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革命家的道路能有多平坦？想都不要想，一定蛇蝎满地。因此，他写了散文《捕蛇者说》，记录下那一切：苛政已经深入到社会角角落落，就像蛇蝎遍布乡野城池，对一切可以吃的物质狼吞虎咽。
而且，在我们无法抵达的那样的年代，一个人自己的悲欢和利益是和国家大义、宏伟的江山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有多么沧桑和苦难，就有多么真诚和勇敢。对比着读，觉得他是波德莱尔或曼捷斯塔姆那样有极度反抗性的铁血诗人——诗风像，命运也仿佛。
一直以来，我对寂寞的、痛苦的、不幸的人有种近乎病态的好感，对他也是，尤其好感的是，他还是一位我辈仰望的散文作家。翻开《愚溪诗序》，刚开始我还无法把他和那个满腹经纶却被一贬再贬、最后终于无比荒蛮的柳州的大文豪联系在一起：他用平实的语调为我们叙述了一条溪水的过去，它风景绝佳，冉氏尝居，它水流清澈，曾可浣纱。这过去讲完了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里走来了一位落寞、孤寂的诗人，他说他以愚触罪，谪潇水上，这使我因感到了他的难过而难过。看啊，他来了，一个人，穿着如同当地土着，沿着江边，踯躅而行——这多少使我想到了当年也是在那里行吟泽畔、瘦削、忧郁的屈原。两幅图景惊人地相似，也同样地凄怆。
开始时并不是这样的，如同每一个开始时的踌躇满志——才满二十一岁，他就和最好的朋友刘禹锡一起考中进士，之后历任秘书省校书郎、集贤殿书院正字、蓝田尉、监察御史里行，后来因为希望通过改革来消除宦官专政、藩镇割据的积弊，他成为了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永贞革新”那段时间，他被迁任礼部员外郎，这是他一生中任过的最高官职，也是他生命里的第一次华丽转身，或者说哗变——焉知顺风顺水的少年得志不是惊天祸患的端起？
可以想象，那样的动议会伤害到多少既得利益者，难免一时来者汹汹，群起攻之。而着名的韩愈就是其中反对呼声极高的一个。
他带着那场维持了一百四十九天便归于夭折的政治革新带给他的命运和创伤，满腔忧愤，无处可解，坐拥山水，却无心观赏。昨日的朝廷股肱，今日走在贬往邵州的路上。还没有一声叹息的工夫吧？羁旅劳顿，没走到邵州呢，宪宗也许觉得贬为刺史还是便宜了他，一道诏书追过来，又加贬其为更加偏远蛮荒的永州司马。
这是怎样的无助、无常和戏剧性？又是怎样的羞辱、愤懑和无奈？永州地处湖南、广东、广西交界，是人人谈之色变的瘴乡恶土。
随他同去的，有他年过六旬的老母、堂弟柳宗直、表弟卢遵。初至永州，只能在龙兴寺寄宿。
这是个多么低等的“破落户”司马啊，住的地方还要和尚帮忙。
他亲爱的母亲在他幼小时饿着肚子喂饱他，垂暮之年还要随儿子到南荒，却没有丝毫怨言，终因生活艰苦，到永州未及半载，便离开了人世。于是，羞辱、愤懑和无奈之上又加上了悲哀。他像坐在了硕大无朋而壁垒森严的囚笼里。
他又哪里想到这一坐就是漫长而孤独的十年呢？灾难使他万分狼狈，蓬头垢面，而我知道他将终生无法再从永州回来，回到他向往一展宏图的长安——朝廷规定他终生不得量移。唉，和他一样遭受着老死贬所命运的还有另外七个参与了革新的司马，散在四方。即使是这样，我依然没有读到他穷途末路的浓郁感伤和寂寞，直到他的文笔将那些浸透了强烈情感色彩的景物一一在文中展开、铺陈，从溪到泉，由池而堂，步至愚亭，回头张望，又见愚岛，景物历历，迤逦疏朗。
就这样我们被他带入了那个世界，抬头是永州壮阔的山脉与天空，低头还是永州秀丽的丘壑与溪泉。天空博大无限，但永州却没有他的自由；流水东逝，带不走的是他浓得化不开的大爱、大情怀。
每一个生命与他自己的当下都是不可逆的，而对于一个曾经锐行变法失败的人来讲尤其如此——似乎永远也回不去了，他永远失去了理想萌发和播撒青春的地方——那每一个都有一万个心眼子的人聚集的朝野，但那里却留着他的固执而高洁的梦想和志向，对于如今坐在愚溪之上的他来说，长安是忘不得也归不得的远方了，跟一首七言乐府一样，那么拖拖拉拉那么远——他原需要一席之地来施展自己的才华，兼济苍生、造福百姓的，然而命运使他仅仅做了封建版图上的一枚棋子，被宪宗轻轻一掷，就丢到了荒无人烟的永州——历史上好大的屈子被传客死在彼的那个地方。
于是，席卷了他的风在关外把山撞得愁绪万千，愚溪的一草一石被他的双眼染上了浓得化也化不开的忧愤，字字是景，句句是泪：他开始抚摸这里每一条河流的每一处细微的转折，他开始体察这里每一座丘壑的每一次无端的起伏，仿佛那就是神秘而真实的命运本身。他用自己的生命作为滚钉板，去触目惊心地解读和剖析有关人民的一切——人民的“一切”是什么？人民的“一切”就是人民的一切苦难啊，大地一样深重和辽阔的苦难。他沉痛而缓慢，谨慎而孤独，我们就这样被他的眼睛和心灵带着，去涉过那些山山水水，去探入那些角角落落，反复、回环、舒展、迂曲，他的笔下，景物、人物渐渐清晰，也开始有啸有歌。慢慢地，那些一溜烟儿瑟缩着的句子不再寒瘦枯涩，而渐渐丰腴和挺直了腰板。
此时，我知道我是被他带到他的世界里去了，即便是在那些没有父老慰问的诗句里也如坐春风——诗歌审美本就复杂而多彩，他又是运用语言的巨匠，怎么写怎么好，如有神助。最初的时候，他在愚溪之上发现了溪水的不可灌溉、不可入大舟、不能兴风雨，总而言之，无以利世，这是他爱的溪流，他却发现了它的可愚之处，这是溪流的不幸，更是他自己的不幸，然而更为不幸的是，他也在这可愚的溪流之中发现了自己的可愚。那一刻，他的心一定被自己刺痛了——向着遥远的长安观望，那里埋葬着无数下流和匆忙，已经是永远的远方了，来路漫漫，归路更加漫漫；向更远的远方寻觅，可是即使在历史的浩瀚长卷中，他也没有找到自己的知音。天地茫茫，心海苍苍，他是真的孤独了，孤独得如同一个墨点，刺眼刺心地点在永州的溪边，不肯淡去，也无法绚丽。
歌诗无非寸心事。在那一刻，只有文字还是自由的，那是一支畅达痛快无可顾忌的豪笔，至少他还有它，可以在愚溪之上洗涤尘杂，冲刷污秽，与溪水同纵同放，且吟且唱。他的永州岁月最后终于实现了愤激处作旷达，旷达处却见愤激，是和那条“峻急而多坻”的溪水一样的了。他完成了自己生命力再一次的华丽转身。这一次的动作更有力量，也更沉稳了。我想，若是他知道八年之后他又被一纸诏书移到了离大一统版图更远的柳州，又或者他所目见的不是那条湍急的溪流，而是一脉悠然的南山，一方如镜的池塘，他会不会因此心头多一些安静呢？在那条风景尤绝的溪边，他是不是还记得《南华经》里“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的训诫了呢？他随遇而安了、安静着笔触就一定是件好事吗？……不，我从来不认为只有安静的笔触才是好的，相反，对于那些磅礴有火气、转了武功的逸品艺术，是有大向往的。回头看，中国历来有着文极而武、武极而文、奇特的文化传统，你看武中极品的太极、八卦、形意，站桩、摸鱼、转磨，形似无力，文静之至；作诗作书画倒是斯文事，可到了最高则毫不斯文——最高是朴素，老妪说家常话，或者大壮和火气。像张旭、怀素，动不动就解衣盘礴，他的艺术里也就带了风声。没有火气，在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本事唤来那股火气。
不怕有火气，但须压制着，按捺着，徐徐吐出，也就出了好的。
而永州之贬，一贬就是十年，孜孜矻矻，为官与写诗都是如此。
这十年，损害了政治家柳宗元；这十年，成就了诗人、散文家、思想家和哲学家柳宗元。永州的山川灵秀影响了他的诗文美学，并到达了顶端。《永州八记》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如果当时让他选择一次，是要仕途通达，还是要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永州八记》？也许竟是前者？人都是要现世荣华的。他远离长安的十年，朝中保守派当政。他们是比鲁迅超前的，“费厄泼赖”丝毫没有执行，其间对他继续口诛笔伐。沉重的精神压力、恶劣的生活环境、住所的几次失火，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健康。他形容那段时间的自己“行则膝颤，坐则髀痹”。这也是他中年辞世的原因之一。
终于有一年，皇帝重新想起他，并把他与同时被贬的刘禹锡一起召回了长安，那年他已四十三岁，离他的终点，只有四年。
十年没有归乡，满怀欣喜地被召回长安的那一个月，应当是快乐的吧，以为皇恩浩荡、天子圣明的吧。这一切，都像是一个玩笑，一个讽刺。他们早已退无可退，卸无可卸，追无可追。
如同一个玩笑：他们二月到京，三月便又被改贬。他再次履新：
柳州刺史，刘禹锡则为播州刺史，后改为连州刺史。同样是地处偏远的“蛮夷之地”，甚至比永州还要远离长安。
“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
南荒柳州就像一座小岛，似乎被开除出了地球，似乎史前花花世界之初未辟鸿蒙的混混沌沌，似乎……需要一个神或人去创世纪。漂流至此的他在那一刻一定忘记了自己是个罪行累累的政治犯，竟挺身把它当作了救赎人间的天和地：他释放奴婢、兴办教育、开垦荒地、推广医学、挖井种树……当然，还写诗，它们无声地游动，仿佛我们读到的他那些住满寂寞、然而且劲且刚的诗句。这当然是他生命里的第三次华丽转身——那个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第三乐章”，那个《欢乐颂》。
年轻时和王叔文想做却没能做到的，在柳州他都做到了。儒家的养气功夫、浩然之气、不动心等等还是帮助了他——一个人在大寂寞的时候尤其需要这样飞来之石一样的援手。他挺住了。
多少年后，我们的曾祖、我们的祖父、我们的父亲、我们和我们的孩子都在高声背诵：“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江雪》）
那个披簔戴笠、一直挺着、寂寞千年、历经三次哗变、比所有的老人都还要老的老人，就在这一代代的背诵声里泪流满面了。
［诗人小传］
柳宗元（773-819），唐朝诗人、散文家，字子厚，世称“柳河东”，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河东（今山西运城解州）人。
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与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并称“唐宋八大家”。
柳宗元一生仕途坎坷，但被贬期间写有着名的《永州八记》、《钴姆潭记》、《钴姆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也算文坛之喜。刘禹锡、白居易等都是他的好友。
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六百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哲学着作有《天说》、《天对》、《封建论》等。柳宗元的作品由唐代刘禹锡保存下来，并编成集。有《柳河东集》存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