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释之是西汉文帝时南阳堵阳县（今河南方城东）人，官任廷尉，掌管全国司法工作。
有一次，他随汉文帝出行，正当皇帝的车驾人马走到中渭桥时，突然从桥下窜出一个人，把皇帝坐车的御马吓得又叫又跳，汉文帝大怒，立即派侍从把那个人抓起来，交给廷尉张释之去治罪。
张释之不敢懈怠，回去后立刻对那个人进行审讯。经过详细的审问后了解到，这个人原来是长安的一个乡下百姓，今天进城走到中渭桥时，正赶上皇帝车驾出行，下了清道戒严的命令，所以就急急忙忙躲到桥下。他在桥下等了好大一会儿，以为皇上的车驾人马已经过完了，就从桥下走了出来。刚出来就看到皇帝的御车和仪仗队伍正在桥上，吓得慌慌张张地赶紧跑开，没想到会惊吓了御马。
张释之查明案情后，认为这个人是偶然过失，只是违反了清道令，根据法律的规定，判处罚金后就把人放了，并将处理根据和结果禀报给汉文帝。
汉文帝因为自己坐车的御马受了惊吓，龙颜大怒，不太理智，原以为张释之为了替自己出气，一定会将惊马的人从重治罪。没想到张释之不仅没有顺从皇帝的心意，反而只判了罚金就放人了。
汉文帝火冒三丈地责问张释之：“这个人胆大包天，竟敢惊吓了我的御马。幸亏这匹马脾气柔顺，要是一匹烈马，岂不是要让我受伤害吗？你怎么只是判他罚金就了事呢？”张释之见皇帝不满意自己对惊马人的依法判决，而是想要超越法律，按他一时的情绪来加重判罪。刚正不阿的张释之不怕冒犯皇帝，义正词严地说：“国家的法律是陛下和老百姓都应该共同遵守的。惊马人的案子，依据现在的法律，只应当判处罚金，可是陛下却想要超出法律加重处罚。若是按陛下的意见办，以后法律就无法取信于民了。再说，如果当时陛下下令立即处死惊马人，这案子也就算了。可现在陛下又把这个案子交给廷尉来审理，廷尉的职责就是要掌握量刑轻重，是主持天下公平的执法之人，一旦廷尉断案稍有差错疏忽，全国各地的执法官在量刑时就会忽轻忽重，甚至随意变更。这样一来，老百姓就会手足失措，无所适从了。这点还要请陛下三思。”
汉文帝听了张释之的这番话后，沉思良久，感到张释之所说的话句句在理，都是从维护国家法律来考虑的忠言，就接受了张释之的意见，并表示说：“廷尉的处置是恰当的。”张释之坚持依法量刑，避免了轻罪重判的错误。
惊马人的案件处理后不久，西汉朝廷又发生了一起重大案件。有人胆大妄为，偷窃了汉高祖庙中神座前的玉环。汉文帝对窃贼敢于盗祖庙大为恼怒，全国上下一致行动，盗贼很快就被抓到了。汉文帝下令把盗庙贼交给廷尉严加惩治。张释之依据西汉法律中规定的偷窃宗庙的珍宝、服饰、器物的处罚条款，判处盗贼斩首示众的“弃市”刑罚。
张释之把这个判决上奏汉文帝后，汉文帝勃然大怒，责问张释之：“这个贼无法无天，为非作歹，竟敢盗窃皇家祖庙中的玉环器物。我之所以把此案交给廷尉去处治，就是要你严加惩处，判以灭族重刑。可是你却像办平时其他案子一样，只是按照法律条文的规定，上报判处的意见。你这样处置他，怎么能够维护先帝高祖的尊严呢？再说也违背了我尊奉祖先，恭敬、孝顺的心意。”
张释之看到汉文帝大发脾气，便脱帽叩头谢罪，口里却依然据理力争地辩驳说：“根据法律规定将窃贼判处‘弃市’就是最重的了。到底是判斩首弃市罪还是判灭族罪，应该按照罪行情节的轻重来定。现在要是对盗窃了宗庙中的玉环器物的贼就判以灭族罪的话，那么有朝一日，再有个胆大妄为的亡命之徒，若公然去挖掘祖庙，到那时陛下又将用什么刑罚来加以惩治呢？”
开明的汉文帝听后沉思不语，下朝后与太后商量，并接受了张释之的正确意见。
由于张释之执法严明、依法办事并敢于坚持正确主张，不以个人好恶来论罪，对皇上也不阿谀逢迎，所以在他任廷尉期间避免了许多冤案，得到了当时百姓的称颂。历史上有记载说：“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
依法办事，也有个罪罚相当的问题。一个人的过错有大小、轻重的区别，受到的处罚也应该是轻重不同的。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如果带着情绪、好恶，往往会处理不当，即重罪轻判，或轻罪重判，这里就有一个度的把握。张释之就很好地把握了这一点，哪怕得罪了皇上也要坚持恰当的定罪方法。这种精神值得后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