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摇滚与革命、摇滚与极权、摇滚与高雅、摇滚与民族、摇滚与秩序、摇滚与性、摇滚与宗教、摇滚与毒品几个方面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摇滚在发展历程上的被缚与抗争。“被缚与抗争”？——为什么被缚？怎么来抗争？其实，所谓摇滚，本身就是问题的答案，喏——为摇滚被缚，用摇滚来抗争。郝舫的眼光悠长，却不足够宽大，这本被誉为“中国出版的关于西方垮掉一代文化最优秀的作品”，着力于20世纪摇滚史最偏激的一面，在另一面，还有太多看上去要温和了许多的范例。毕竟，摇滚是一种生活态度，却绝不代表你的生活充满摇和滚。但，相对我们如今的处境，郝舫如此着眼着力，实在堪称宝贵。当我们需要被“犀利哥”犀利眼球的时刻，实在是有必要被这种笔直的视野拖拽一番，即使它偏执、顽固，甚至狭隘。因此，再读此书，对我，不仅是重温，它更具有某种形式感甚至是仪式性，更何况，这本书资料丰富到可怕的地步，那五百幅张张犀利的照片，本身亦是值得一读再读的理由——即使今天，我多少也算明白了，自己岂能永远热泪盈眶，感动自己的，或者除了怒放的伤花，更多是那些寂寥的落英。于是，打包，也寄一本给异乡的战友。 让人说什么好呢？还是听老谋深算的弗洛伊德说吧：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些歇斯底里。
《中国最后一个大儒》
此书的副标题是：记父亲梁漱溟。作者呢，是梁漱溟先生的次子梁培恕。梁漱溟先生的事迹流布已广，这本书未能提供更多的史料，其特色在于，此番由传主的亲人着述，某些史实背后的来龙与去脉，更多了一些切近的说法。这些“说法”不是小道消息和私密内幕，不过是作者替我们耙梳一番，将传主人生轨迹的思想根由罗列出来，道明其间的因果逻辑，力气是用在让我们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至于“切近”，当然由作者与传主的父子关系所决定。为父立传，作者自会尤其恳切，在态度上，便绝无敷衍。那么，“为亲者讳”这样的状况会不会发生？在我读来，这本书应当是公允的。梁培恕也是修养非凡的先生，其父对之，素来秉承任其“主动瞎撞”的家风（对于这一点，作者似颇有感喟，乃父是“朋友聚会处，就是我的家”的人，对于具体家事，不免便会疏于照顾），如今为父作传，恰是可以“主动瞎撞”的契机，更是父子间精神交流的一个途径，想必作者不会片面抒情，可惜了一次难得的思辨之旅。梁漱溟先生是“舍我其谁”的人，乃至“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有这样一个父亲，做儿子的该如何办？不错，只得认了——梁漱溟不唯是梁培恕的父亲。由此，便有了一个近在咫尺的标高与他者，可资对话与打量。需要格外提一笔的是，读罢此书，有两点令人唏嘘。其一：作者的语风实在是好，那种中国气派的遣词造句，颇有滋味，我们如今行文，为何不见了这般的滋味？其二：梁漱溟先生佛儒兼修，身体力行，即便在20世纪初，都是“解决中国问题之方法”中的异类，他料得到吗——今天我们在世界建立了数以百计的“孔子学院”？尽管，梁漱溟曾回答其父：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小津》
小津是小津安二郎，一位在其同胞眼里最具日本特色的电影导演。这本书不是传记，是研究小津电影艺术的专着。作者唐纳德·里奇，研究、书写日本长逾六十多年，是西方公认的最可靠的日本电影专家，也是战后日本文化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这本书，除了可以让我们较为系统地理解小津电影的艺术特色，如果有心，我们还能从中学习到一种艺术研究的方法。现代学术的建立，实赖西方那种似有“呆板”之嫌的条理与逻辑，在我们，那是天马行空惯了的，“妙品”“神品”诸般准则，高级是高级，熏陶得久了，不免神神道道。在这本学术研究的专着里，作者条分缕析，从绪论始，逐一论述了小津电影的编剧，拍摄，剪接，直至推导出结论，并负责任地辑入了电影编年与小津年谱。由是，学术便像了学术，研究也脚踏实地，端的成了研究。作者的研究始终不脱离小津电影艺术文本本身，大量分析了小津电影语言中常见的符号化表达，甚至不厌其烦，罗列出极具说服力的诸般佐证，通过对比分析，令人信服地阐发出自己的见地。试想，我们的文学乃至艺术评论，是这种路子否？对于艺术的鉴赏，或许，这种“机械性”的钻研，亦是有益并且有效的方法。小津之所以被视为大师，在于其几近顽固的“保守”姿态，他那众所周知的“离地三尺的镜头”，就是他众所周知的一成不变，都是对于某种“以新为贵”的反动。在唐纳德·里奇老老实实地研究之下，这种“保守”便显出了其在艺术规律中的宝贵。对照上文梁漱溟先生的传书，这种规律或可放大至思想乃至哲学——日新月异便一定是好的吗？同样，这种比照，亦令我生出疑惑：梁先生为中国开出药方——中国断不可走西方路子，不是不能想，是无可行，因为文化决定了的。而我们的近邻日本，却是西方化成功的一个范例。何故日本能为，而我们不能为？当小津在日本靠着其“保守”成就了自己的艺术时，东西文化的纠结，又给我们开出了怎样的考题？存疑。
在一个黄昏我喜欢上了一个空调安装工人
N年前，提笔上路，作起小说，彼时心无旁骛，全是因了喜欢，随手将寥寥文字扔在网络里，任其寥落。也果然是寥落。别人的帖子呼朋唤友，唯独自己的，清冷得草都长不出几棵。正是萧索，一个叫王秀梅的回应：小说转走了。转到哪里去了？按图索骥，去了另一个文学的论坛。小说果然在，遭一个叫王秀梅的郑重推荐。欣慰啊，还是蛮欣慰的。本无旁骛的心，有了蠢动。此一说，是指提笔上路之初，蒙人青睐，那种内心的窃喜，好比初次的舞台，听到第一声喝彩。夸大吗？夸大了又如何呢！尽管被这个叫王秀梅的“转走”之前，我已经认了若干个“第一声喝彩”，但那份受宠的心绵延不息，迄今依旧是一腔提笔上路的情绪，将所有首肯都当作伯乐抑或知音。
网络神通，循迹追索，于是，看到了这样一篇小说的开头：
在一个黄昏我喜欢上了一个空调安装工人，他脱下懒汉鞋，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光着脚走进我的卧室，朝我的墙上钉钉子。
读写经年，看过无数个小说的开头了，能记得住的，除了那着名的“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和“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屈指数来，实在无几。奇怪的是，这篇小说的开头却历久弥新，基本属于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在我那塞满茅草的记忆中，堪比“许多年之后”和“我已经老了”。
不错，此乃一个叫王秀梅的所写。N年前，盛夏，循着这个开头，我遥想一个叫王秀梅的，在一个黄昏喜欢上了一个安装空调的工人。一个叫王秀梅的，应为女性——根深蒂固，在我们的经验里，安空调的必是男性，由此，喜欢才成为可能。当然，此为偏见，然而，我们的偏见何等顽固。一个叫王秀梅的，喜欢安空调的，着眼在懒汉鞋上，情意款款地叙述一只光脚像走在自己家里一样走进了她的卧室。这就是趣味了。透过这个开头，透过懒汉鞋和光脚，我嗅到了这个王秀梅的趣味。不消说，甚得吾心。女人写小说，起头不风花、不雪月，喜欢在劳动人民的光脚上，实在值得也报以一声喝彩。何况，其后劳动人民还朝墙上钉起了钉子，更是让一个女性作家的小说连带她自己都在我的浮想中有了铿锵之声。
当年虚拟世界的痕迹，如今仍可查实——我在这篇小说的后面，欣然跟帖：一个字都不多的开头，喜欢。是真的喜欢。说到“一个字都不多”，就是落在具体的小说技术上了。这篇小说起始的句子，在我对于小说这门艺术偏执的审美里，基本可以给个满分。一来二往，和一个叫王秀梅的就有了交往。
梳理一下，由着此番交往，这个王秀梅如是在我这儿被描摹：女性，写小说，趣味可喜，铿锵有声，语言符合我偏执的审美。这里还是要着重说说趣味。当“黄昏”“工人”“懒汉鞋”“光脚”“卧室”“钉子”这些意象在一个短句中纷至沓来的时候，一个叫王秀梅的，已经成功地在我这里与她笔下的人物交汇，既有“黄昏”的苍茫，也有“卧室”的私密，既有“懒汉鞋”的庸常，也有“钉子”般的锋芒。在我这里，这些是小说意义上的格调，不是非此即彼，是一个小说家所必需的那种繁复与蒙昧。
就此，鉴定算是完成，我将一个叫王秀梅的，引为了同类。引为同类，只怕当年在我是有些自以为是。我寥落着，叫王秀梅的却在那个特定的写作群中被前呼后拥，大有一呼百应的派头。旁观一番，此人态度恳切，又率直热烈，正是雄心勃勃的时候，以伟大女性之面目，引领我们上升，也自在情理当中。何况，从那个时候起，她的创作便已经令人咂舌地丰硕。关于写作之事的质与量，衡量起来，实在难有一个定论。多似乎必然意味着糙，少似乎必然说明着精。但这样的公式，在一个叫王秀梅的那里，被有力地证伪着。基于最初那个“在一个黄昏”的小说开头，我对她小说的质量有了恒久的信任。这同样是一个有悖常识的态度，起码有情绪化的嫌疑。但文学的世界，岂是买菜般的来去分明，这个地界上的多与少，洞识与偏见，往往便是在一个有悖常识的情绪化中来确立辨析的。没有情绪化，只算得上是，来一斤白菜几个钱，何来写作之事！
由是，当某天某位编辑与我探讨一个叫王秀梅的写作状况时，我负责任地回答：没问题。后来这位编辑编了她的长篇，开始满世界找一个叫王秀梅的了。通过我，辗转一番，算是找到了。原来，其人初为人母，正销声匿迹地坐在月子里。厉害的事来了：刊物容量有限，长篇要删。这本是司空见惯的事。但对于一个坐在月子里的人，让其动手删自己的长篇，实在是蛮恐怖的。这个叫王秀梅的，再一次令人刮目相看。刊物出来后，一番捧读，小说的品质令人肃然。这个长篇后来出了单行本，我在一个专栏里由衷写道：这部长篇以《大雪》的名字在刊物刊发时，我已经读到。相对于其他的阅读，抛开文本，作者本人更是我检测和观察的对象。作为一个生物年龄和写作年龄都与我相仿佛的同行，王秀梅用一部标准的长篇，向自己的同类说明了自己。什么是“标准的长篇”呢？谁的标准？首先，这个标准存在于我们这样一批70年代出生、新世纪前后提笔写作的人之间。甚至，这个标准都无涉精美与完善，在某种意义上，更多的倒是指向残缺和破碎。我们太知道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恳切与冷漠，知道我们来路的崎岖与逶迤，知道我们单纯的狡黠与峻急的冗长。如果要来形容这本书的气质，用故事梗概的方式，对于它，只能是损害和误导，所以，我才不惮亮出了我们的标准。我们这样一批写作者，鲜有女性，王秀梅的可贵因此被天然注定，她作品的俊朗和锋利，常常令人宛如目睹一个英俊的少年，性别偏见都会因之退后，令人陡生同类般的温暖。什么是同类呢，就是连毛病都比较一致的那部分家伙。但我绝不是以此来要挟王秀梅，让她因此和自己人保持同样的步调，相反，她应该奔跑起来，能甩开大部队才好。因为，写作之事，永远不会是“一群人”，它只能是“一个人”，大家终究要各自飞奔，这里面，王秀梅更可期许，她那种汹涌的虚构力和深情的程度，都足以支撑她一次又一次用标准的作品来说明自己，这是一个能够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人。那么，让她跑吧，这不是加油，不是吗？伟大的歌德早就祝福过：伟大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
此文急就，不像一则书评，倒像是人物印象。也不错，一个叫王秀梅的，在我这里，已经人书合一，或者作品即是作者本人的分身。所谓“我们来路的崎岖与逶迤”，“我们单纯的狡黠与峻急的冗长”，也绝不是无的放矢。想一想吧，一个坐在月子里的母亲删改长篇，你就会明白我的表达。一个叫王秀梅的，一路从铁道职工写到了名实相符的专业作家，足以让我再一次感叹伟大歌德对于女性的赞美。
N年后，一纸通知书将我招到了鲁院。在名单中，看到一个叫王秀梅的。恍惚啊，还是蛮恍惚的。宛如一个虚拟的人，落在了实处。虚拟吗？我们已经惯于杜撰与臆造。与其人交往经年，有明里暗里的喝彩，有那种无法言说的对于小说艺术的志同道合，但她在我这里，只概括为“一个叫王秀梅的”，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标识与符号。为什么要叫王秀梅呢？起个文艺腔的笔名几乎是女作家们必然的风尚，一个叫王秀梅的，却用这三个让人闭着眼睛都摸得出的简单汉字行走于江湖。反倒更特立独行了。
像我们的文学概论一样充满着教条般的定论，意识里，一个叫王秀梅的，山东人，必然便有着一切山东人和“王秀梅”的普遍所指。这一次，我的杜撰与臆造没有帮上忙，意识也脱离不了文学概论般的教条。直到鲁院晤面，方知文学概论害死人。一见之下，一个叫王秀梅的，却别有风度。她几乎比所有山东人小一号，几乎比所有“王秀梅”深邃一个境界。这就有了复杂性。我不能想象，“小”与“深邃”何能如此在一个女作家的身上形成那种柔韧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