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满是尘埃的广场上，有个美丽、高大的霍霍尔女郎站在自来水龙头旁。她穿着一件雪白的绣花衬衫和一条紧紧箍住胯部的墨黑的直统裙，赤脚穿一双打有铁钉的皮鞋。她可真像梅洛斯的维纳斯，如果可以作这样的设想的话：维纳斯的脸被太阳晒黑了，双眸呈深褐色，露出一副愉悦的神情，前额开朗饱满，像这样的前额大概只有霍霍尔女人和波兰女人才会有。木桶灌满水后，她用扁担挑到肩上，径直朝我走来，她的身姿健美匀称，尽管这担晃动着的水很沉，可她却微微摆动身子，轻松自如地挑着，皮鞋橐橐有声地踏在木头的人行道上……我至今还记得我怎样彬彬有礼地站到一旁，给她让路，怎样久久地目送着她的背影！而在那条由广场经过山脚通往波多尔低地去的街上，可以望到嫩绿色的大河谷、牧场、树林和在它们后面的金黄色沙滩，还可以望到远方，那温柔的南国的远方……
看来，我还从未像在那一瞬间那样喜爱小俄罗斯，从未像在那年秋天那样向往终生这么生活下去，天天议论议论谋生的斗争，学学箍桶匠的手艺。后来，我站在广场上思忖了片刻，决定到市郊那两位托尔斯泰主义的信徒家里去串门。我下山向波多尔低地走去时，一路上碰到许多的出租双套马车疾驰而过，上边高坐着刚刚乘五点钟那班由克里米亚开来的火车到达的旅客。一匹匹拉货的大马，拖着满载箱子和货包的嘎嘎发响的大车，慢吞吞地朝山上驶去。化学商品、香草醛、蒲席的气息以及双套马车、尘土和游客（他们不知从什么地方游罢归来，反正一定是从风景如画的地方），重又在我身上激起了某种椎心的忧伤和甜蜜的渴望，把我的心揪紧了。我拐进两旁都是果园的窄小的胡同，在城郊走了很久。住在这一带郊区的“爷们”全是工匠和小市民，在夏日的夜晚，他们天天都聚集到河谷里去作粗犷而奇妙的“游乐”，并用赞美诗的曲调齐声高唱忧郁动听的哥萨克歌子。可此刻“爷们”都在忙着脱粒。我走到了淡蓝色和白色土坯房的尽头，这儿已经是春汛时的河水泛滥区，河谷就由这儿开始，只见此地各处的打麦场上都有连枷在挥动。河谷里边一丝风也没有，热得就跟城里一样，于是我赶紧返身上山，那儿倒有开阔的台地。
台地幽静、安宁、开阔。极目望去，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高高戳起的金黄色麦茬；在没有尽头的宽阔的道路上铺满厚厚的浮尘，使你走在上面时，觉得脚上仿佛穿着一双轻柔的丝绒鞋。周遭的一切：麦茬、道路和空气，无不在西沉的夕阳下灿灿生光。有个晒得黑黑的霍霍尔老人，脚蹬笨重的靴子，头戴羊皮帽，身穿颜色像黑麦面包的厚长袍，拄着根拐杖走了过去，那根拐杖在阳光下亮得好似玻璃棒。在麦茬地上成群地回翔着的白嘴鸦的翅膀也发出炫目的亮光，我不得不拉下晒得发烫的帽檐，挡住这亮光和热浪。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几乎是在天边，隐约可以望到一辆大车和慢吞吞地拉着大车的两匹犍牛以及瓜田里看瓜人的窝棚……啊，置身在这片宁静辽阔的田野上是多么惬意呀！但我魂牵梦萦地思念着的却是河谷后面的南方，她离我而去的那个地方……
离大路半俄里开外，在俯临河谷的山冈上，有一幢红瓦房，那里是季姆钦克家两兄弟巴维尔和维克托尔的小小的田庄，兄弟俩都是托尔斯泰主义者。我踩着干燥得扎脚的麦茬，朝他们家走来。农舍附近连人影都没有。我走到小窗口向里张望，那里只有苍蝇，成群结队的苍蝇：无论是窗玻璃上，天花板下面，还是搁在木炕上边的瓦罐上都停满苍蝇。紧连农舍是一排牲口棚；那里也没有一个人。田庄的门大开着，满院子都是牲畜粪，太阳正在把粪便晒干……
“您上哪儿去？”突然有个女人的声音喊住了我。
我回过头去，只见在俯临河谷的陡壁附近，在瓜田的田埂上，坐着季姆钦克家的长媳奥尔加？谢苗诺芙娜。她伸出手同我握了握，没有站起身来，我在她身旁坐了下来。
“闷得犯愁了吧？”我问道，然后默不作声地直视她的脸。
她垂下眼睛望着自己的光脚。她长得小巧玲珑。肤色黝黑，身上的衬衫挺脏，直统裙也旧了。她的模样活像被大人派来看守瓜田的小姑娘，不得不在烈阳下闷闷地度过长长的白昼。尤其是她的脸蛋，更像俄罗斯乡村中豆蔻年华的少女。但是我怎么也看不惯她的衣着，看不惯她光着脚丫在牲畜粪和扎脚的麦茬地上走，我甚至都不好意思去看她那双脚，连她自己也常常把脚缩起来，不时斜睨着自己那些损坏了的趾甲。可她的脚却是纤小、漂亮的。
“我丈夫到河谷边上打麦去了，”她说，“维克多·尼古拉耶维奇上外地去了……巴弗洛夫斯基又叫官府抓了起来，为了他逃避当兵。您记得巴弗洛夫斯基吗？”
“记得，”我心不在焉地说。
我们两人都不作一声，久久地眺望着淡蓝色的河谷、树林、沙滩和发出忧郁的召唤的远方。残阳还在烤灼着我们俩，发黄了的长长的瓜藤像蛇一样纠结在一起，藤上结着圆圆的沉甸甸的西瓜。瓜也同样被太阳烤得发热了。
“您干吗不把心里话讲给我听？”我开口讲道，“您何必要这样苦自己呢？您是爱我的。”
她打了个寒噤，把脚缩了进去，闭上了眼睛；后来她把披到面颊上的头发吹开，露出一丝坚毅的微笑，说：
“给我支烟。”
我递给了她。她吸了两大口，呛得咳了起来，便把烟卷儿远远地掷掉，默默地沉思了一会儿。
“我打一大早起就坐在这儿了，”她说，“连河谷边上的鸡也赶来啄西瓜吃……我不懂，你凭什么以为这儿闷得叫人犯愁呢。我可挺喜欢这儿，非常喜欢……”
日落时，我走到了离这个田庄两俄里远的一处也是俯临河谷的地方，坐了下来，摘掉了帽子……透过泪水，我遥望着远方，恍恍惚惚看到在很远的地方有一座座南国燠热的城市，恍恍惚惚看到台地上的青色的黄昏和某个妇人的身姿；她和我所爱的那个姑娘已融合成为一个人，并且以她的神秘，以她那种少女般的忧郁充实了那个姑娘，而这种忧郁正是我在看瓜田的那个小巧的妇人的双眸中觉察到的……
（戴骢译）
心灵感悟
无论身在何方，灵魂深处的那个人是你一生的牵挂。
送行
◆文／比尔博姆
对于送行，我并不在行。我觉得要扮好送行的角色似乎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了，对大家来说，或许同样如此吧。
到滑铁卢车站给一位去伏克斯豪尔的朋友送行，那该是件十分容易的事，但我们从来不会被请去表演这种小技。只有当一个朋友将作一次较长的旅行，将离开一段较长的时间，我们才来到火车站。朋友越亲，路程越远，分别越久，我们就到得越早，送行也必定越笨拙得可怜。我们的这种无能，与送别场合的隆重以及我们感情的深度恰成正比。
在房间里，甚至在家门前，我们能亲切、自然地送别友人，脸上会流露出心中所感到的真诚的忧伤，话语也很得体，双方都没有拘谨，不觉得尴尬，我们中间的友情之线并未折断。这样的告别倒是理想的，那么，何不到此为止呢？辞行的朋友往往恳请我们，第二天早上不必劳驾去车站，我们明知这并非真心，也就不予理会。可如果我们信以为真，离去的朋友就会认为我们太不谙世故了，况且他们也确实希望再见我们一次。他们这个心愿得到了诚心诚意的报答我们按时来到车站。随后呢，天哪！随后我们和他们之间就出现了一道深渊。我们徒劳地伸过手去，它还是把我们断然隔开。我们简直无话可说，互相注视着就像不会开口的动物瞧着人一样。我们在“制造谈话”就这样没话找话。我们明知昨天晚上刚和这些朋友道别，他们也清楚我们没变模样，但表面上，一切都不同了，我们是那么紧张，只盼着车警吹哨开车来结束这一出滑稽戏。
上星期一个阴冷的早晨，我准时赶到尤斯顿车站，去送一位动身前往美国的老朋友。
头天晚上，我们为他饯行。席间，欢宴的气氛里掺杂着惜别的凄怆，他可能一去数载才归，我们有些人也许再也见不到他了，我们既有对未来的悬想，又有对昔日欢乐的倾诉。我们感谢他光临作客，惋惜他即将离去，两种情感都溢于言表，这实在是一次完美的送别了。
可现在，在月台上，我们又变得局促不安了。我们的朋友的脸出现在车窗口，但那已像是一张陌生的脸一个巴望讨好、哀哀求助的、笨拙的陌生人。“你东西都拿了吗？”我们中有人打破了沉默。“拿了，都拿了。”“你将要在车上吃午饭，”我说，尽管这个“预言”已经重复过几次。“啊，是啊！”他坚信不疑地应道，还补充说那趟车是直达利物浦的。这句相当奇怪的话使我们很吃惊，我们互相递着眼色，有人问：“它在克鲁不停吗？”“不停，”那位朋友简短地答道。他几乎变得叫人讨厌了。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我们之中有个人强作笑颜，对旅行者点点头，打了个哈哈，对方同样应一声，报之以点头和微笑。又一个人一阵咳嗽，打断了又一次沉默，显然，那是故意做作的，不过也能挨点时间。月台上的嘈杂熙攘不见静息，离开车还早，我们的，也是我们那位朋友的“解脱”还没到来。
我游移的目光落在一个肥胖的中年人身上。他站在月台上，正与车厢里一位年轻的小姐热切地说着什么，和我们只隔开一个车窗。他那硕大的侧影好像有点面熟。一望而知，那位小姐是美国人，他是英国人。要不，凭他那感人的表情，我会猜想他是她的父亲。我真希望能听到他在说什么，我断定他正给予最好的忠告，他眼神里深挚的慈爱实在动人。临别赠言从他口中一泻而出，使他那么吸引人，以至在我站着的地方也能感觉到他的魅力。就像他的侧影一样，这魅力我也似曾相识。我在哪儿见过呢？
忽然，我想起来了，这个人是休伯特·勒罗。自从我上次见到他以来，他变多了！那还是七八年前，在斯特兰剧院，他刚被解聘，问我借了半克朗钱。他总是那么诱人，能借什么东西给他，似乎是件很荣幸的事。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他的魅力没使他在伦敦舞台上获得成功。他是个优秀的演员，平素稳重，但像许多与他同类的人一样，休伯特·勒罗（这当然不是他的真名）很快就飘泊他乡，从我，从每个人的记忆中消失了。
过了这么些年，在尤斯顿车站的月台上邂逅，他显得那样壮实，那样神采奕奕，真不可思议！除了身体发福，一身衣着也使人难以认出他来了。从前，他老是穿件仿毛皮的外衣。这件外衣，像他那胡子拉碴的瘦长下巴一样，也是他的组成部分。现在，他的服装堪称华贵高雅，岂止招人起眼，简直引人注目。他看上去像个银行家，任何人有他来送行，都会感到荣幸的。
“请往后站！”火车就要开了，我挥手和朋友告别，勒罗没朝后站，双手仍紧抓着那个年轻的美国人。“先生，请往后站！”他听从了，但马上又冲上前去，小声地最后再叮咛几句。我觉得小姐眼中仿佛含着泪水，而他注视着列车驶去，直到看不见时才转过身来，我发现他确实泪水盈眶。不过他看到我，还是挺高兴。他问我这些年来躲到哪儿去了，同时把半克朗钱还给我，好像它是昨天刚借去似的。他挽住我的胳臂，顺月台慢慢走着，一面告诉我，每星期六他是何等欣喜地读我写的戏剧评论。
作为回敬，我也告诉他，舞台上失去他是多么遗憾。“啊，是的，”他说，“如今我不再在舞台上演戏了。”他把“舞台”这个字说得特别重。我又问他到底在哪里表演，“台上。”他回答。“你的意思是，”我说，“在音乐会上朗诵？”他笑了。“这个月台，”他用手杖敲敲地面，悄悄说道，“就是我说的台。”莫非神秘的发迹使他神经错乱了？他看来很清醒，我请求他说明白些。
他递给我一支雪茄烟，帮我点上火说道：“我想，你方才是送一位朋友吧？”我说是的。他又问我是否知道他在干什么，我说我看见他也在送人。“不，”他一本正经地说，“那位小姐并不是我的朋友。今天早上，不到半小时以前，我跟她才在这儿第一次见面。”说着，他又用手杖敲敲地面。
我坦白说我给搞糊涂了。他笑道：“你大概听到过英美社交处？”我没听说过。他对我解释说，每年有成千上万美国人路经英国，其中许多人在英国没有亲友。以往他们一般都带介绍信，但英国人是那么不好客，以致这些信的价值比它们所用的纸都不如了。“于是，”勒罗说，“英美社交处就满足了一个向往已久的需求。美国人是爱交际的，大多很有钱，英美社交处向他们提供英国‘朋友’，百分之五十的报酬付给这些‘朋友’，另一半由社交处扣下。我嘛，唉，不是处长，否则一定成个真正的富翁！我不过是个雇员，但即使那样，我也混得不错。我是送行员之一。”
我再次请他指教。“许多美国人，”他说，“在英国交不上‘朋友’，但完全可以雇人送行。送单身旅客的费用仅仅五英镑或二十五美元，送两位或更多人就收八英镑或四十美元。他们到社交处付钱，留下动身日期和外貌特征，以便送行员在月台上认出他们。然后嘛，然后他们就被送行了。”
“但是那值得吗？”我喊道。“当然值得，”勒罗说，“这样可以免得他们感到孤独，既让他们博得车警的尊敬，也不致被他们的旅伴那些将要同车的人瞧不起，在整个旅途中都有了身价地位。此外，这送行本身就包含着巨大的乐趣。你看见我送那位小姐了，你不感到我干得很出色吗？”“出色，”我承认，“我很羡慕你。我在那儿……”“是啊，我能想象，你在那儿浑身不自在，茫然地看着你的朋友，竭力找些话讲。这我明白。在学习这一行，入了门并以此为业之前，我也是这样的。我不是说我已经精通，我仍然一上月台就发慌。你自己也发现，一切演出场所中，最难演的地方就是火车站。”“但是，”我不满地反驳道，“我并不试图演戏。我的确有感情！”“我也一样，伙计，”勒罗说，“没有感情演不成戏嘛。那个法国人叫什么名字来着？对了，狄德罗说没感情也行，可他懂什么送行？火车启动时，你没瞧见我眼中的泪水？它们不是我硬挤出来的。告诉你，我真的感动了！我敢说，你也不例外，但你就洒不出一滴眼泪来证明你是感动了。你不会表达你的感情，换句话说，你不会演戏。至少，”他温柔地加了一句，“不会在火车站演戏。”“教教我吧！”我叫了起来。他若有所思地打量着我。“嗯，”他终于说，“送行的季节差不多过了。好，我将给你上课。我现在已经有不少学生，”他翻了翻一本精美的记事本又说，“不过每星期二和星期五，我可以挤出一小时时间。”
我承认，他索取的学费相当贵，但是我并不吝惜这笔投资。
心灵感悟
我承认，他索取的学费相当贵，但是我并不吝惜这笔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