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说我对建国后，北京演出券发展变化的一些浅见。
北京刚解放的时候，我七岁多。那阵儿，我看到的都是走街串巷江湖艺人的演出，没有演出券那么一说。他们走一路，演一路，只要你愿意看，跟在他们后头走就是了。
到了九岁多时，我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天桥。相声、评书、摔跤、变戏法、拉硬弓、耍大刀等一类摞地的演出，对我的这样的小孩，一律白听白看；人家打钱的时候，你觍着脸，在那里“站脚助威”就是了。可是，到园子、场子里听戏、看电影，到布围子看杂技表演，就得掏钱买票了。但我记得那时也没有演出券，给钱就让进场。有一次，我在新民影院看了场《夏伯阳》，交了5分钱一掀门帘就进去了，而且连看一场半。因为，这里是全天循环开演，要是愿意，你看一天，也没人管你。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咱们北京群众文化活动开展得好，各区文化馆各种演出活动很多，经常按系统把票发给普通群众。那时的演出券虽然纸质比较粗糙，但票面内容很正规，演出剧目、地点、时间和对观众的基本要求一应俱全，整体设计朴素平实。现在看来，可以让人从中感受到那个时代良好的社会风尚。
这之后，我看演出最多的地方是大栅栏的庆乐戏院和前门小剧场。
庆乐戏院那时长期演出的是梁益鸣或王永昌主演的京剧。记得在庆乐买票时，可以对着一张剧场座位图自选座位，选定后，售票员用红铅笔在图的相应位置划个勾，然后把座位号填写在票上。售票员是我父亲朋友的儿子，在这里听戏，我都凭的是关系票，“票”是一小白条，上有几个字，座位也都是卖不出票的地方，或是一楼最后几排大条凳上，或是二楼两侧靠墙的厢座（称“倒厢”）内，据说这都是留给剧场家属的特座。
为了促进演出质量的提高，北京曲艺团在前门小剧场实行了一阵儿计时收费——“10分钟2分钱”售票办法。我赶上了：票比一般戏票大些，长方形，横着用，上面印有一格格的时间；另有一长条形印章，也是横用，上面刻有与时间相对应的钱数，几时入场，几时起盖章计价，出门按10分钟2分钱计价收费。之后，曲剧团仿效此法，又来了个“10分钟5分钱”的售票法。不知何时，这种计时收费的做法不了了之了。我看这种做法主要毛病是对演员有些不公平，还易生矛盾。
到上世纪60年代，可以说演出券发展到了一个成熟期，而且呈现出简约和装饰两种不同的风格。
呈简约的演出入场券，尺寸很小、颜色单一；票面皆是文字，只印有剧场名和座位号，演出时间和票价是临时盖印上的。首都剧场、北京展览馆剧场、吉祥戏院等的演出入场券大体属这一类。而人民剧场和中国儿童剧院的演出券则呈现出一定的装饰性，票面除了文字内容与简约型相同外，还很艺术地把本剧场外观的勾勒图作为设计元素，妥帖地出现在上面，起到很强的装饰效果，很有特色，很有美感。
这两种票型的使用，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应该提出来的是，“文革”时演出入场券有它鲜明时代特征，即券面都印有毛主席语录，其风格趋简约型。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舞台文化的繁荣，演出入场券的形态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以北京音乐厅入场券为例，和以前的票样相比，此时入场券纸质好、尺寸大，呈折叠状。封面图形尽显音乐元素，布列典雅；封内演出名目、时间，座位号、注意事项，应有尽有。英文的出现和文字规范性的提高，更是提升了入场券的内在品质。
为热烈庆祝建国50周年和喜迎新世纪的到来，1999年起，首都文艺舞台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与之相适应的是，此时入场券的票型发生了很大甚至是质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
一、纸质上乘，尺寸扩大；
二、设计思路开阔，构图元素丰富，印制精良；
三、因多是对折型、三折型，所以票面内容较以前大有扩展，赞助商的广告开始出现。
演出入场券，本是观众欣赏文艺演出的入门凭证，但是，有些入场券因包装过度、注重外在豪华，给人一种形式大于内容的感觉。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应当摒弃。
进入新世纪，设计者的思路更加开阔，入场券的构图元素更加丰富，归拢起来，此时入场券的票型大体上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模式：一是统一式，一是多样式。
“统一式”的入场券都是单页，纸质、尺寸相似，票正面内容大体相同，且皆有条形码，背面大多是“观众须知”，少量的印有广告。文字安排紧凑，整体上显得质朴大方。这种入场券都是统一打印、联网销售。
由于追求个性化、异质化，入场券又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有的为突出演出的特色在图形设计上大下功夫，有的为吸引眼球，在入场券的形状上大动脑筋，有的显示庄重，还在入场券外着意加了函套，有意思的是有的大倡节俭刻意把旧票又做新用……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看看这些多姿多彩、形态各异、彰显个性、意趣盎然的演出入场券，你会不禁感慨道：在我们这个“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时代，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