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艾青写诗很慎重，不轻易拿出来发表，但也应该拿出高度的政治热情迅速反映时代的变化。”《藏枪记》、《黑鳗》和《双尖山》之所以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原因“还是思想感情的问题”，“他对新事物的感觉和心爱，没有他过去对旧社会的恨、对光明未来的追求那么强烈和敏锐”。严X认为，（双尖山）的“思想感情是陈旧的”。
吕x则以为是他“政治热情不饱满”所造成的。刚刚冒尖的青年诗人邵xx说话就不讲客气了，他说：“在艾青近年的诗作中，仍然使人听到他过去诗作中的旧的腔调。”曾为艾青学生、后以写政治抒情诗闻名的郭xx，虽不像前面几个人那样“不留余地”，但还是指出，“对人民常常只限于同情”，多半是艾青写作的一个局限。在五十年代，认为你和旧时代“藕断丝连”、“思想感情陈旧”，无异于一种政治性的“判决”。这次会议对艾青的打击，尤其是对他心灵的挫伤，是可以料知的。1956年整整一年，艾青写作不辍，应该算是多产，但作品明显分成了两类：表现时代显然也力不从心的诗作不时见于报端，如《马头琴》、《女司机》、《官厅水库》等，另外是一些借景咏怀之作，折射出他不寻常的心情。一朵路旁的小蓝花，给了他异常的蚀动：“小小的蓝花／比秋天的晴空还蓝／比蓝宝石还蓝川小的蓝花／是山野的微笑／寂寞而又深情。”在诸多诗学文章里，艾青坚持认为，诗歌的色调实际是诗人生命的色调，一种无形的“流露”。不妨说，诗作里这令人无法忍受的蓝色，透出的实在是作者内心探刻的寂寞，一种难有：知音”的伤悲。短诗《长城》，直接透露出夹带着辛酸的沧桑感来：“原是古代的边墙／经受了千年风霜／听不见塞北的笳笛／却记得往日的战场。”后来，他在一次座谈会上又针对自己解放后想象力的减退，不无苦涩地表示：“那时候，早晨醒来，脑子上像点满露水，现在有时像是一块柚子皮。”
不过，艾青绝对没有料到，等着他的将是一场更猛烈的暴风雨。
转眼到了1957年春。1月18日到27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议题主要是两个：一为农村问题和经济问题，一为思想动向问题。一些地方虽已有“闹事”情况，但因为“思想动向”是作为其中一个问题提出的，故未强调到非常突出的地步。毛泽东在会上讲，1956年是多事的一年。有些地方学生闹事，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党内少数人动摇，但绝大多数干部是正常的，农村和城市的政策是正确的，全国大乱子闹不起来。他说，对于大民主，第一是不怕，第二是要加以分析。对于闹事，要分几种情况处理：闹得不对的，要驳回去；有对有不对的，对的部分接受，不对的部分加以批评。毛泽东不排除阶级斗争的分析，但对当时形势的估计，仍然认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然而，“形势，并没有按他预料的方向发展，一些地方的人过激地提出“共产党下台，让国民党回来”的口号，对毛泽东和党内大多数人都是一个很大的刺激。5月15日，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里愤怒地写道；几个月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批判教条主义的各种人，有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有括弧里面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右派——修正主义者，有社会上的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而情况不同。文章最后指出；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这等于正式发出了警告。6月8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更为明确地发出了反右的指令。7月17日到21日，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着重讨论反右派斗争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的《956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为这场斗争“定了性”，声称：“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这样，形势发生了完全相反的变化。
在50年代，作为中国政治最敏感部门之一的中国作协，几乎在青岛会议刚刚落下帷幕之际，就在作协内部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派的斗争运动。8月6日，作协在四次有作协分舍负责人和省、市委宣传部长共二百余人参加的扩大会的基础上，举行第十二次会议，把反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斗争目标转向冯雪峰。第二天．显然是事先已准备好了的（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赫然醒目的“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集团”为正副标题，公开点了冯雪峰、艾青、江丰、罗烽、李又然和白朗的名，除冯雪峰一人外，实际把延安的文抗一锅端了。艾青的主要罪名是“丁、陈和江丰反党集团之间的联络员”，他曾在家里召开记者招待会，声称文艺界有“两个底”，一个是丁玲、陈企霞，另一个是江丰，斗他们无非是党内宗派主义在作祟。对艾青来说，在党报上被公开“点名”令他措手不及，更感到政治斗争的残酷和无情。然而，更叫他惊骇不已的是，原先的一帮“朋友”，居然在大庭广众面前，公然揭他个人生活的“隐私”。一次，在王府井文联大楼开艾青的批斗大会，臧xx、冯x、徐x先后发言，声色俱厉地痛斥他生活腐败，甚至大讲某些“细节”，令艾青无地自容。情形之卑劣，超过了延安整风。艾青欲起身解释，立即有一些人大喊：“艾青，你老实点！”两年前，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开除胡风的会籍，并撤销他在文艺界的一切职务。正当主席宣布决定时，有一个文质彬彬的人走上台要求发言，艾青认出他是美学家、翻译家吕荧。只见他从从容容地说：胡风是文艺思想问题，文艺问题应该与政治问题区分开。他的话不断被台下的喊声打断，他仍然不停地讲，毫无畏色，最后台下一片轰喊，他不得不走下台来。这幕情形给了艾青极深的印象。胡风罹难，尚有不怕死的诤友挺身而出为其辩护，鄙人藩难，众朋友却做了“墙倒众人推”的角色。艾青不由不感到满腔的悲愤了。然而，事情并没有完，批斗还在升级。一次开批斗会，有人对他算起历史旧账，说他反党由来已久，从延安起就是富有经验的老手，但又特别善于伪装。解放后，在丁、陈和江丰反党集团之间窜来窜去，上窜下跳，他的这种身份，很容易让人想起战国时那个游说列国的苏秦。另有一位名作家揭老底道：去年3月，在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上，周扬同志在报告中批评了艾青，艾青不服，乘中间休息，周扬同志对他讲：“我是对你提出希望。”没想他却反唇相讥道：“我知道你的份量。”态度极其恶劣。还有一位作家愤慨地站起来说，艾青这个人太狂妄，他多次散布说，目前某些人写不出作品，就弄理论，理论弄不成，就搞行政。结果是行政管理论，理论管创作，一个婆婆压一个媳妇，创作还有什么希望？艾青请示主持会议的刘白羽，问能否为自己说几句，他冷淡地挥挥手，拒绝了。
然而，最令艾青难受的还是那些连篇累牍、无中生有的批判文章，对方操着各式武器，而被批判者只能赤手空拳，被人拳打脚赐，却毫无自卫的权利。艾青越是怕看报，每天越是迫不及待地打开—份份报刊，急促地搜索上面的文章。在《诗刊》1957年第九期上，该刊副主编徐x发表《艾青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一文。在文章里，徐x疾言厉色地问；“我们要猛喝一声：艾青，你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能不能随着社会主义高歌前进？这要看你能不能彻底批判你自己的腐朽的资本主义思想，能不能彻底改造自己，重新回到党的立场上来！”他与徐x四十年代初就已认识，关系应算不坏，见他如此下手，心里不免伤心。紧接着，又读到沙x发于《诗刊》第十期的《艾青近作批判》。他记得，仅仅就在今年（诗刊）第四期上，沙x曾撰文对自己的诗大加颂扬，来想他见风使舵竟如此之快。更未曾料到，沙x的措辞会如此恶俗，如说艾青的诗“句句变成了臭狗屎”等，乘人之危，落井下石，足见人格之阴暗。读及此处，艾青眼睛紧闭，半晌才回过神来。他接着翻阅9月8日的《文艺报》，一篇文章称李又然是“丁、陈反党集团的爪牙”，又翻出“他在文学讲习所五年期间，只勉强上了十课；而肃反以后这一年期间，一课也没有上过”的琐屑小事；再看有关自己的，无非仍是帮助丁、陈和江丰、吴祖光等“向党进攻，之类。他不由感到厌烦，索性只浏览题目，不再看内容，往下计有：《诗刊》第九期，田x的《艾青，回过头吧》，《人民日报》9月6日，白x的《有这样的诗人》，《文艺月报》第十期，姚x的《“大诗人”》，《文艺学习》第十期，臧xx的《艾青的近作表现了什么》，《诗刊》第十二期，晓X的《艾青的昨天和今天》，《文艺报》第23期，李x、阮xx的《诗人乎？蛀虫乎？——评艾青》等等，等等……文章作者多半是他的熟人，有的还是朋友，以时代的非常情形计，不少人是出于“苟活”才勉强成文的，说的话也言不由衷，倒也不是不能体谅。但有的人确属于“趁火打劫”，而且有“欲加之罪”之心，不惜抛却读书人的儒雅、检点，满口恶言秽语，这就令他大为震骇了。更叫艾青无法忍受的还有不停地写检查，而且似乎永远都通不过。据高瑛回忆，当时已是初秋，北京早有凉意了，然而，经常见艾青大汗淋漓地坐在桌旁，伏案写所谓“交待”。有时，着实无话可写，他又不愿违背良心说假话，写检查骂自己，只有在桌前枯坐，久久无话，待见窗外夜深，才长叹一声，也不洗漱，裹衣而睡，情状十分凄惨。这年秋，出访捷克回国途径北京的阳太阳，到丰收胡同21号探访这位老右，对他形容的枯稿、无言的沉默惊讶万分。
《天涯》编者致作者来稿提供了一件政治与精神的历史个案，相信能引起读者沉痛的反思。考虑到目前浮躁的阅读风气，未经你的同意在多处用xx代替某些当事人的名字，是为了将思考引向理性而避免个人情绪化的指责和起哄。施害于艾青先生的恶行，哪些是出于造神运动之下的虔诚盲从？哪些是出于政治恐怖之下的无奈自保？哪些是出于满足利欲名欲的心狠手辣？……历史和心理世界都是复杂的，但这并不妨碍人们（特别是当事人）作出严正无私的探寻与清理。
最近清理历史悲剧的文章逐渐多起来了。《黄河》杂志上林贤洽谈胡风案一文以及本刊摩罗的文章，都触及了人们无法回避的隐痛。而由我们这一代人来遥测上一代某些人（包括许多我们过去和将来都不失敬重的文学先辈）的错失，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些有幸身处“安全地带”的后人有何道德优越。与大作同期发表的有徐晓（幸存者的不幸）一文，建议你不妨一读。该文剖示出即使是一个英勇抗恶的时代新人，内心也无法避免精神上的自我拷问。看看九十年代社会上依然普遍存在着的见义不为、明哲保身、媚权跟风，甚至以恶为乐之类的败相，相信你也能同意：有关政治压迫、文化积弊以及人性普遍弱点的话题，将来也会成为后人评价今天的视点。我们不希望历史的悲剧重演，前提是我们必须在自己身上看到历史。
（原载《天涯》，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