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报社后，他不能改变我，我也不能改变他。我们之间的冲突更加升级。他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没有比你更愚蠢的了！”我说：
“我是因为反右派有问题才去向党汇报的，现在反右派弄到我头上，我更知道它有问题，怎么能改口呢？我想改也改不过来，只好不改了。”
他说：“你死死抱住帽子不放……别人都摘了帽子，有了合适工作，你还养猪！别人摘了帽子，可以当记者。你就不行，不让你写，人们早把你忘记了。”
我说：“不是我不肯摘帽子，而是他们要我承认帽子后，才能摘帽子。人们说我是小偷，我说我没有偷东西，你就应该研究我偷东西没有。怎么承认了是小偷，就不是小偷了呢？”
他说：“就算将来证明帽子戴错了，可是，这几年，你许多文件不能看，许多会议不能参加，已经是大大落后了，赶不上去了。”他的话打中了我的要害，我只好拿（红岩）里的华子良等英雄人物激励自己；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就是最大的进步；宁要原则，不要脑袋；宁要真理，不要所谓的前途。他说：“党的政策从来只是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少数人是要牺牲的。你的不幸你一个人担承吧，不要连累我、连累孩子、连累我们一家人。”
我说：“你过去常说，有些人在政治运动中落井下石闹离婚，以后问题搞清，这些人被人骂死了，抬不起头来。没想到你现在也这样！”
他说：“这次运动和以前不一样。”
他又以我是顽固右派为理由，再一次向法院提出离婚，法院批准了。我被划右派时，我的三个孩子最大的才7岁，经过长期分离，都不肯要我……在闹离婚期间，我胸部突然剧痛，发作起来痛得死去活来。喉咙里好像堵了一块痰，吐不出、吞不进。中医说我得了胸痹（即心绞通）、痰迷心窍。经过长期针灸，才有好转。我从未想过自杀，但我算是体会到了：“怪不得有人会自杀！众叛固然可怕，亲离更为可悲。身受社会与家庭内外夹攻的人能挺得过来吗？”我决不会自己去死，我要亲眼看到反右派的结局。我想：“真正的战士都有白毛女的性格，我要做一面不倒的旗，能在自己的血泊里站立。”
向党汇报“右派分子”，对我可说是个新名称，1957年反右派了，这个名称才引起我的注意。运动初期，领导是把右派分子归人人民的行列之中，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右派分子就变成反革命、人民的敌人了。既然我对这个名称了解甚少，我为什么能够肯定自己不是右派分子呢？如果自己是右派分子，不肯承认，那就罪加一等。如果我不是右派分子，别人都说我是，我承认了。以后证明我不是，别人也不会责怪我，“法不责众”嘛！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说，我都应该跟着大家一样，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这样才保险。我写去汇报：“虽然明知道承认帽子是最保险的路。对了，表示悔改了；错了，责任不在我，可是，我不能耍槽头，我宁愿当傻瓜，我不能走大多数人走的保险路，宁愿一个人去过我的独木桥，因为我不能对党进行欺骗”。我还写：“即使最后证明我还是个顽固右派，我对我所作的毫不后悔。因为让党了解我的真实面貌，对党来说，是一件好事。党可以针对我的情况对我进行教育，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在这两段话的指引下，我勇敢向前，毫不动摇，无论以后到印刷厂、到牛棚或是五七干校，不管工资一减再减，不管肉体、精神遭受何等折磨，我都遵守我被开除党藉时的诺言，随时随地向党写去大量汇报。
下举数例：我不能对党说谎我不能说谎，因为我面对着的是亲爱的党。我16岁就开始把你寻找，不怕生命的危险。我把命运和你连在一起，跟着你踏过千山万水，我要变成你的一颗细胞，怎么能把你欺骗？如果我要说谎，小苍蝇会变成大象。小小的谎话并不小，它不是结束而是开始。谎话说过之后，并不立刻死亡，它和植物、动物一切有生物一样，能够不断繁殖生长。即使只说这么偶尔一次，也是我生命的一个污点。我不能为了个人的一点利益，违背你对我的教养。不管形势对我有利不利，不管戴右派帽子是永久还是暂时，我始终一个心眼对你，始终对你绝对地老实。
做老实人毛主席说：“一切不老实的人不会有好结果”。没有想到，老实人竟会遭到极大不幸。如果不信，我的经历可以作证！正因为我对党老实，我被加重处分；正因为我一直老实，一直被留在敌人阵营。我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话：“做老实人！做老实人！”如果让我重新生活一次，我不会有更好的命运！
我要在逆流里向前
空洞的帽子对我早已不是重要的问题。我要做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不做挂名的共产党员。我离党对我的要求很远很远，我今后改造的道路很长很长，我要加倍努力，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我个人已经一无所有，就像以前的无产阶级。我把一切献给党，因此，我斗争勇敢，革命坚决。以前的无产阶级，除掉锁链一无所失。
我斗争勇敢、革命坚决，不会失掉什么，除了帽子。刀在石上磨，人在世上炼。我要在风浪中不倒，我要在逆流里向前！
当工人们要我戴高帽子游行后，我写：《我的心好像一座大山》。今天晚上，工人们让我戴高帽子游行。在我耳边大喊：“打倒顽固右派刘衡！”工人们口号声声，一点不能震动我的心灵。我的心没有发抖，不会向口号低头。我的心一动不动，好像一座大山。
我的心十分明白：工人们在和假想的敌人作战！
和“走资派”们一块在牛棚改造时，我写：《我的坦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每天早晚，我们要在毛主席像前念两遍坦白从宽，我坦白；坦白从严，我也坦白。我的坦白，经得起考验。
（一个欺骗）“站出来，请罪！”一转眼，我被推到毛主席像前，我有什么罪？我请什么罪？谁也讲不来。讲不来也要站半天。我没有罪！我没有罪！让没罪的人请罪，是不是对毛主席的一个欺骗？
（毛主席会不会难受？）又是打来又是吼，不爱文斗爱武斗。游楼、用刑又活埋。罚吃咸菜窝窝头。不听毛主席教导的不请罪，跟毛主席走的在弯腰低头。毛主席的相片如果有知，会不会感到难受？
《“无的放矢”斗一通》对什么人唱什么歌，什么钥匙开什么锁。
对敌人的政策攻心战，怎么适合于对我？越斗越好笑，越斗越叫人恼火。无的放矢斗一通，怎么一点不考虑效果？
从牛棚出来，在五七干校时，我写：《正因为对党的感情很深》胸口闷，呼吸紧，好像成了时代病。在五七干校接连发生。我谈谈自己，也议论议论别人。我感到……被党组织审查时的痛苦，常常胜过在敌人的法庭。敌人对自己越凶，我心里感到光荣。党组织对自己越狠，我心里感到越疼。在敌人的法庭，同志们常常慷慨就义，英勇牺牲。被党组织审查，有的人会去投河、跳楼、吊颈。这是什么原因？因为我们是同志，不是真的敌人。不但不是敌人，而且对党的感情很深。正因为对党的感情很深，党组织的不信任，不免要在心里留下伤痕。
《生活不应老兜圆圈》“我不是右派分子”，我早就十分肯定。
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的话斩钉截铁，我的脚站得稳稳。我不会有任何动摇，不会改变我的声音。同志们尽可放心，不要把我问个不停。同志们一提右派帽子，我是又高兴，又不耐烦。高兴的是：我的政治问题十分简单，有些地方值得夸赞。不耐烦的是：生活应该前进，不应老兜圆圈。
《落实政策》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落实政策，落实政策，首先要落实毛主席准确划分敌我的政策。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不解决，文章无法往下写。如果一定要写，许多事情就要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我怀疑……》我等待我问题澄清的那一天，等待着，等待着，时间是那样漫长、遥远。把自己同志推到敌人那一边，我怀疑他是内奸，或者，是敌人所派遣。
《我有点醒悟》读了鲁迅的书，我开始有点醒悟。我不是什么英勇，而是“迂”，像方孝孺。方孝孺使他的十族受到杀害，我使父母、子女三代探受痛苦。我是书房里的呆子，不知实际生活中的残酷。被自己战友流弹所伤，这是不幸中最大的不幸，悲苦中最大的悲苦田！
《反右派还没结束》我经历了反右派的开头，经历了反右派的中途，我希望能活很久，经历一下反右派的结束。同志们说：“反右派早就结束。”我说：“没有！没有！反右派既然提出了问题，当然应该有解决问题的时候！”
《我并不笑得最好》一个浪潮服着一个浪潮，一个波涛跟着一个波涛，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我会笑在最后，我并不笑得最好。因为我生命的三分之一，十分痛苦的过去了。
1978年，我给邓小平、胡耀邦同志各寄去一信，通过我的奇特经历提出：反右派必须甄别，不然不能提高党的威信。邓小平没有理我。胡耀邦把信转给人民日报领导，上边批示，此人我不认识，请你们酌情处理。于是，社长秦川和成坊到我宿舍找我，要我摘帽子。我说：“不是我不肯摘帽子，是你们要我承认帽子，才给我摘，这不合逻辑。”秦川说：“现在中央只有摘帽一说，我们没有办法。”
我说：“那你们给我戴的，你们就给我摘掉吧。”我的帽子被摘掉不久，全国开始了右派改正工作。
1978年12月8日，人民日报社有10名“右派分子”第一批获得改正，我是其中之一。其余20名以后陆续获得改正，无一真右派分子。我获改正的那一天，我在楼道贴了一张“向党汇报”的小字报，这是我被开除党籍后的最后一次汇报。
1978年12月8日——“向党汇报”之1001
我相信会有这一天，等着这一天。这一天终于来了，泪水模糊了我的两眼。党啊，您是受难的母亲。外部的敌人想颠覆您，内部的盗贼在蛀空您。真理对着谬误，混战了21年！……党啊，您是光辉的太阳。可是，有的人却自命为是您的化身，打着您的招牌，假借您的名义，招摇撞骗，歪曲了您的形象，染黑了您的脸。现在，党啊，您正在认真总结惨痛的历史教训、经验。正因为您敢于正视自己走过的艰险曲折道路，您才能够变得伟大、光荣、正确。正因为您敢于当众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彻底平冤田，您才能够消除隐患带领全国人民大步向前。受难的母亲已经抬起头来医治遗体鳞伤，驱散了乌云、迷雾，太阳是多么鲜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