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1956年艾青家庭发生变故的前后，一场有步骤的改造知识分子思想的运动开始了。
这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报告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这种思想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报告要求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公开的批判。前一年的7月，艾青风闻胡风向中央递交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凭他对胡风性格的了解，也凭他对《人民日报》动向的注意，一颗心不禁为老友悬着。在那个变幻无定的年头，《人民日报》是政治的晴雨表，一旦由它做出结论，就再无挽回的可能。更令他惊愕的是．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把胡风定性为“反革命集团”之首；仅仅就在五天后，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批准，将胡风逮捕，同时撤销他担任的一切社会职务；6月，《人民日报》接着发表第二批、第三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并有舒芜反戈一击的文章及胡风致他的若干私人信件……然而，事情绝不会到胡风这里为止。
1955年八九月份，中国作协揭出了“丁、陈反党集团”，这成为牵连到艾青的一根导火线。因为延安文抗那段“历史”，周扬把艾青视为丁玲那边的人。批丁玲、陈企霞是因《文艺报》“压制李希凡、蓝翎等小人物”引起的，同年4月，陈企霞写信给党中央负责同志，要求改变对《文艺报》的武断结论，结果受到进一步的批判。入夏后，中自作协奉命连续举行了十六次扩大会议，最后一致认定丁、陈二人“反党”，具体表现是；“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三、玩弄两面派的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四、提倡个人崇拜，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批丁、陈由周扬亲自指挥，结论中所谓“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的说法，显然有文外之意，影射到丁玲与艾青的关系。据知情人说，解放以后，艾青与丁玲的关系实际上已比较疏远。另有人回忆，艾青对丁玲获斯大林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颇有微辞，私下还有嘲笑，曾模仿丁的声调朗诵其中的某些章节，然后大笑不止。然而，艾青对这种完全不容对方辩驳的批判方式是不满的，这让他想到延安整风时的某些流弊。当然，对周扬等人“借今讽昔”的作风更为光火，于是，不免有些为丁、陈“打抱不平”的表现。有一段时间，艾青与李又然、朱丹往来较多，常在一起喝酒，这几位都是学美术出身，不免有点艺术家放浪不羁的气质，酒一喝多，话题自然扯到文艺界，因此有了“作协有两帮人，一帮总是被整的，一帮总是整人的”的说法，后者是暗指周扬等人，在作协圈子里，这是人所尽知的。另有一次，中国作协支部开会批判丁玲，周立波发言时口气盛气凌人，而且无限上纲，令在座的人悚然。艾青忍不住说，你周立波不要永远像一个共青团员的样子，一贯正确，比谁都革命。把周立波呛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周立波乃周扬侄儿，这话自然传到了周扬耳中，无疑开罪了他。据当时任作协机关总支书记的黎辛回忆，作协的整风是按三个阶段进行的，第一个阶段是整丁玲、陈企霞，第二个阶段整冯雪峰，第三个阶段则是整艾青、白朗、李又然等人。艾青显然没有觉察到这种山雨欲来的政治气候，他性情高傲，也没有太把作协这些人放在眼里，也许，这正是艾青的迂腐之处！
4月28日，想借助党外人士帮助党内整风的毛泽东，以其诗人的浪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他还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可以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所谓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也需要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干涉他们。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种种意见。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久艾青听说历史学家周谷城发表的一篇文章受到许多人的围攻，周立即著文辩驳。刚开始周还有些顾虑，后来毛泽东在上海请他做客，并一起讨论了该文，又让周谷城大感欣悦，一向敏感的郭沫若特地为一百种花卉做诗，结集（百花集）出版。这些消息无疑让艾青受到了鼓舞。自胡风被批判后，他心里一直憋着气，对文艺界的某些领导飞扬跋唐的态度尤其不满。不久，他连续做散文四篇，发泄这种不满。在（画鸟的猎人）一文里，他借猎人与假猎人之间的对话，尖刻地讥讽了文艺界某些以”整人”为业的人，打飞行中的鸟不成，就打纸上的鸟，还嫌不过瘾，干脆把纸挂在树上，随便打一枪，然后在中枪处画一只鸟。在他看来，整人变成了一个行当，一种职业，“人必须有一技之长，在许多职业里面，我选中的是打猎。”
所指再明显不过。接着，又做（偶像的话）。与前文相比，后者笔锋愈加犀利。人们塑造了“偶像”，但又畏惧之，倒是偶像自己说出了一番令人警醒的话来：，众生啊，你们做的是多么可笑的事！你们以自己的模型创造了我，把我加以扩太，想从我身上发生一种威力，借以镇压你们不安定的精神，而我却害怕你们。我敢相信：你们之所以要创造我，完全是因为你们缺乏自信——请看吧，我比之你们能多些什么呢？而我却没有你们自己所具备的。你们假如要大胆些，把我捣碎了，从我的胸廓里流不出一滴血的。当然，我也知道，你们之创造我是你们尝试着要我成为一个同谋者，让我和你们一起，能欺骗更软弱的那些人。”（养花人的梦）是应和“双百”方针所做，文字风格上多少有些鲁迅散文诗（野草）影响的痕迹，只是有点晦涩，却没有太多的沉痛罢了。末尾倒不乏尖刺，诸如：“花本身是有意志的，而开放正是她们的权力。”又如，“我自己也越来越觉得世界太狭窄了。没有比较，就会使许多概念都模糊起来”等等。另一篇（蝉的歌），语多涉及人格的异化，“蝉”整天唱着“同一的曲子”，居然毫无察觉。写到这里，艾青不由为自己一段时间缺乏风格的写作大发感慨了，但他又不禁借蝉之口为自己辩护：“不，人们说我能在同一的曲子里发表不同的情绪。”然而，痛苦毕竟是痛苦的，它甚至于无从说起，艾青的“牢骚”除了可以得一时之快，大约是改变不了任何现状的。
事情发展之快，却大大出乎艾青的意料。1955年春、夏之间，因离婚而在东总部胡同22号楼上“蜗居”的艾青，认识了后来的妻子、当时是作协人事科干部的高瑛。他不久获知，高瑛系1933年8月出生，祖籍山东龙口，9岁时，随父母闯关东迁居佳木斯，15岁考入松江鲁艺文工团，任舞蹈演员。1955年5月，随丈夫谭谊调入中国作协，谭被安排在组联办公室任科长，高瑛则去了人事科。
据高瑛说，她认识艾青是很偶然的。批判胡风后，有很多文件要及时递送，作协就抽了几个人负责为艾青及其他作协支部的人送文件，她是“被抽”的几个人之一。当时，已是初夏，天气挺热，有时忙，她索性就与其他人住在作协，于是，和艾青从此就熟悉了。高瑛还说，我和艾青产生感情，与我无爱的婚姻有关。凭良心说，谭谊是个老实人，也不失为一个好干部，组织观念强，为人比较朴实，但很难说是一个好丈夫。我和他虽然已有两个孩子，作为妻子，却很少感受到他的体贴，更不要说爱情了。对此，我是很痛苦的。
……但事情很快就“败露”了，先是高瑛把实情告诉了谭谊，当时作协负责人刘白羽知道后，让谭到北京市中级法院告艾青、高瑛重婚罪；接着高瑛被隔离审查，作协秘书长张僖代表组织找艾青谈话，表示事情比较严重，让他做好受处分的心理准备。据任作协机关总支书记的黎辛回忆，当时的事态是比较严重的，作协负责同志在商量处分意见时，不少人力主开除艾青的党籍。因我是机关总支书记，需要我拿意见，我主张给他留党察看的处分，当时双方有争论，没办法，只好报请上级最后决定。就在等上面“决定”的日子里，艾青非常紧张，看上去精神也垮了。一天傍晚，我正在吃饭，艾青突然来找我，我感到愕然，但并不意外，让他坐下，他嗫嗫嚅嚅了半晌才坐下来，一边不停地说，我在延安时的情况你了解，看人要看长远！眼睛里已满是泪水。我劝了他半天，他才回去。当时在东总部胡同22号，他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张天翼还悄悄问过艾青的情况，口气里虽有关心之意，却不敢明说。
上级按作协机关总支的意见，给了艾青一个留党察看的处分。
法院那边却不那么“领情”，判了艾青、高瑛重婚罪，刑期一年，每人半年，监外执行。这边刘白羽还不放手，勒令艾青从二楼搬到院里的平房去住。过了一段，艾青用5000元买下北京火车站对面丰收胡同21号一处有正房、南房、东西厢房的四合院，与婚后的高瑛搬了过去。为此，艾青不无苦涩地揶揄说：“刘白羽想把我扫地出门，未想还成全了我，送给我一个自家的院子。”
然而，留在心上的一道阴影，艾青是再也抹不去了。1956年，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口号下，一些地方的学生和教授帮助中共整风，说话比较过激。在高楼深院的中国科学院，也传出诸多尖锐意见：罗常培指责“重理轻文，社科规划无人管”，袁翰青抱怨“分工太细”，傅承义认为“上下不通气，党内外有墙，领导接触少”，傅鹰索性说：“学委是橡皮图章”，吴正之讲“新党员有特权思想”，童弟周感到“共产党不近人情……”几位副院长，如陶孟和发表意见说，旧知识分子未尽其用，“以中国干部之缺乏，有才者不用，而无才者充数，以致酿成许多混乱”云云；竺可桢也提出，”向科学进军必须实事求是，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特别对五十年代初“全盘苏化”，一概否定美式通才教育，院系调整如拆散浙大理学院、骤停英文教学而改学俄文，以及共产党会多等提出了批评。据说，对教授、学生们的“牢骚”，毛泽东起初是大度的。范瑞君的文章《我的蜜月·我的丈夫》在《解放日报》发表之后，收到二百余封指责信，罪名是有“小资风味”，毛泽东闻讯幽默地对人说，不能让每篇文章都讲上甘岭嘛。
上述种种对作协创作委员会诗歌组想“帮助”艾青的人，无疑是一种鼓励。在一次讨论艾青创作的会议上，臧xx发言说；“对艾青的诗我有一些意见。我对他的诗一向是估价很高的，但是他解放以后写的许多诗，我觉得主题的积极性和时代精神相去较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