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义之勇
勇是英雄最显著的特征，英雄无勇，也就不能算作英雄。孔子对勇曾做过许多的论述，在《论语·为政》中，空子认为：“见义不为，无勇也”；在《论语·阳货》中孔子又说：“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孔子以后，孟子与荀子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勇”作过具体的阐释。孟子认为“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揣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荀子认为“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挠”（《荀子·荣辱篇第四》）。可以看出，儒家对勇的理解与义紧密相连，勇一定要在坚持道义的基础上才是真正的勇，否则就成了“盗”。与传统文化中对勇的标准一脉相承，元杂剧中对英雄的塑造也严格按照这个标准进行。虎牢关力战了十八路诸侯，骑一匹毕月乌，使一条丈八矛，他在那当阳阪有如雷吼，喝退了曹丞相一百万铁甲貔貅，他瞅一瞅漫天尘土桥先断，喝一声拍岸惊涛水逆流”（《单刀会》）的张飞固然是勇的化身，然而在《战吕布》中“威镇于虎牢关，天下十八路诸侯，不曾得吕布半根儿折箭”，杀得对方主帅孙坚不敢应战的吕布又何尝不勇呢？从吕布自己的几句话中可见一斑：
“胯下征驰名赤兔，手中寒戟号方天。天下英雄闻吾怕。则是我健勇神威吕奉先。某姓吕名布，宇奉先，乃九原人也。幼而习文，长而演武，上阵使一枝方天戟，寸铁在手，万夫不当，片甲遮身，千人难敌。杀的那血水有如东洋海，死尸骸填满虎牢关。”
为何张飞的勇会得到人民大众的肯定与喜爱，而吕布之勇却让人觉得厌恶？这里就涉及到了“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这一命题（《论语·阳货》）。张飞的勇代表着正义，而吕布在杂剧中是反面人物，他的勇不符合社会的利益，是与义相违背的，当然得不到人们的认可。
中国传统文化把智、仁、勇三者称为三达德，可见勇是与仁、智紧密相连不可分的。勇不是盲目地去拼命、冒险。孔子说：“暴虎凭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他表示不与那种赤手空拳与虎搏斗，赤脚徒步涉水过河，死了也不后悔的人共事，而是要找临事谨慎，认真谋划而能成功的人。所以，勇与智也不可分。
《双献功》第三折中，化装成“庄家后生”，装傻扮痴骗取牢子信任，用拌有蒙汗药的羊肉泡饭将其药翻，巧妙救出了孙孔目和满牢囚犯的李逵，一改快人快语，动不动抄起板斧就砍的性格，表现得十分精细。类似的情节在他扮作个袛侯，混到白府杀死白衙内和郭念儿和《黄花峪》中化装成货郎深入“十八层水南寨”，痛打蔡衙内，使刘庆甫夫妻团圆中也有所体现。这里的李逵就不象《水浒传》中的李逵只有单一的粗豪莽撞，而是粗中有细，还有着细心机敏的一面，这不但表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而且也符合传统文化中勇的内涵。
勇是寓于人的灵魂的姿态，表现内心的平静与沉着。平静与沉着是处于静止状态的勇气，敢作敢为的行为是勇气的动态表现，而平静与沉着则是勇气的静态表现。真正勇敢的人经常是沉着的，他决不会被惊愕所袭击，没有任何事物能扰乱他的精神平静，他们的心胸可以容纳比常人更多的东西。
《单刀会》中的关羽冒险过江，毅然赴会的勇气固然令人敬佩，然而他并不是好勇斗狠，酷嗜征战仇杀，一语不合，拨剑相向的血勇之徒。他只身过江东并不是天不怕，地不怕，不顾一切的鲁莽冒险行为；而是以勇做魂，以义为魄，为坚持道义无所畏惧，同时又临事谨慎，认真谋划，以求成功。在第三折中，他一亮相，便从刘邦开国谈到天下三分的过程，指点江山，纵论古今，气度不凡地论述了楚、汉的兴亡得失。可以看出，剧中的关羽，不但有“匹马单刀镇九州”的超人本领，而且具备卓越的政治见识，排山倒海般的气势风度。他坚毅执着，如山岳惊涛，万千困难不可摧折。他义正词严，酣畅地敞露心曲，惨切地感叹战争。谈笑风生，大义凛然，自然而然，但举手投足之间，便能破敌制胜。
《赵氏孤儿》中的程婴为保全赵家命脉，不但能做到以亲子来假冒赵氏孤儿，而且在屠岸贾信以为真，派人搜出婴儿，当着程婴的面三剑剁死程婴亲子的大变故中，他从容不迫，忍痛不语，冷静自若，依然保持着内心的平静，与平时毫无两样。这样的勇与历史上英雄在历史的关键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沉着与冷静同样有着惊心动魄的感染力量，都是大勇的表现，是坚强而完满的生命的象征，元杂剧中的英雄用他们的生命和超凡的勇向我们显示了生命的意义应该是什么。
2、至爱之仁
仁是儒学的理论基石，是孔子学说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仁”的根本精神就是居于相当普遍意义的“爱人”。孔子所讲的仁，源于孝悌，“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学而》）再从孝悌层层向外推广，上升为普遍的人类之爱，最后达到“泛爱众”。“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在孔子看来，“仁”的主要含义就是“爱人”，“仁”的精神是从主体身心出发，超越血缘关系而尊重他人权利并普遍性地爱他人。这种普遍性地爱他人的观念，是“仁”的精神的最重要特征。从外表看，儒家的修炼表现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妇孺皆知的形式；从实质看，这种修炼可以分为内圣和外王两个方面。内圣就是“修身”，指的是内心世界的修养以及筋骨形体的锻炼。外王则是通过治国、平天下建立的不朽功勋。在这样的价值观的指导下，儒家认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故而“唯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
元杂剧中的传奇英雄身上几乎无一例外都具有这种传统文化思想。《单刀会》中的关羽明知鲁肃为讨还荆州，设下圈套却毅然到江东赴宴，固然充分表现了他威慑千军，智勇过人的光辉形象，但关羽此次江东之行，并不是要逞一己之勇。为了不使人民再遭涂炭，他冒险过江东，是要以最小的代价稳定动荡的军事局面。在江东，关羽和鲁肃面对面交锋之前，他酣畅地敞露心曲，惨切地感叹战争。以古代吴、越纷争，弄得两国百姓饱尝战乱之苦的惨痛的历史教训，力斥鲁肃的阴谋，他义正辞严，捍卫“汉家”的基业，及时平息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纷争，维持住平稳的局面。这里的关羽，是具有极大仁爱之心，消弭战争的英豪，而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武夫形象。他是用自己的实践去达到仁爱的最高境界。
儒家的仁爱没有特定的对象，只有一个美好的愿望，“纵横港汊一千条，周围方圆八百里”（《双献功》）的梁山泊，是光明的所在，正义的象征。剧中受压迫的人往往要到梁山告状、求助。《李逵负荆》、《燕青博鱼》杂剧中出现的“忠义堂”、“替天行道”等不仅仅是英雄们为了对抗官府所提出的政治口号，而且也表现了他们的所作所为是符合广大老百姓的利益的，是作者所倾力赞美、歌颂的对象。《渑池会》中的蔺相如身在虎狼之国只是因为“则为这两国干戈若动烦，数十载难也波安，那其间悔后晚”。保赵王渑池赴会拼上“以颈血溅大王”逼秦王击缶，维护了国家尊严后，被封为上卿，却遭到了廉颇的侮辱与殴打，但为了不使“士马相践，庶民涂炭”，他从容忍受，并说“俺为臣者当要赤心报国，岂记私仇呵！”表现了关心人民的思想。
李逵之所以是元代水浒戏中最受欢迎的角色，主要是由于他身上体现着中国传统道德观中的“仁”，也就是对受迫害人民的同情和为伸张正义而甘愿以死相搏的行为。在《李逵负荆》中，当他听到王林说女儿被他最尊敬的大哥宋江、鲁智深抢走，并拿出红绢褡膊为见证时，便怒气冲天地回山追查，他大怒，就砍倒杏黄旗，大闹忠义堂，为的只是对人民的同情。所以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宪问》）仁是最高的道德表现，是不断企及的理想和目标。从这一点看，它与柏拉图的“至善”有某些相近之处，不过柏拉图的至善乃是一抽象的理念，它与各种具体的善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孔子的仁却不是抽象的，而是一个实践超越的过程，它包括互为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由我不断向外施爱，由“孝悌”到“忠”、“信”，到“泛爱众”，由情及理，实现仁爱的普遍化；一是在向外施爱的基础上，反过来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由道德情感上升为道德理性，并最终上达天道，实现心灵的超越。可见，仁是一种心灵的活动和实践。
3、忠信之义
在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中，义是一个很重要的范畴。义的观念对塑造中国人的道德直觉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论语·公冶长》有“其使民也义。”《礼记·中庸》有：“仁者人也，义者宜也。”这是早期文献中直接的训释。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义之本训，为礼容各得其宜。礼容得宜则善矣。”“义，善也。引申之训也。从羊者，与善、美同意。”“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义、善、美这几个基本范畴是同源同义的。在上古的文字材料中表示，表现在外的礼节、容貌、法度等，此义后作仪。而其本训为宜，即社会认为合宜的道理和行为。”
孔子在《论语》中论及最多的是君子和义的关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在《论语》中有两个基本义项，指有道德的人或居于高位的人。孔子把君子和小人、义和利对起来讲，把义作为君子者流的精神寓所，并且说：“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就是讲君子应该把义放在个人道德修养的首位，并作为本质内容。并且，在完成道德修养的基础上还要把个人和社会作为一个融贯的整体联系起来，就是内圣外王。所以，又说：“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
从《论语》中的这些记述我们可以发现，孔子主要把“义”这一范畴作为个人道德修养的主要内容。
我国民间受孔子这一正统道德观的影响，把孔子主要作为个人道德修养的内容的“义”在生活中具体化为特别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扶助以及知恩图报的原则。在民间，由于很多活动超越了狭小地域以及家庭、宗族的范围，“义气”就显得特别重要。旧时江湖帮会特别重视“义气”，原因就在于它能帮助建立强有力的共同利害关系。
元杂剧中许多三国戏所表现与弘扬的就是义的道德标准，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就是用民间道德与封建正统道德相结合来解释历史与政治。三人名为君臣，实为兄弟。关羽更是“义”的化身，他不为曹操的高官厚禄所动，最终演出“挂印封金”、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的壮举，体现了“义”这一道德原则在封建社会中之价值。水浒戏也对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替天行道”的政治口号本身就认为梁山好汉所从事的是一种义举，梁山事业的凝聚力就是义气。《单鞭夺槊》中的尉迟恭开始时辅佐刘武周，在李世民来劝降时，坚决表示：“一马岂背两鞍，双轮岂辗四辙，烈女岂嫁二夫，俺这忠臣岂佐二主。”后刘武周死，尉迟恭被迫弃暗投明，但降前坚持要为其先主服孝三年，以“尽君臣礼”。既是忠的体现，又是内在的义的道德标准的外现。归顺李世民后，他发誓：“我必然舍这一腔热血，为国家出力”，也是出于感激李世民对他器重的义举。
元杂剧中所描写的这一切，在高层政治中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但这样写，对于市井读者却有很强烈的吸引力，因为这种道德是他们在生活中所崇尚的。关羽的形象后来被封建统治者所利用，成为“伏魔大帝”、“关圣帝君”，在民间受崇拜的程度，远远超过孔夫子。这固然与统治者要求人民效忠有关，却也离不开民间从自身的观念出发的理解。
二、传奇英雄形象的成因
（一）厚重的文化积淀
1、英雄崇拜的原始内涵
广义的英雄泛指一切具有超乎常人才能者。“英者，杰出精华之谓也；雄者，威武有力之谓也”。从中可以看出，英雄必非常人，“他是灿烂夺目的光源，能使接近者受益与愉悦。其闪烁的光芒照亮了世界的黑暗。”在汉文化语境中，“英雄”与“豪杰”向来被相提并论，中国民间社会里的豪杰之士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英雄人物。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能为人之所难为，在艰危时代能为国杀敌御侮，在和平时代能为民造福，是历史重大事件的主角，并且品德高尚，受到人们歌颂的杰出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