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征服大海，我记起今年四月在广东时，汕头地委李书记陪我去饶平县，参观他们几年前搞的围海造田。小汽车沿着围堤跑了一天，看到了围下来的一百几十万亩稻田，看到一条全长五千多米，全部用石头垒起的防海大坝。雄伟的工程使人想到当年围海时的艰苦。据说，除了动员饶平和澄海两个县的几十万民工，还有几万解放军和干部参加了劳动，所用的石方，全靠广东农民兄弟用自行车驮运。我看到一张照片，一块重约三百来斤的石头，捆在车上的后轮货架上。广东同志骑车技术实在高超，驮这么重的石头，仍然可以骑在上面飞跑。在当时向海要粮的口号下，出现了许多英雄故事，我们听了，至今深为感动。但事隔几年之后来看围海造田的结果，到底如何！群众议论纷纷，毁誉不一。实际情况是围田中，只有十几万亩能种谷，另外几十万亩却没有围成，淤积着几米深的海水。而且围堤大大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沿海群众捕捉不到鱼、虾，反而减少了经济收入。看来，向海要粮这个口号是利少害多的。不按规律办事，主观上想征服海洋，结果却破坏了海洋。海洋研究所的同志们，包括张福绥同志，他们才是真正征服海洋的力量。所以我们才刚刚见面，便觉得很熟悉了。张福绥是研究贻贝的，目前侧重攻研贻贝（又名淡菜）的繁殖，和扇贝（俗名干贝）的试验配种。今年各地提出“靠山吃山、靠办吃水，发展多种经营，发扬优势”的口号，在胶州湾沿海，开辟了大量养殖场，不少公社纷纷饲养经济价值很高的对虾，可惜缺乏喂养对虾的饲料。于是有人提出发展淡菜，用淡菜来喂养对虾。这一来，对张福绥他们研究淡菜大量繁殖的工作，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那天，张福绥邀请我们几个人参观了他们楼下的小小试验室。设备很简单，一个用水泥筑的小水池，只有半人高，大约四、五米长，这就是培殖小贻贝的地方。他们通常把一些橡胶绳子扎成一把，让贻贝的卵依附在绳子上，然后放在水里孵化、培育。等它生长出来，便放到海上养殖场去。孵养出来的小贻贝，有多大呢？密密麻麻地附着在胶绳上，只有西红柿里面的籽那么大小。张福绥说：
“你们要有兴趣，可以到我们海上养殖场去看看。”接着他又说，“现在有人提出开辟‘海上牧场’，这是一个大胆而又充满理想的海上养殖事业。当然实现起来还有一些条件要解决。但是海上牧场，却是对海洋最大限度的利用，每一亩水面都不会荒芜。如果选择像胶州湾这样的海面，出口小，养殖的海产不会外流，是很适宜的。”
他说的“海上牧场”，就是指在沿海划出相当的水面，辟为牧场。每年不只是消极地在沿海打捞、捕捉水产，而且积极地在水面养殖、放牧各种海产如海带、贻贝、扇贝和各种鱼虾。这样，使海水成为水产源源不竭的耕地。……像我这样的外行人，对他描画的海上牧场远景，当然还有许多地方不懂，不过，按照海洋出产的规律，订出科学的计划，进行细心的经营和管理，这样来向海要粮（这自然是海中之粮，不是陆地上的粮）才是真正的征服海洋呢。
这一天，阳光真是美好极了。张福绥同志和养殖场的张技师陪同我们来到了海水养殖场上。一片蓝天，一片绿水，我们几个坐在场里的小木船上，除了轻轻的摇橹声，四周是如此的静寂。水面上浮起的一个个排球大小的玻璃浮标圆球。一行一行像是运动场上跑道的划线，起码有五、六百米远。这是海带的繁殖架。眼下海带已经收割了，只看见埋在海水中的绳子。放眼看去，这广阔的养殖场大约有六七百亩水面。远处有两三只小木船，上面有三四个养殖场的女工正在往海里放一把把轮胎剪成的绳子。
“她们在胶绳上培殖牡蛎苗。”海水养殖场的张技师在向我们解释，“我们这个场过去只种殖海带。每年收获的海带，拿去做碘。现在用碘，不用进口了。我们在海带收割后，还养殖贻贝、牡蛎。”
我听他讲起牡蜗，便记起西欧许多小说中，描写的外国宴会上常有这一道名菜。我没有见过这种牡蜘苗，便想把小船摇过去看看。
“不行，现在的牡砺苗，小到用肉眼看不见！”
大概是为了补偿这个希望吧。张技师提出把培殖的扇贝，拿出给我们看看。张福绥说：“好！我们正要看看扇贝长得怎么样了！”他转身告诉我，“扇贝苗是前年十月放下海的，到现在快三年了。如果长得好，也正到了产卵的时候，我们要拿到试验室去繁殖。”
小船在海带的绳架上滑过去。张技师从海里扯起一个长圆形的绳网。这种绳网就吊在海带架的绳子上，他们叫它做养殖笼。把它从水里提起的时候，上面结集了不少野生贻贝，和一些黄色的泥沙。把它放在船板上，便听见里面贝壳撞击的响声。掂掂分量。听听响声，再看看上面的记号，张技师笑了。他从网笼里取出了七、八个扇贝，大的已经有肉包子那么大了。由于外面沾满了各种寄生物，扇贝的外壳变得黑乎乎的，并不好看。张福绥说：“不知到了产卵的时候没有？可以打开来看看。”
我们同行的人拿起一个扇贝，想用手去掰开它，却是紧紧的，怎么也打不开。我想，怕只有把它弄死，才能打开吧？我们在酒席上吃的一道名菜瑶柱海参中的瑶柱，就是这扇贝内壳上的肉柱。这种肉柱又粗又圆，紧紧地把贝壳扣合在一起，是很难打开的。我正在猜疑的时候，张技师从船板上拿起一根绳头，抽出一根麻丝，把它从扇贝下面的一个小洞里伸了进去。只稍微捅了两下，就好像是一把钥匙放了锁中；贝受到轻微的刺激，便自己把紧闭的贝壳打开了。张福绥伸过头来一看，笑着：
“长得很大了，马上要产卵了！”
张技师便用麻丝把十几个扇贝一一打开，告诉我们，里面有一块很美丽的朱红色肉的，是雌的。如果里面只是乳白色，便是雄的。我这时已被他这用麻丝打开贝壳的办法惊呆了。这是实践的经验，也是从劳动中得来的知识。这时候，我猛然记起我看过的一部关于海豹的纪录片，其中有摄影师拍下海豹偷食贝壳的方法。只见海豹胸前抱了一块馒头大小的石头，在海水中游来游去。当它找到贝壳后，便用前爪把贝壳用力往石头上敲打。很快贝壳打烂了，海豹便嚼起鲜美的贝肉来。我笑着想：如果海豹知道用麻丝去捅扇贝的小洞，那它吃起贝肉来就更方便了。同行的人看见我笑，问我笑什么，我没有把我想的告诉她，只说：“生活真美！”她深有所感地接着说：“是呀，你看他们的海洋研究工作，像不像一首诗？蓝天大海，小船在波浪上漂荡。从肉眼看不见的贝苗，经过三年的风风雨雨，海浪的冲击，贝苗生长成熟，又可以繁殖出千千万万，生产出成千上万斤的海鲜！”
“如果实现了海洋牧场，从养殖海带到各种贝类，到各种鱼虾，又做到以海养海，多种经营，这岂不是一首更优美的诗？那时人民从海洋得到更多的享受，改善生活，就更幸福了。”
同行者打断我的话说：
“如果加上人的因素，把海洋研究工作者日夜辛勤的劳动，对未来的希望和梦想，以及在工作中遇到困难、阻力和破坏时产生的动摇和痛苦，再加上个人生活上的遭遇，和感情上的波折，那不就是一串一串的故事？”
我默然未语。回到住所，我把从养殖场带回的一个雄扇贝，洗了又洗，擦了又擦。扇贝显出了大海和阳光赋予它的原有本色：鲜红鲜红的外壳。内壳却在玉白色的光彩中呈现出一层层五色霞光。我觉得它美极了。因为它是三年时间成长起来的希望。我这时的耳边，又响起了那天从海水养殖场回来的路上，张福绥同志一再叮嘱张技师的话：
“后天星期六，一定把扇贝养殖笼全部取出来，送到试验室产卵你不要忘记！”
我觉得这几句话就是他们写在贝壳上的诗，一篇还没有写完的富有诗意的故事。他们那灼热希望的眼光，和充满向往的跳动的心，我似乎都感觉到了……
朋友！如果你来到海边，你也会希望能找到贝壳。请你相信：每一个贝壳都是一首诗，一个富有诗意的故事。……
一九八○年九月十二日于青岛海疗
心灵感悟
柯蓝的散文，文思灵秀，词藻绮丽，爱美情深，诗意盎然。这篇《写在贝壳上的诗》是他文风发展到新时期的一篇佳作。它讴歌了自然美、赞扬了劳动，对大海宝藏精雕细描，通篇诗意漾然，文采焕发。
旧唱片
◆文／赵凝
现在那种旧的塑胶唱片差不多已经快被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是像银子一样闪闪发光的CD唱片。我第一次拿到CD唱片的时候感到很奇异，因为我在唱片中看到了自己的脸，这像是传说中的未来世界里的东西，银亮、洁白，在灯光下折射出一道变幻莫测的七彩光芒。
想不到这么快旧唱片就被淘汰了。
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和几个朋友搬来一台老式留声机，擦干净上面厚厚的一层尘土，然后小心翼翼把唱机打开。我看见唱针上包着红绸子，可以想见当年这台唱机的主人是何等地珍爱这东西。朋友拿来的旧唱片，都东一张西一张不成套的，塑料薄膜的那种唱片，基本是都已经不能用了。塑料薄膜唱片分红绿两种，又薄又软，有点像彩色胶卷的底片，举起来对着天空看看，天空变成一片红色的海。
唯有那种大张大张的黑色密纹唱片不会改变，我用手指一圈一圈地在上面行走，感受到那一轮轮精细的凹槽，那是音乐的轨道，当唱针像犁一样从轨道上走过，美丽的音乐便像清水一般地流淌出来。
那天晚上没有开灯，因为窗子里透进来很亮的月光，朋友们三三两两坐在木板地上，有一个人坐在唱机旁边专门负责放唱片。后来有个女孩站起身来合着音乐的节奏独舞，我看不清她的脸，却看见她的一双袜子雪白雪白地在地板上踏来踏去。她穿了一条质地柔软的长裙子，因为裙子是暗色的，在黑暗中便像隐去了一截似的，白衬衣和白袜子在月光下却显得极其醒目。她指着地板上的影子对大伙道：“看呵，这叫影子舞。”
无形的音乐化成她轻烟般袅袅上升的舞影，成为一种具体的、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那一天，我们都陶醉在一张年代不明的旧唱片里，旧唱片把我们带回到一个安祥、静美、缓缓流动着的年代。
在月亮下跳一种影子舞。以后每年夏天，在月亮好的某一个晚上，我们都要聚在一起玩这种游戏。老唱片静静地、静静地往前走，光阴却在轻轻地倒流，过去的人和事一一从眼前掠过，有时候，老唱片唱走了针，我们的记忆也就跟着反复重演某一段落。花儿反复地开了再谢，谢了再开。我们一遍遍地恋爱分手然后再恋爱，看来，老唱针再也走不出那个圆圈圈了，跳舞的那个女孩也累了，在角落里不声不响地坐下来。
唱针终于停在某一个地方不动了，一切都归于平静，连月亮都藏到云彩后面去了。
心灵感悟
在月亮下跳一种影子舞。
挥手之间
◆文／方纪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清早，从清凉山上望下去，见有不少的人顺着山上大路朝东门外飞机场走去。我们《解放日报》的同志也纷纷下山，加人向东的人群，一同走向飞机场。
人们的心情很不平静。两个星期来形势的发展真如天际风云，瞬息万变，表现了一个历史转折时期特有的复杂关系。记得八月十日夜间，新华社的译电员带着刚刚收到的日本投降的消息，一路喊着从我们的窑洞门前跑过，不到天亮，这个消息便像一阵风传遍了延安。第二天晚上，南门外新市场上便出现了群众自发的庆祝集会。卖水果的农民把一筐一筐的花红果子抛向空中，喊着让人们吃“胜利果实”，有些学校的学生把棉袄里的棉花掏出来，扎在棍子上，蘸着煤油点起火把来，在大路上游行。
当时群众对抗战胜利的热烈心情是谁也不会觉得过分的。但是过了两天，令人激愤的消息接连传来，蒋介石下令不准八路军、新四军受降……新的内战危机忽然又迫在眉睫了。毛主席八月十三日做了报告（即《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指出“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
那几天，不要说那些烧棉花的人不免后悔，大家心里也都憋了一肚子气，把胜利的欢喜化为对蒋介石的愤怒了。
八月二十七日，延安飞机场上飞来一架美国飞机，那是美国特使赫尔利和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张治中将军来了。来做什么？“还不是缓兵之计！”人们私下这样议论。当天夜里，党支部忽然传达了中央关于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思想上说什么也转不过弯来，何况是毛主席要亲自去重庆！当时心里像压上一块石头，点着一把火，又沉重又焦急，通夜不能入睡。
那天夜里，延安的许多同志，各个解放区的许多同志，也许都是在焦急和不安当中度过的吧？谁不知道蒋介石是个最无信无义的大流氓？谁不知道美帝国主义在支持蒋介石政府挑动中国的内战？赫尔利假惺惺地跑到延安来，显然也是心怀叵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