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辈子只能生一次,也只能死一次。而我经历濒临死亡甚至接触死亡而终于不曾死亡,先后就有若干次,其中最悬的有两次。
看官须知,我这个人活得“皮实”,命大。
那是1958年,几百名“钦犯”被总政、总参、总后、海政、空政五大单位遣送山西“劳动锻炼”。五一劳动节那天,正式在太谷县郭堡水库工地上工。
“右派”们干劲十足,不到半个月,水库的坝址清基工程便结束了,为了赶在汛期山洪暴发之前,教大坝达到70米高度,真个是“每天挖山不止”。这一天,我们排被分配到一处陡崖下挖土,我分在推车组。挖土的人只图省事,刨下多大块,就往筐里装多大块。
殊不料,镐头呼呼地震动了崖头,只听得轰隆一声,天塌地陷一般,一丈多高的崖头迎面栽了下来,一时黄尘滚滚,我正在崖下等着装筐,说时迟,那时快,刹那间我被劈头盖脑地打得天旋地转,车子倒向了右侧,把一条右腿别成了直棍。我右首的装筐难友,已经被埋在了无数块斗大的土坷垃中,左首那位却一跳逃了灾难。
不幸被埋在土里的,有两个人,一个叫段炼,事后众人跟他开玩笑:“都怨你名字取得不吉利,命中注定要锻炼锻炼!”还有一位难友,我怎么也记不起他的姓名了。而我呢,只能算作入了四分之一股。同班好友刘玉璋,慌忙将手中的小车掀翻,转身招呼一时吓懵了的同志们(也许应该是说右派们),先把堆在浮头上的碎土扒拉开,然后使劲儿用手挪开那压在我右膝盖关节上的大土块,我爬出来一瘸一拐地踅往一边就地坐下察看伤势,这时,大队长陈挺、副大队长周宏达闻讯赶来,俩人脸色熬白,神情紧张。正割班长陈振华、吴占一忙着向上级汇报。许多人用锹和镐一点儿一点儿刨土,不敢大铲大挖,唯恐伤了闷在土里的人。这会儿,我的麻木感消失了,渐渐疼痛起来,出现了肿块,肿块的周围火烫火烫的。
人多心齐,不一会儿,段炼同另一位先后获救,人们一面慰问压惊,一面忘不了开玩笑:"感觉如何?"我坐在一旁,看着这一切,不免悲从中来。
由于连续作战,我的手腕,又青又红的肿了起来,还呈现斑斑点点的瘀血紫癜。按理说是完全不应承担活计了。可是我能向谁诉说呢?大家都彼此彼此,还有绑着绷带上阵的,真他妈的跟打仗一样。
我一连拉车跑了七八趟,单程距离1500米,最高处的坡度为仰角30度;而且由于车多,运输量大,取土场愈来愈远,全程愈来愈长。临近傍午时分,腹中擂起了小鼓,是饿了,有点虚脱,热汗开始变冷汗,眼镜片上水雾蒙蒙,还不时腾出手来扶正眼镜架。沿路都是撒下的土,大坝上的秩序出现了零乱无章的状态,人们争着抄近路,以致险象环生。当我正架着一挂压得死沉的重车顺坡往下溜,不好!只见迎面一辆空车猛奔而来,想必对方也是乱了方寸,刹不住车,显然,是他违反了轻车让重车的规矩,可事到临头,谁也躲闪不开了,眼看就要相撞,我担心我这连人带车上千斤碾过去,肯定要伤着对方,我自己也好不了;与其伤两个,不如伤一个!心一横,便立即使出吃奶的力气,扭转车辕,直朝大坝边上栽着一根电线杆子冲去。我心存侥幸,指望电线杆能把车子和车上的土保住。岂料……—霎时天旋地转,平车根本不听指挥,在电线杆上猛弹了一下,车子一颠,轮子一滑,竟然掉过头来,不是人拉车,而是车拉人600斤的黄土,150斤的平车拖上我不足百斤的身子骨,一个劲的往下哧溜,不知受了什么阻碍才不再移动了,反正等我睁开眼,望见的是大坝座了——原来是大坝半腰的一堆洋灰包救了我。
此刻,我惦记的是车子摔坏了没有?要是摔坏了,那就意味着又一场斗争会啊!如今,我可以坦然承认,哪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什么首先想到的是国家财产,不是的,我首先想到的是千万别上斗争会。
上帝保估!平车基本完好,这主要靠了前后左右里里外外全是土的缘故。
以上两次,只能算我死里逃生的小小的序幕。
小平车运土,土方量还是供不应求,“右派”们开动脑筋,献计献策,提出了铺设轻型钢轨,利用废弃的煤矿斗车,再在高处山腰新辟取土场,借自然坡度,重车滑行下,空车则由人力往上推。这一合理化建议很快被采纳了。运动的结果,居然比小平车翻了四番。
我被编在推车组。大组下面设小组,我所在的小组,成员有副班长吴占一,还有战友段星灿。吴占一当过文化部长陈沂的秘书,后调创作室担任秘书,不久便调走了。反右开始,硬是将他揪回来“批斗”。据说,某大将坚决要拉陈沂下马,硬把陈划作’右派”。创作室主任想对陈沂反戈一击,于是,声嘶力竟,在吴占一身上做文章,整出什么致命的“材料”来,充当“炮弹”,拿去轰炸昨天的顶头上司。就这样,吴占一在劫难逃。批斗会上,主任给了吴占一一个封号:陈氏家丁。另一位积极分子干脆接着喊“家奴”。我在批斗会上忝陪末座。吴是个正派人,我是同情他的,可我已铁定是“右派”,哪有勇气“仗义”?又哪有资格“执言”?这一场所谓的大是大非的政治斗争,有如地震海啸,一阵紧似一阵,诚如党报每日严厉警告的:谁想“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
这天天气不好,下开了牛毛细雨。雨似油,粘粘乎乎的,我们三条汉子,却热气腾腾,都脱得只剩下一条裤衩儿。我们实在太忙太累太乏了,一趟接一趟,总也捞不着喘口气的机会。
我们推车组是固定组合,空车推上去后,必须立即从另一头跑步下来;等实车下来了,一辆一辆倒空斗子,并且敲打干净,又用扫帚呼啦一遍,务必不把剩土带了回去。当然,这一系列动作,都得争分夺秒,干净利索,一环扣一环,容不得思想开小差。在这种场合,人就是机器。无奈钢轨不够,没法铺复线,只有靠不断提高劳动强度来弥补。跑!跑!跑!一个劲地将空空的斗车推上斜坡,进了取土场。
谁能料到,我们三个正埋头推车,离取土场大约只剩300米,没听见值班的吹响那尖锐的长长的哨音,重车却“自然化”了。以惊人的加速度冲下斜坡,5米、10米、20米……死神来也!到处是一片惊呼声。
段星灿在我左手边,吴占一在我右手边,我夹在当中,即便抬头,也给车挡得严严实实的,什么也看不见。此时此刻,我们惊懵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纯属偶然,我们三个得救了。由于钢轨必须经过一段从高梁地里填筑起来的路基,整个路线是弧形的,就在这个拐弯处,段星灿大概是意外地和死神打了个照面,吓得“土遁”而去;车子突然间少了三分之一的推动力,不得不偏向一边,我还晕头转向,莫名其妙。幸亏吴占一眼尖,只听他大喊一声;“不好!公刘快跳!”立刻,我跟着也纵身一跃,尾随他之后,掉进了十几米探的高梁地,简直像“飞”一般,这当然并非绝技,仅只是本能而已。
这当口,但听得咣当咣当轰隆轰隆卡嚓卡嚓一连串骇人巨响,空车重车都倾覆了。它们一共8节,全扣倒在路的另一侧。
当我们出现在奔来救援的人们视线之内时,欢声雷动,大伙儿都替我们庆幸;狗日的,我们还准备开追悼会呢!可你们又不愿带这个头!
开追悼会?怎么开?悼词就没法写!同志?先生?反革命?
或者模仿判决书上的那个不明不白的“该犯”?那年头,人命本来就不值钱,何况还是“右派”呢!
这次脱险不多久,竟再次遇险。这一次,虽然吴占一不在场,但我要说,仍然是他救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