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元杂剧是一种代言体的艺术形式，要求有丰富而复杂的内容和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而且要塑造比较丰满的人物形象来突出主题思想，杂剧作家便无法靠以前民间说唱文学那种简单的叙述手段，而必须依据现实的要求大胆地加以想象和虚构，运用奇特的叙事结构、唯美主义的创作方式和令人咀嚼的故事内涵诠释出他们心中的历史英雄形象。这就使得一些片段或零星的传说和单一的叙述，变成活生生的舞台形象直面观众。元杂剧作家大多是具有浓重批判意识的作家，他们在金戈铁马的雄阔场景下观照乱世人生，在硝烟弥漫的惨痛现实中关注社会，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幅幅威武雄壮的战争画面，听到的就是一曲曲高亢激昂的时代交响乐。元杂剧中的英雄人物，几乎无一例外的是英勇、机智和大无畏的化身，他们或叱诧风云、威慑千军，如破吕布、败曹操、平黄巾，英勇无敌，使诸将黯然失色的张飞；或忠心赤胆、沉雄悲壮，如敢对天子直言“枉与你开疆展土，也合半由天子半由臣”、“大王怎做圣明君，信谗言佞语损忠臣”（《三夺槊》）的尉迟恭；或智勇过人、力转乾坤，如为消弭战争而只身赴江东的关羽。他们几乎都是英勇无畏的气势与深具历史使命感的完美结合。这一点在关羽形象的塑造中最为显著。关羽这一形象作为中国文化中的精髓经过长期的丰富和发展，已经成为具有丰富文化和宗教内涵的精神产品。在关汉卿的《关大王单刀会》中，关羽一登场连唱了四支曲子，历数刘汉兴衰、董卓乱朝、桃园结义、鼎足三分、镇守荆州等几件大事，酣畅淋漓地表现了关羽豪迈、刚毅、苍凉、悲壮的英雄气概以及对现实与历史的充分认识。第四折中关羽的唱词：“大江东去浪千迭，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叶。又不比九重龙风阙，可正是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烈，我觑这单刀会似赛春社”。“水涌山迭，年少周郎何处也？不觉的灰飞烟灭，可怜黄盖转伤嗟，破曹的樯橹一时绝，鏖兵的江水犹然热。好教我情惨切，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更是以大江东去、乱石崩云、惊涛拍岸的恢宏气势，烘托出了乘船疾驰在大江中流的关羽那吊古伤今的悲怆情怀，犹如一曲英雄颂歌。把关羽那英勇无畏的气势与深具历史使命感的英雄形象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既突出了英雄主义的主题，又抒发了作者对历史、对人生的深沉感慨。《单鞭夺槊》中慨言“我必然舍这一腔热血，为国家出力，方显某尽忠之心也”的尉迟恭在归顺李世民后，出于对李世民的知遇之恩的感激和对李唐事业的忠诚，对李世民手下的将领要报曾挨过他一鞭，吐血数里的旧仇的无理要求，表现了极大的忍耐与克制。最后，他单鞭匹马在单雄信的狼牙枣槊下救出李世民，保证了李唐王业能够最终建立。其强大的意志力和坦荡无畏的胸怀，鲜明地凸现在了读者的面前。
2、草莽英雄
与历史英雄相比，草莽英雄身上少一些力挽狂澜，改变历史走向的伟人气质，而更多一些绿林气与草莽气。如果说历史英雄更多的是表现英雄中“神性”的一面，那么草莽英雄则更多的是对英雄人性的渲染与审视。
草莽英雄多为民间传说或文学家们虚构的人物，他们中或许有少数人物在正史中有过记载，如宋江等，但更多的却是来自民间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是老百姓津津乐道的话题。在性格气质上，杂剧中的草莽英雄并没有脱离“强盗本质”，常常说些杀气腾腾、令人毛骨悚然的话。如《李逵负荆》中“不假称王，而呼保义”的宋江虽是作者所倾力歌颂的对象，他冷静沉着、度量宽宏，能够顾全大局和爱惜部将，具有领袖的风范和长者之风，但也会说：“取这两副心肝，与咱配酒”，”旗帜无非人血染，灯油尽是脑浆熬”等极具强盗特征的话语，反映出一个具有领袖风范和草莽英雄的双重性格的英雄形象。
元杂剧中的草莽英雄形象主要以水浒戏为代表。在元杂剧中塑造了众多草莽英雄，如李逵、宋江、鲁智深、关胜、燕青、花荣、徐宁等。在这些草莽英雄的身上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从外表上来看，他们都是爽直粗莽、勇武有力、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从性格方面来看，他们都有着强烈的善恶是非标准，如嫉恶如仇，不畏强暴、好抱打不平，甚至可以为伸张正义而甘愿赴死。这种品质的生动演绎，其实是代表着老百姓的理想与愿望，所以，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元杂剧中的英雄形象是平民化的英雄。
文学是人写的，也是直接或间接写人的。英雄其实首先应该是人，或有着普通人的人情、人性和人的自然本色，而不是完全脱离生活的超人。元杂剧中的草莽英雄多为生活中真实的、可见的人，这一点与后世同类作品《水浒传》有所不同，《水浒传》中的那些英雄有许多都是具有超人的神勇的“神”，比如打虎的武松和倒拔垂杨柳的鲁智深等。元杂剧中的草莽英雄是平民化了的英雄，带着普通人生中人性的真相，更多地体现了普通人的性格特征，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如《争报恩》中贩卖狗肉的关胜；沿街乞讨的徐宁；被捕盗官军追得东躲西藏的花荣以及《燕青博鱼》因欠店钱被赶出门，只得沿街乞讨的燕青等。这些草莽英雄一个个都经历着平凡人生的悲喜交加，也经受着常人所经受的种种遭际，其饥寒交迫、穷困潦倒之状，与常人无异。元杂剧作家把把英雄的平凡性展现在我们面前，从而具有了人性的真实。这是元杂剧的特色，也是元杂剧的成功之处。
水浒戏中出现次数最多、同时也最受观众欢迎的角色是李逵。元杂剧中李逵的性格并不象《水浒传》中单一的粗豪莽撞，而且还有细心机敏和天真乖巧的一面，他粗中有细，有时还会耍点小聪明，有时甚至还表现出一定的文学修养，给人以别开生面之感。如《李逵负荆》中他出场时一边欣赏梁山美景，一边吟出杜甫的诗句——“风雨替花愁”，“轻薄桃花逐水流”，“酒债寻常行处有”，这种表现是后来的小说中所没有的。孙建国在《论元杂剧〈李逵负荆〉独特的审美价值》中说：“李逵形象的塑造是作家的一种新发现、新创造，提供的是一个与众不同而又似曾相识的审美对象。李逵具有主观性、热心肠、同情心、急性子等性格特征，疾恶如仇与天真烂漫矛盾地、喜剧性地统一在一起，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
《李逵负荆》把李逵这种鲜明个性以及对受迫害人民的同情和勇于改过的精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下山的时候说：梁山泊风景真漂亮，有人说梁山泊风景不漂亮，我都不能饶过他。但是一听说他最器重的大哥竟然做出了强抢民女的事情，他大怒，就砍倒杏黄旗，大闹忠义堂，最后等到闹清楚了，因为赌的是人头，他又不愿意死，于是他就说东说西的说瞎话，漏洞百出，幽默迭现。
门庭说：“《李逵负荆》重在描写李逵粗夯、莽撞的性格；而《双献功》则通过李逵的‘乔行径’刻划了他机智、灵敏的性格。”这些论述都从各个方面表明了李逵不同的性格特征。《双献功》第三折中，一向快人快语，动不动抄起板斧就砍的李逵却表现得十分精细，自言“我自有一个主意也。”于是化装成“庄家后生”，装傻扮痴。他怕拽牢门首的牵铃索被牢子识破，而用砖头砸门。见了牢子便讲些自己干农活的事骗取牢子信任，然后巧妙地用拌有蒙汗药的羊肉泡饭将其药翻，干净利落地救出了孙孔目和满牢囚犯。他去杀白衙内和郭念儿时，又自言：“我自有个主意”，扮作个袛侯，混到白衙内前将其杀死。《黄花峪》中，李逵化装成货郎、深入“十八层水南寨”，痛打蔡衙内，使刘庆甫夫妻团圆。
元杂剧作家对草莽英雄的成功塑造，体现了他们对生命真实本相和人生真相的寻绎，表面上看起来不那么重大的世俗生活固然不能象历史英雄那样一下子激起读者强烈的审美冲动，但更贴近老百姓生活的艺术形象和其中的内在意蕴却在民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也更能经得起长时间和多方面的审美玩味。
3、侠义英雄
元代文人所处的时代充满了激烈的民族矛盾和封建社会的种种腐朽堕落，再加上生逢乱世，战争对生命的威胁时时存在，生命的易逝与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价值观的凋零使他们倍感苍凉，为了寻求远去的侠义精神，也为了找回昔日锄强扶弱的慷慨之士，他们塑造了一个个蕴涵着传统道德观的侠义英雄形象。
最早提到“侠”这一概念的是先秦时的韩非子，他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对侠基本是一种否定的态度。因为“以武犯禁”是对社会法律制度的一种挑战，必然会对社会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悖于社会伦理道德。所以站在统治阶级立场的韩非子才会对侠进行否定。然而当侠的行为与“义”相结合时，侠便逐渐成了中国人所崇拜的英雄。这种肯定首先来自伦理精神，即道义所在。侠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景仰与崇拜，并不在于侠敢于“以武犯禁”，而是在于侠可以为他人，为某种伦理原则而甘于牺牲和奉献的精神理念；在于侠在分担他人的苦难与凌辱的行动中，表现出不愿屈从于人生苦难，并誓死与这种苦难抗争的精神。元杂剧中的侠义英雄代表了作家们对于人生的理想与奋斗、超脱与抗争的向往，代表了他们对于生与死、灵与肉激烈对抗的执著追求。正是由于社会对人类的伦理精神的肯定，才使得侠的意义和价值得以彰显，同时也是对自己生命进程的肯定。
侠义英雄与草莽英雄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如他们都是不畏强暴、疾恶如仇，为伸张正义而甘愿以死相搏的义士，其所作所为都符合社会伦理精神和道德精神，而且都受到了社会的崇拜与赞美。本文之所以单列侠义英雄一类，主要是为了突出其一诺千金、舍生取义、慷慨成仁的侠义品质。司马迁曾经这样评价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史记·游侠列传》）”。侠义英雄并不一定都是武功高强的武林高手，而是一种精神力量的代表，是一种文化角色，其外在的表现是行侠仗义的行为。侠义精神包括惩恶扬善、锄强扶弱、一诺千金、生死不惧等美德，具有鲜明的道德价值取向。然而，侠之所以为侠，本质上是由于对世界的强烈关怀。人们尊重侠，主要出于对这种关怀的尊重。这种关怀，不仅仅是一种信念，而是意味着必须要参与世界，要去“行”。参与世界的外在行为往往表现为爱心与善事的义举，而对世界的强烈关怀却是那些有着强烈正义感的侠义英雄在追索正义时不惜以生命相搏的内在动力。
《赵氏孤儿》中塑造了一批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侠义之士，如赵家门客程婴，赵盾老友公孙杵臼，将军韩厥等人，他们或出于对赵家的同情，或出于对奸臣的义愤，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选择了舍生取义、慷慨成仁这一道路，惨烈的事迹令人荡气回肠。面对大义，虽赴汤蹈火，仍坦然前往，在这些侠义英雄的身上，承担着比常人更多的痛苦与责任。当屠岸贾当着程婴的面，亲手将假冒赵孤的程子剁为三段时，简直是惊心动魄，但程婴却能强忍悲痛、面不改色，始终不露声色。这里充满了一种悲剧色彩的崇高和对环境抗争不息的英雄性格和英雄气慨的推崇。为保住赵孤，程婴所做出的牺牲是巨大的，既要担当“出首告密”、卖友求荣的恶名，又要亲手拷打共谋者，遭到世人的误解和唾骂。然而，在严峻的考验面前，程婴却能够在常人所无法承受的精神重负之下，含冤忍辱二十年之久。在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中，程婴忍辱负重、沉着坚毅、视死如归的思想性格特点，充分展现在了观众面前。剧中主要人物程婴与公孙杵臼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强烈个性已经有市民化气息较浓的性格的趋向，剧本最后以除奸报仇结局，则鲜明地表达了中国人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观念，完成了复仇的主题。以至王国维曾称该剧“即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
元杂剧中还有一些侠义英雄也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如《介子推》中为义而死的介子推；《伍员吹萧》中放走伍员的养由基，为保守秘密而以死相殉的涣纱女和渔翁，义无反顾去帮助伍员复仇的勇士专诸等。
元杂剧的作家们把英雄的理想精神和人格魅力融汇于对生活的哲理思索之中，以英雄形象引导读者和观众主动走进现实生活，去感悟生命的意义，更多地以理性的认识去剖析正在经历的生活的品质，去思索侠义英雄人物悲壮生活历程中所容涵的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人生、人性、人道的情感体验，从而激发读者以激情、灵感和理性浇灌出生命之花。
（二）英雄形象的总体特征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英雄已不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物形象，而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元杂剧中的英雄形象虽然可以根据其历史地位、性格气质以及行为特征粗略地分为历史英雄、草莽英雄与侠义英雄三种类型，然而作为英雄形象的整体，在弘扬精神力量方面却有着一些在中国文化土壤中形成的共同的、本质的和特有的特征内涵。正是这种精神，长期以来为中华民族的兴盛不断注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