面停了，群工部的其他工作不能停，并且还应该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出来做好群众的来信来访工作。
（二）明确群众工作稿件审签机制
正是由于以上这几个方面的原因，党报就应建立明确的群众工作稿件审签机制。一条稿件能发不能发，什么时候发，怎么发，报社总编辑或者分管副总编辑应履行最终裁决权；凡是群工部内部，或者群工部记者跟采访对象之间，或者群工部跟报社其他部门之间出现发稿方面的矛盾，或者其他领导干预群工部发稿，应统统由总编辑或者分管副总编辑定夺。上海《解放日报》群众工作做得好，其中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总编辑重视。有种说法是：《解放日报》总编辑只管两个部门，管评论部叫“管天”，管群工部叫“管地”，所以该报的群众工作才一直搞得有声有色。报社领导重视群众工作，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维护群工新闻稿件的发稿权，特别是舆论监督稿件的发稿权。有的党报舆论监督稿件发稿情况常常跟值班领导的个人爱好相关，有的值班领导胆子大些，舆论监督稿件大量上，有的值班领导胆子小些，生怕自己值班期间惹什么麻烦，总是限制舆论监督稿件上版。出现这种情况，有最终裁决权的领导就应当平衡各方利益关系、做好协调工作。特别是“控负”期间舆论监督稿件的审签，报社领导更应讲究艺术，用好用足政策的空间，在不违背宣传部门要求的前提下，力争能够多发稿。
对于群众工作稿件中质量比较高的，报社应鼓励多向一版签发，最好能在一版上开设相关栏目。这样，既能体现对群众工作的重视，又能增强一版的可读性，因为群众工作稿件无论是批评报道还是正面宣传，都跟广大群众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在可读性上通常比那些动态性时政新闻强。《解放日报》就在一版上开设了“解放监督”栏目，专发策划性的舆论监督稿件，群工部也是重要的供稿部门。如今，这个栏目已经成为《解放日报》的四大品牌栏目之一。像这样在一版开设舆论监督栏目的党报还不多见，无论是舆论监督还是其他方面的群工新闻稿件，只要新闻价值高、可读性强，就应该多向一版或者其他要闻版签发。
为确保群众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党报在群工新闻稿件的签发上还应该建立长效机制。有的党报经常改版，一段时间群众工作归这个部门，另一段时间群众工作又划到另一个部门，或者干脆取消；有的时候群工部负责的版面是每天半个版，有的时候变成每周2个版，还有的时候甚至变成半个月一个版。有的报社本来对群众工作很重视，可是领导职位更迭之后，新领导因觉得群众工作稿件舆论监督多，害怕给报社惹麻烦，干脆不重视群众工作，这种冷一阵热一阵的情况，在许多报社都存在。无论是部门的变动，地位的更替，还是版面的波动，都会给党报群众工作带来不良影响。《解放日报》重视群众工作已经成为一个传统，无论谁当总编辑，无论版面怎么调整，群众工作都是报社的一项重要工作，都会得到报社领导的大力支持。也正是因为如此，《解放日报》群工部多次获得上海文明信访室等荣誉称号，群工部主办的“3.15”咨询等主题策划活动能够坚持20年不间断，而且还培育出了“社会调查”等多个品牌栏目。应该说，像《解放日报》这样群众工作能够产生长期效应的党报也不多见。因此，党报群众工作要健康发展，还需要报社建立相对稳定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