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在一个诗歌生长得最好的时代，属于那个时代最好的诗人里头的一个，从他的口中传出来的吟哦平白、深情，承袭了民间竹枝词（那些完全不拐弯抹角的竹枝词啊，历经了风雨的洗刷砍斫，已经臻于天籁）的大好处，至今为我们所痴迷。他跟他们写的几乎一样——唉，因为几乎一样，才说他好呐。去翻最原始的竹枝词吧，怕你会转头说他不好。因为也就是个“几乎”，并不真“一样”。要一样很难的。
但已经很好了。
从始至终，他也像诗歌一样活着，他走过的道路没有人走过——他因诗而两度遭逢不幸，几乎被命运劈头盖面毒打了一生——好在有天下最忠诚的朋友可以作为药片，在必要时大把大把地吞下，缓解一下疼痛。
第一次躲闪不及的“毒打”，来自“永贞革新”，那是一次锐意改革而未竟的行动，他和其他的七个人同时被贬往不同的边疆。当时有着相同遭遇的还有他的朋友柳宗元。而在那次革新失败不久、他短期被贬初回长安时，不该雪上加霜地写下了《游玄都观》：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其实，如果他只赞叹着眼前五色的花与整片树木的海也就罢了，也就没有了后来半生的颠沛流离，然而这首诗绝非那么简单，让他获得了一个“诗语讥忿”的罪名——他也不是没有那一层意思——那一刻，他心动性起，行为举止都随心意起伏张合，一副躯壳，如受役马奔停……他多么贪婪地紧盯着那一切并大声唱出，任凭思绪和感受肆意横流也不去拦截，仿佛已经知晓不能再真正地回来这里，回来厮守他的故乡。
皇帝很生气，一怒之下，再次下令将他贬到播州。播州在今天的黔北遵义一带，山高谷深，当时尚未开发，是“瘴疠之地”，人在那里很难生存。当时他的母亲年事已高，如果跟去，一定无法承受苦难，而如不跟去，那么她则必将再没有和儿子相见的可能。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中有记载：他与柳宗元于元和十年同被召回京城，不但未被起用反而再度遭贬，柳宗元得知自己被贬至柳州，而他则远谪播州时，不禁大哭起来：“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于是，他立即“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前一句说的自然是柳宗元，后面半句则说的是：柳宗元上条陈的同时，官员裴度也向皇帝求情：“播州极远，猿猱穴所宅，禹锡母八十余，不能往，当与其子死诀，恐伤陛下孝治，请稍内迁。”
于是他被改去了相对安稳一点的连州。
假设当时没有柳宗元和裴度，或者他们对这件事毫不知情，他恐怕只有带着高堂老母去播州受苦了。历史上这“一句半”记录的却是万言难具的深挚友谊。
一首诗换来十四年的贬谪，代价不可谓不惨重至极。
十四年后，也就是文宗大和元年春天，他回到洛阳，当时已五十五岁。只是他依然率真无忌，居然又一时冲动或一时高兴，笔歌墨舞，《再游玄都观》爆绽毫端：“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花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于是，历史极端戏剧化地重演了这一幕：从那一年开始，他又被外放、外放、外放，历任苏州、汝州、同州刺史，漂泊到死。
我并不认为他的所为有“二百五”之嫌——有文人自恃不假。不是没有人对他言必造次：如同庄子笔下的鹌鹑麻雀，满足于在树丛中飞翔（“枪榆枋而后止”），却还嘲笑高飞的大鹏，认为人家是没事找事，自讨苦吃。唔，一只与秋霜争严的鸣蝉，当然无人信高洁。从古至今，都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人们，即使你我也不例外，即：诗人何为？我们知道，其实大家常常被放置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你卑微或光荣，都概莫能外，你就在那个区间里，突不破，打不开，动弹不得。
就他而言，就他的政治行为而言，他代表他的群体，这没有错，而任何主义如果是一种画饼充饥、徒有虚名的不实之词时，他的人民都会对他进行革命（包括改良和改革）；就引爆他命运导火索的两首诗歌而言，他是再纯粹不过的诗人，在奴颜和颐指之间选择的是鲁直笨拙、中途翻船的中间道路，并且学不来那些聪明狡狯、足以“片叶不沾身”的中庸道路，正直、率真、旷达和抱负那种胸次，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达到的。胸次大则从心为上，胸次小则从眼为下，从心和从眼出来的东西应该是不一样的，而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能够像他那样完美地将性情和诗品高度融合的诗人真是少之又少啊。一个诗人，能做到这样，已经不错了。
除开才华大小，与诗仙李白的汪洋肆意、狂傲不羁的诗风相比，他似乎多了点深邃与沉稳的气度；与诗圣杜甫的忧郁悲苦相比，他则多了些豁达与乐观的精神。请看：“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秋词》）没有高节和雅量，怎能写出如此卓绝、势压群雄的诗章？那篇只有八十一个字的《陋室铭》，自是一世翰墨英雄，竟至几乎一夜间传诵四方。可以断言，从古至今没有哪个作家和诗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有他——刘禹锡，达到了这样的高度，而刘禹锡只有一个。
后来因为脚疾，他才改任太子宾客。六年后，他就离开了人世。
算一算，从三十五岁到五十五岁是二十年，一生中最美好和才具最成熟的年华都是在贬谪中度过的。他自己也说“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实在是苦到了一定程度。
到底友谊还是双向并且同等重量级的好——是这样的友谊：在柳宗元油尽灯枯、客死柳州任上后，他代替他，把他没有活的岁月加倍地活了出来——他花毕生之力，整理柳宗元的遗作，然后又排除万难，全力筹资刊印，使其得以问世，并将柳宗元的一个儿子认在膝下，抚养长大。可以说，没有他，也就没有柳宗元文集的刊行于世。《江雪》、《渔翁》、《捕蛇者说》、《三戒》、《天对》、《封建论》等经典美文，可能也会如流星一般消逝在远古的天空，不为世人所见，无法被今人所吟咏和传唱，可能也就没有几个人知道历史上有位柳宗元……世间如果真有这样的朋友：战友、亲人、父亲、儿子和部分的爱人……唔，简直值得为他（她）死上一回。
一定有过那样的时刻吧？欢愉的时刻，毫无挂碍的时刻？在一个“山桃红花满上头”的季节，两个朋友，如同两个月亮，彼此照着，醉眼相待，暗暗较量谁先伏桌而眠，也有开怀的朗声大笑，以及低声的行吟。当然，还有小路石头上的沉默无语，对坐读书……从两人偶尔相互之间的题赠中，也可以得知他和柳宗元友谊的深厚，其中他们在衡阳分别、三唱三和的情景，最为凄凉和让人动容——柳宗元在离别的船上作《重别梦得》而感慨万千，声音干燥：“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临舍翁。”
题目冠以“重别”，重新的离别，想必离别已经不是一次，又是“晚岁”又是“翁”的，自然想到也许将是最后一次。而他的内心也一定是同样悲苦，却忍住酸泪，对柳宗元只是进行劝解与宽慰，语气温和：
“弱冠同怀长者忧，临歧回想尽悠悠。耦耕若便遗身世，黄发相看万事休。”（《重答柳柳州》）就是这样：梨花淡白，柳色深青，在那残阳胜血的黄昏时分，仰给朋友的却是朝霞金灿灿的笑脸——他不知道你的愁肠。不必知道。
不舍得让他知道。
后来他突然获知好友病故的消息时，顷刻间泪如雨下，未及擦拭，便抬脚踏上了肩负朋友未竟事业和未竟职责的艰苦征程，而他只有这一左一右两只肩膀。我们不知道，在后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那些无常变迁的岁月里，他自己的事业和职责又是怎样咬牙努力、用什么去挑起来的呢？……这个事我们刚刚说过去了。
在他们的时代，旅行就是一场磨难。今日的旅行缩短了对亲人和美景的期待。但同时，却少了生命中最深刻的体验——生离死别，那绝对是刻骨铭心的一种感受。送别——在当今已经纯是一种形式了，有时还是一种游戏。仅仅由他和他，我也相信在古代尤其是唐代并非如此：那时的任何一次送别，旅行或赴任，都可能是永远的离别。生命的脆弱所激发的对离别的伤感，在今天，可能只有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方能体验到，但死亡毕竟只有一次。在这个意义上，那些从送别线也就是死亡线上走过的人是幸福的。因为他们体会到了生命的真谛，乃至友谊的真纯。
真正的友谊是什么？是由衷的信任，永远的无私，是患难不弃，以及发自内心的理解和从不撒谎的诚实……哦，当然，当然还有不求回报——他死都死了，怎样回报？
想到这里，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感到一种无休无止、大水一样的忧伤。
［原作欣赏］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竹枝词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诗人小传］
刘禹锡（772-842），唐朝诗人、哲学家，字梦得，晚年自号庐山人，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匈奴人的后裔。
刘禹锡从小就才学过人，气度非凡。后来在政治上不得意被贬为朗州司马。他没有自甘沉沦，而是以积极乐观的精神进行创作，积极向民歌学习，创作了《采菱行》等仿民歌体诗歌。得益于此，他的诗朴素优美、清新自然、健康活泼，充满生活情趣。其讽刺诗往往以寓言托物手法，抨击镇压永贞革新的权贵，涉及较广的社会现象。晚年所作风格渐趋含蓄，讽刺而不露痕迹。
他在关心国家命运，同情人民疾苦，坚持整肃官吏，主张“功利存乎人民”；哲学上遵循朴素唯物主义，着作此类文论不少，如《天论》、《问大钧赋》等；文学上与白居易齐名，堪称“四海齐名白与刘”。
留下诗文八百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