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党组织写去一个汇报：“天不怕，地不怕，天崩地裂也不怕。我心里没有别的巧，只因我听见了毛主席的话。毛主席的话我心里照，不怕霹雷闪电、地动山摇，我心里有个红太阳，斗争起来有力量！”我给毛主席写信，向他讲叙以上情况。告诉他：反右派的好些做法，以及我的种种遭遇，违背了他的许多教导。因此，“反右派必须甄别，不然不是您领导的党！”
我读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越看越觉得它能够解决我的思想问题。例如：书上说：党员如果在他的思想意识中只有党的共产主义的利益和目的，没有自己离开党而独立的个人目的和私人打算，他真正大公无私，那么……他也可能有最大的勇敢……他理直气壮地拥护真理，告诉别人以真理，为真理而战斗。即使他这样做暂时于他不利，为了拥护真理而要受到各种打击，甚至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和指责而使他暂时孤立（光荣的孤立），甚至因此而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也能够逆潮流而拥护真理，绝不随波逐流。因为对他个人来说，他无所畏惧”。
我想，我被划为右派后，一直是孤立派，不同意政治结论，不同意被开除党籍，受到各种各样的指责、打击，我正处在这种“光荣的孤立”的地位。书上说：“他也可能有最高的自尊心、自爱心，而在为了党和革命的前提之下，也最能宽大、容忍与委曲求全，以至在必要时忍受各种屈辱与虐待而无怨恨之心”。于是，我给刘少奇写信，向他呼吁：反右派要有始有终，必须甄别。一开头我就说：“我给您写信，我是泪流如雨，因为您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作者，您懂得党员的心。……”
我给党组织写去一个汇报：“我要加强党员修养，受尽虐待毫不怨恨。光荣的孤立算得了什么？少奇同志是我知心！”
我给毛主席寄去的信就像石沉大海…不，比“石沉大海”还坏：石头掉进海里，要冒一个水泡，我的信寄了去，却没有一点回响。
我给刘少奇寄去的信倒是有一点点声响：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天，与我同在牛棚劳改的陈x问我：“你怎么给刘少奇写起信来了？”我说：“他当时是副主席，我怎么不能给他写信？”他说：“他说反右派需要甄别，你也说反右派需要甄别，你和他思想一致！”我说：“刘少奇究竟有什么罪恶，我搞不清楚，不过，他说反右派需要甄别，这点是对的。同时，一反右派，我就在说，我比他说得早，并不是我学的他。”他说：“那你比刘少奇还高明？”看来，造反派对刘少奇抄家的时候，把我给他的信抄出来了。但不知陈x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知道这件事的。
我以当顽固右派为荣在资料组，我按时上下班，剪贴资料，做些不需要多少知识、力气就能胜任的工作。比起在农场，劳动强度小多了。大家为我开过几次批判会。各种千篇一律、牛头不对马嘴的批判接踵而来，一点不能打动我的心坎：
“刘街犯错之后，一再不承认，加重处分后，并未接受教训，的确令人难以想象。花岗石脑袋敲打好多次，没有改进，骇人听闻！”
“她搞翻案活动，不能让人容忍！她立场十分顽固，三个问题（指肃反、胡风、父亲问题）和党针锋相对，怨气冲天。这样的错误不算反党，什么才算反党？她1942年延安整风时就有反党思想（指我对抢救运动的看法），加多年来，没点变动，令人惊奇！”
“她没有起码的觉悟，没有中国人的良心。她到处活动、告状，兴风作浪，跟党对抗到底。只要容许她发言，她就反驳。只要有机会，她就污蔑，始终不肯回头”。
“凡是在重大问题上，她都有她独特的看法。任你千言万语，她有一定之规。由于她的立场与我们不同，因此是非也就不同，和我们没有共同的语言。”
“她攻击党无孔不入，有空就钻。她通过思想汇报向党发动新的进攻，越来越猖狂。：肃反、抢救运动都错了，逼得大家说假话’，她把党丑化成瞎子，连真假都看不出。她攻击报社党委，‘射人右派，是否夹杂了打击报复、官僚主义’。污蔑报社党委长期把她置之不理，‘不知是慎重呢，还是官僚主义’？我们都不支持你的意见，难道我们都是打击报复、官僚主义？”当然，有些批判稍微能打动我心坎，引起我的思考和反驳：
“你是在党的会议上说的，难道在党的会议上就可胡说八道？
就可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胡风的“三十万言书”难道不是在党内说的？结果怎样？彭德怀的意见书难道不是在党内说的吗？结果又怎样？”
我心里想：“那他们被划成敌人，也有问题”。但我不能再说，连想都不敢再想下去了。
“你光说把你搞错了，不要说整个反右派。反右派是毛主席领导的，一说整个反右派，问题就大了”。我说：“我正是因为对整个反右派有意见，才汇报的。整个反右派没问题，我还提什么意见？
我的问题只有在大家问题解决的同时才能得到解决。”
“你要为民请命？太狂妄了！告诉你：当了右派分子，就要低头认罪，夹着尾巴做人，不能骄傲。翘尾巴！”
我说：“我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东西？我不过是保留我的意见。我是用可怜的最低标准来要求自己……是人民？是敌人？即使达到了人民标准，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现在报社没摘帽子的只你一个，你要顽固到底吗？"我说；"多年来，同志们除了逼我承认帽子、给我乱扣帽子外，揭发不出我有任何真正的三反罪状。我对我自己越来越清楚、越肯定，是有大家的功劳的……在你们工作的偏差里，我以当顽固右派为荣！"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大伙儿嚷起来了。我只好又说一遍："在你们工作的偏差里，我以当顽固右派为荣！”“我要做一面不倒的旗给我打击最大、几乎要把我压垮的是林沫提出离婚。
反右派初期，我和林沫的意见是一致的，这才有我以党小组长的身份向支部汇报的一幕。我的汇报引起支部的怀疑后，立刻把他"惊醒"，他就站在我的对立面了。我到农场后，他写来大量信件，对我进行帮助、教育。有些意见（如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批判自己、把自己说得坏坏的……"我接受了，但在根本问题上，我们的分歧很大。例如，他说："假若你的问题开始提出来的时候，你能及时地进行深刻的检讨，用阶级观点把自己的半生经历和思想状况作一次总的分析和清算，而后痛改前非，破自立红。你是有可能不戴
右派帽子的。即使戴了，也会得到很轻的处理。但是，这一步你没有走对。你不能认识自己的错误，不能在党的面前痛心悔过。相反的，你情绪抵触，大叫冤枉，其结果呢，你结结实实地戴上了帽子，而且得到了重重的处理。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于你的态度。”
我认为：“态度”好坏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处分轻重，但不能改变一个人间题的性质。同时，态度好坏拿什么来衡量呢？低声下气、唯唯诺诺、满嘴假话叫做态度好，仗义执言、据理力争、坚持真话叫做态度坏。这不是颠倒黑白吗？他还写：“你来信仍然认为你的问题是搞错了，还在那里等待中央的什么复查。这说明你仍在原地踏步未动。听说有不少右派分子在劳动改造中都有所进步，他们都在彻底悔过自新，努力争取、变化自己的思想，从右向左转。而在这个改造中，你显然是落在后边了。你如果死抱着自己的观点不改变，那你将一直落在后边。事实将证明你是彻底错了。别人可以争取三年、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摘掉帽子，而像你那样，那就很难说了。”
“你在农场大概会经常听到驴子和猪的那种单调而无聊的叫声，但因为人们知道这类生物的特性，所以听了它们的声音，并不觉得愚蠢和讨厌。如果一个人也像它们那样总是发出单调刺耳的叫声，人们会觉得这一定是个怪物。但是也竟有这样的人，你只听她在那里叫着：‘我冤枉了，我不是右派，党应该纠偏！’最近又提出什么‘什么时候划分敌我界限？’界限不是早就划得清清楚楚了吗？
还要怎么划？我看这样的事是永远不会有的。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右派分子自己的变化。真正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悔过自新，在劳动中改造了自己，那就可以重新变化过来。如果他们改正错误很努力，我看时间是可以缩短的，因为全国人民都在大跃进么。但如果像你这样，顽固不变，我看什么时候也是化不过来的。一个人已经到了不通人性的地步，自己硬要去作驴子、猪，我看任何人也没办法。”
“像你这样顽固不化的人，在报社还没有听说有第二个。其他我所听到的报社外的有些右派分子，传来的消息大多是在劳动中表现很不错，都在下决心改造自己。你在这个问题上顽固不化，只能表明你的阶级立场，你坚决地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不能改变你的态度。或者说，你始终不能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来观察和认识自己的问题，始终和党对立。你既然不能和党和人民走一条路，那当然，我们就必须分手。不然的话，那你就真心诚意地向人民低头认罪，彻底悔过，下最大的决心在劳动中彻底改造自己。”
我感到，他不是我认识的林沫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陌生人。就像恩格斯说的那样：
“工人阶级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他们是这样的不相同，就好像他们是属于不同的种族一样”。我们已经分属两个不同的阶级，没有共同语言了。感情的深度是与理解的深度成正比的，我们不可能情投意合了。
我在农场被加重处分后，他向法院提出离婚，法院没有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