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公公特别看重两件事。一件喝酒，一件听收音机。他似乎一天都离不开酒瓶子。也一天不能没有收音机。他的那架木匣子收音机旧得快散架子了，但仍捧出捧进当宝贝。每天黄昏，一个小桌，一边是酒瓶菜碟子，一边是闹闹的收音机，边听边酌，倒也显出几分悠闲。我曾羡慕他会过日子。但母亲想了想，忽然眼角湿湿地说：“这一个人生活的味，你不懂！”
铺里人暗地里取笑他。笑他的老婆是喝酒喝掉的。这话不无道理。困难时期酒好贵，他照喝。喝最廉价的。把能卖的卖掉后，将能借的借了几遍后，他就赊着喝。常常见他不好意思地向母亲借钱。母亲手头也拮据，但看在多年邻居的份上，只要他开口，每次多至几元，少至几角，总要给他。
因为喝酒，华公公常常显得有点醉态。眼睛眯得小小的，整天乐乐哈哈的没火气。曾以为华公公这种人这辈子也不会发大脾气。但事实马上纠正了我的偏见。记得那一次华公公的火气发得还挺大。把瓶瓶罐罐吃饭的碗儿全砸了个稀巴烂。到头来只好忍痛几天不喝酒，把家什添置好。为啥发火？后来才听说，店里评先进两个名额，一个让经理占了，一个让会计占了，他没评上。他有几年是镇上的先进了，这次突然拉下来，他觉得脸没处搁了。再说平时，重活脏活属于他；半夜里来了重病人配药属于他；哪个摊子要添人属于他；……这先进不属于他又属于谁呢？难怪华公公发火。惹恼了的兔子也会咬人哩！
但华公公的火气不久长。第二天就主动向经理认了错。第三天又干得像以前一样的认真，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似乎要将功赎罪。。
动乱年代经理曾经被罢官。担子落在了华公公肩上。华公公一时受宠若惊，干得比以前更卖力。那时五颜六色的会也特多，常见他背了一个挎包出出进进。但他的会从来不抵去他的工作量。因此，常常夜已深了，他还在切药房里枢着身子干活。似乎这份活永远属于他，似乎即使当了镇长什么的也卸不掉了。他上任受的气似乎比受的表扬多。谁都可以对他咋呼一阵。他总是笑着接受了。当然，最后仍以谁也不听他的指挥而宣告换位。干了两年，瘦了一圈，但总算也尝了一回做官的滋味。
华公公在小镇当然少不了有点风流事。因为他没家没老婆。因为他想家想老婆。小镇人对此又特别的津津乐道。想原因当然还因为华公公好说话，从来不会动刀动枪来真格的。即使当面数落他几句，他仍一笑了之不当回事。
据说华公公有过老婆。困难时期一个从湖南要饭来的黄脸女人，还带个娃娃。华公公和她好了几个月。管她饭。借钱给她添了几身衣服。好长时间没喝酒，但后来实在憋不住了。一开戒，一沾酒，一个月三张大团结马上没有了。黄脸女人饿了几天，看看实在没法子，便偷偷卷了华公公一副铺盖，拿了衣服带了娃娃溜去另嫁人去了。
华公公闷闷不吱声了几天。有人怂恿他去找。还说在某某村子里见到了这个女人。但华公公摇摇头拒绝了。是呵，即使找来了，他又怎么养得起两张嘴呢？
后来，听说华公公和一个渔船上的女人好上了。渔船上的女人当然有男人。偶尔几次半夜有人来配药，“喷哮唠”敲了好长时间的门，也确实不见华公公起来开门。于是再有人敲门配药时，便能听到临街的窗子里传来带着浓浓睡意的戏谑声：“到船上找去吧！船上……”
可我总不信。保不了华公公是听见了而躺在被筒里不愿起来呐？他也是人叹，哪个人不会偶尔也偷几下懒？
后来，又听说船上的女人给华公公生下了一个大胖儿子。一时弄得满镇风雨。好长时间，华公公躲在切药房里不敢出来见人。打酒、买菜之类的事儿则央求母亲给带了。不久，又见一位身穿干部制服的人来找华公公谈话。华公公满脸通红地解释着，辩解着，摇着头。当华公公重新在街上露脸时，则冲他而来的嬉笑声更浓了小镇人正闲得慌，闲得太寂寞，正好拿他来开心。而此时的华公公，就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小学生，红着脸，低着头，急急地躲过一道又一道目光，不敢有半点怠慢地穿过小街，赶回家。
在一阵闹闹笑笑平息之后，我终于也发现了一点小小的秘密。首先是那个渔船上的女人晚上来药铺找了几次华公公。其次是华公公变得节俭了。每晚一瓶白酒改成了半月一次；酒菜变成了猪头肉五香豆；中午则常常下面条不用菜。照理华公公手头应该宽松起来了。但没有。日子仍过得结结巴巴，不时仍是向母亲借点钱。母亲自然懂得，悄悄对我们说，一半钱，该是给了那个女人。
然而，直到离开老家时，我始终没搞清楚究竟哪个孩子是华公公的后代。常见一群光着屁股、挂着鼻涕的船上娃娃在药铺前的河埠上窜上跳下的吵呀闹呀，可哪个也没沾了华公公的一点长相。比如那高鼻梁，比如那浓剑眉。于是，直看得心里酸酸的又多了一份惆怅。他，会不会让人糊弄了一场？
喜糖来自老家，来自这位老人，实在不同寻常。老家在变。老家人的观念也在变。然而，将八颗咸味硬糖装在绘有龙凤伴舞的喜糖袋里，却是一位老人向往了几十年的夙愿。它没有变。它迟迟来临。它终于降临了。
在小镇的舞台上，华公公实在算不得一个什么角色。他勤快，却不会安排自己的生活；他忠厚，因此免不了遭人算计；他孤独，却无处诉说；他苦闷，又得不到谅解。但他向这个世界奉献了一颗善良的心。如今，老人的愿望终于实现；老人的晚年，终于有了一个伴。是悲？是喜？是欣慰？是感慨？眼睛里不禁浮起一层湿润的薄雾。
咸味糖含在嘴里，此刻化作一股浓浓的杂味流人心中；我分明在嚼着一颗五味糖啊。
我轻轻将剩余的糖块装进一个精致的小方盒里。为忘却这段难以忘却的往事。为记住这个不幸又幸运的老人。
心灵感悟
文章由一袋喜糖开始，引出了江南小镇一家中药铺的老药工华公公。他一生的酸、辛、苦、辣，大概就是一袋“五味糖”，只是他所尝过的生活滋味都是带着时代的特征的。那么，他，这个虽不起眼但却连着小镇千家万户的朴实而善良的老头的一生，倒也称得起是一面时代的镜子了，从他身上反照出来的光影，或明亮或暗淡，总多少透着那个时代的影子的。
空谷幽兰
◆文／兰欢
在一种叫做空谷幽兰的花。她的倩影在我心头沉沉浮浮飘荡了半年多，零零落落的情思在今天终于汇聚于笔端，流泻而出。
曾几何时，不经意中偶然看到“空谷幽兰”这个词，心中猝然一动。一种冷，一种痛悄然扩散，好像潜意识中停留了许久却一直没能说出来的感觉终于找到了可以寄托的文字。于是常常镶嵌在我梦中的那朵立于万丈悬崖之下，独缟素白的花儿有了与她同样美的名字空谷幽兰。
她像是被赋予了生命的白色精灵，为空荡、寂寞的峡谷抹上一层神秘的雾色。她娇小的花瓣纤尘不染，淡淡的清香沁人心脾。她以平和晶莹的心境静静伫立着，穿越时空观望一幕幕人间悲喜剧。
日月的光华和大地的深沉给予了她一种独具魅力的气质，柔弱而高贵，素美而意蕴深厚。像凭栏会意的绝代佳人却不颦眉，像轻歌曼舞的江南美人却不风情万种，像抚琴弄花的贵族小姐却不泪洒罗裳，像二十四桥的吹箫玉人却不受宠若惊。她一片洁白的翼羽，轻盈飘逸，又如一方无瑕的玉雕，凝重而永恒。
空谷幽兰，披着清冷的星辉走人我的梦中，宛若集所有的美于一身的女子，让我可望而不可及。月下的楼亭，在我身上投下重重的阴影，惟有一串风铃，折射出几缕如水的月光，刺穿了黑夜。风摇曳着轩窗上古朴的风铃，我惊讶于这悠远的铃声竟像穿越历史沧桑的断断续续的钟乐。简单的音符，优美的旋律，如兰的神韵，耐人寻味。
远远地，循着缥缈的香气和幽幽的乐声，我追寻着迷雾中若隐若现的空谷幽兰。而她，仍如既往般静静伫立着，等候着寻梦的人……
心灵感悟
空谷幽兰。披着清冷的星辉款款走入我的梦中，宛若集所有的美于一身的女子，让我可望而不可及。
写在贝壳上的诗
◆文／柯蓝
人们对来自大海的贝壳，都充满一种异样的感情。这种现象并不奇怪，我甚至觉得每一种不同的贝壳，都是一首诗，或者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故事。
五十年代我在上海，接待过来自海洋国家的国际著名诗人聂鲁达。这位远涉重洋长途跋涉的艺术家，在他的行囊里，装了一箱各色各样、成千上万的贝壳。我看了他那些闪光的美丽的各种贝壳以后，笑着对他说：“你大概被这些贝壳上写的诗，和充满诗意的故事迷住了”翻译同志把我的话，转告了他。他听了先还愣了一下，接着就连忙点头，热烈地和我握手。好像在他乡遇到了知音。
六十年代我邀游了祖国的东海岸之后，又到了南海。我对一位朋友表示了我对贝壳的爱好。第二天他来到我的住所，打开一个布口袋，哗啦哗啦地往我的桌上倒出了几百个黄的、红的、绿的、花色五彩的贝壳。我激动地抚摸着这些大的、小的、圆的、尖形的、卷筒形的光滑的贝壳，心想：这要多少时间，要经过多少人之手，才能收集到这么多珍贵的贝壳呵。他怎么魔术师似的一夜之间就将它们送来了呢。他微笑着说：
“这些贝壳是南海文工团歌唱队和舞蹈队的女演员们，几年来在外出演出过程中收集珍藏的。她们听说你来了，托我转赠给你。”
我又是惊喜，又是愧疚，竟责怪起我这位朋友来：
“咳！我又不认识这些年轻姑娘们。她们好容易收藏了这些美丽的贝壳，这里面说不定还有什么感情上的纪念品，你怎么这样粗暴，要她们送给我呢？”接着，我就嚷着要他把这些美丽的贝壳给送回去。
朋友感到受委曲了。他说：
“你虽然不认识她们，可你到我们南海来了。她们是知道的。那天在会上，我只随便提到你喜爱贝壳，还说了你讲过：每一个贝壳都是一首诗，或者是一个富有诗意的故事。她们听着都笑了。其它，我什么话也没有说。我知道，只有文工团的女演员们才藏有珍贵、稀奇的贝壳，一般的男演员们只能拣得到一般的贝壳。而女演员珍藏的贝壳，连看也舍不得给你看，还舍得拿出来送人吗？所以我压根就没往这方面去想，怎么会粗暴到要人家送来呢？”
“那后来又怎么送这许多来了呢？”
朋友摇了摇头，表示不太明白：“恐怕是你那两句话，打动了姑娘们的心，她们才纷纷托我把这些美丽的贝壳转送给你。她们说，那个从东海到南海来寻找贝壳的人，对贝壳如此知心，那就把最好的贝壳交托给他珍藏吧！”
听到这些话后，我先是愣住了，接着又连连点头，热烈地抓住我朋友的手，也好像是在他乡遇到了这么多的知音，感到异常激动。
从南海回来后，我把这些珍贵的贝壳，非常爱惜地装在一个漂亮的奶油色塑料盒里，同我的一些珍贵的生活照片放在一起。孩子们见了都抢着要拿去玩。我一个也不给，只准他们围在小桌边看一阵。从孩子们又黑又圆的眼睛里，看出他们也是对贝壳充满了幻想的。女孩子问：
“这些贝壳都是活的吗？会动吗？”
“它们过去都是活的！”我怎么说呢？他们都还小，不懂得每一个贝壳都是一首诗，或者是一个富有诗意的故事的话。至于有关贝类的自然科学知识，也要到她们长大上学之后，才能学到。我随手从一堆贝壳中，拣起一个长尖形的花螺，故意一扭一动地送到小女儿的鼻子跟前，吓得她又惊又喜地钻到我的怀里。
从此，玩赏这些贝壳，便成了我们家庭，以及来访的客人们的一种乐趣。
几年以后，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打、砸、抢的“英雄”们把我的家抄了，这些贝壳和生活照片全部被抄走。照片当然是撕毁，这些贝壳也都不见了。起先，我觉得对不起南海的那些不认识的演员姑娘们，在感情上觉得很难过，但后来，我也变得麻木起来了。从此下决心，再不收藏贝壳了，当然更不说什么每一个贝壳都是一首诗这类的傻话了。正常生活都无法保证，还谈什么诗和故事？
可是，万万没有料到，在收藏南海贝壳二十年以后的今年，我又在青岛拣起了一对红艳艳的贝壳，放在我的桌上。
那一天，一位中央广播电台的记者约我到青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去，认识了那里的一位研究员张福绥同志。这是一位身材高大、待人热情的海洋研究工作者。大概由于我对海洋的迷恋太深了、幻想太多了，所以一见面，就对他发生了好感。因为他做着我想做，而又不能做的工作。记得我刚来青岛，便连续几个早上和晚上，来到大海边，静静地坐在赤褐色的礁石上。我面对着脚下飞溅的浪花，一望无边的波涛，以及在天水之间闪闪发亮的星星点点，说不出是兴奋，还是沉醉，弄得我长久长久地不忍离去。先还以为这是我们生长在山区和平原的人，对海的一种特殊的眷恋。后来，我发现一些在舰队工作的水兵们，也是这么爱坐在礁石上，长久地凝视着如此广阔，如此千变万化的大海，难道他们还没有看够海吗？于是，我便觉得海始终是一个令人困惑的谜，而偏偏又如此诱惑着人们向她窥视，并产生一种强烈的要征服她的欲望。航空兵要征服的蓝天，是一个空间的海洋，云雾风雨的海洋；水兵们要征服的大海，却是一个很难说明的水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