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出贡献”
鸣放，流放，下放，解放；我是个“四放”干部。在“改正”以后，新上来的领导班子根关心我，要设法给我评一个“高级职称”，好享受“高干”待遇。一位管人事的同志问我有什么“突出贡献”。这可难住了我，写了半辈子诗，严格说来，能有几句算“诗”呢？！可她一定要我讲几条，好往上呈报。我憋了半天只想出一条“突出”的：
“1957年帮党整风，在省委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我提出尊重知识、尊重教师。我的意见如果被采纳了，那可真是个‘突出贡献’！”她听完笑了：“您真会开玩笑。您不是几次得过文学创作奖吗？”我严肃地向她解释：“您说的和我讲的并不矛盾；我得奖的那些作品就是当年在‘鸣放会’上发言的内容，只不过是通过文学形式把它形象化了……”
“鸣放宫”和“鸣放罪”
我市一所高等学府有一座可纳千人的大礼堂，它原是伪满时的一座“神社”，俗称“大庙”。1957年易名为“鸣放宫”。这是根据省委一位文教部长的倡议起的名，还请大书法家写了匾额。足见省委领导是如何重视并提倡发扬民主。搞群言堂，不摘一言堂；要百家争鸣，不一家独唱。就这样迎来了1957年“百花齐放”的春天。为帮助党整风，省委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许多作家、教授都被请到会，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对几年来的文教工作提出了许多善意的批评。我当时刚从东北师大调到省文联，受省委委托和另一位同志一起筹备成立中国作家协会长春分会，并创办文艺月刊《长春》。我到处奔波，请在我省的作家、各教授参加分会工作（这就是“作家办作协”罪名的由来）；在成立作协过程中，发现提名当分会理事的人中有的既不是中国作协会员，也没写过半篇文学作品，会员们有意见，我把这意见在鸣放会上反映了（这就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反对党领导”的罪证）。此外，我在会上对东北师大在“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过火行为提出批评，认为不应采用学生斗老师的过“左”办法，公开揭露专家教授的私生活，捕风捉影辱骂教师，使教师威信扫地、难以教学，有些名教授被排挤出校……我的发言引起省委的重视和肯定，并且刊登在本省的报纸上。有的学生看到我的报上的发言，便给校方写了些“还我教授”的大字报（这就是我“攻击教师思想改造运动”外加“煽风点火”的罪行）。
我当时不认为这是什么“罪”，还以为给革命做了一件好事而甚感欣慰。我深信有关方面一定会考虑采纳我的意见、改进工作，加强对知识分子的关心。所以没等会议结束我就背起行李钻进长白山老林里，访问老伐木工和抗联战士，动笔写起长诗（鸭绿江上的木帮）。我当时的心境是坦然的，从没想到我的发言会同“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复辟变天”联系到一起。
当报纸上登出批判我的文章一（作家办作协，丁耶黑心暴露）我还认为这是小题大作，一场误会。谁知这场“误会”一直延续了20年，其罪名是在宪法里也找不到的“鸣放罪”！
“连升三级”
我早不升级，晚不升级，却在定为“右派”时连升了三级；不是由人事部门升，而是报纸上给“升”的。我本出身学生，执教学校，非党非团一群众，突然间在报纸上公布了我的“理事”、“主任”等官衔。我当时在惊恐之余，还有些沾洁自喜，觉得终于受到“重视”，和一些名教授、名导演并列在一起，甚至比他们还要显赫些。事后才明白，之所以把我提升得那么高，不是对我的器重，而是为了向上边报成绩，表示反“右派”的“战果辉煌”。这有点像一年以后发生的农民“浮夸风”，虚报产量，亩产万斤……我被提升还有个作用，就是作为那些真正厅局级的替“罪”羊。当然这些同志最终并没能逃脱“劫难”，在“反右倾”或“文革”中仍被揪了出来，成为“漏网右派”或“牛鬼蛇神的保护伞”。在那极左年代，知识分子都是在劫难逃的。
人们往往是事后诸葛亮，被“错划”之初，我的思想极为混乱，认为当政者“失信”。鸣放之初，不是有言在先：“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怎么又成了“引蛇出洞”呢？原来“鸣放”伊始，省委领导确实是想广开言路、发扬民主、虚心听取意见，以改进工作的。但是，当意见提到自己的头上，触到了痛处，就恼羞成怒。那位曾为“大庙”易名为“鸣放宫”的部长，听到有人对自己的工作提出尖锐的批评时便勃然大怒，找到提意见的人，劈头就是一句：“给你脸你往鼻子上抓，真是个狼崽子！”一位教授事后对我说：“当时那个发扬民主的‘鸣放会’真有点像叶公好龙，当这条龙（民主）真的来了，又怕自己的缺点错误被‘龙’揭破丢官……所以反击‘右派’命令一下，便马上扔掉“民主，招牌，投身到‘反右’斗争中去了。”这位教授说得对，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延续了2500年之久，哪能在一个早晨就化“专制”为“民主”了呢。当政者想得未免简单，而我们这些希望民主与法制的人想得就更天真了！
三易“流放”地
可能是“反动透顶”吧，我总把改造的地方叫“流放地”。先是流放到长白山脚下人称“东边外”的小山村，在“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我称它为“西西伯利亚，。我一边劳改，一边吟诵韩愈的诗：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一年劳改，收效甚微：又把我单独送到内蒙边上一个劳改农场，这座农场过去是改造犯人的，1958年才改成一些“罪重一右派”的劳改农场。在这里所有的“右派”都比我处分重，起码是“劳动教养”。相处一个时期后我才知道，他们的“罪行”并不比我重，而是处分重；因为他们都不是“知名人士”，有的政治水平很低，连“左”、“右”都分不清楚，仅仅因为反对他们的科长、局长就被扣上了：极右”；有的只是好讲怪话，恰好赶上“反右”就扣了个“右派”。如果当时“反左”的话，可能就扣个“左派”，总之赶上什么就扣个什么。可见不仅这些被扣帽子的“政治水平低”，就连扣他们帽子的领导水平也不高。我在这期间替好几位小“右派”代写过检讨，他们尊我为“老前辈”，上什么“纲”、“线”，都先请教我。于是我就成了他们的“组长”。可正当我行“官运”时，上边有令，又把我调到另一个“条件好的”劳改农场。
我治下的“组员”们都恋恋不舍地为我送别，把我此番调走当成“升迁”。因为我将去的农场在省城郊区，每两周还可以探一次家。听说在那座农场里劳动的还有许多“下放干部”，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条件”很好。没想到我去后不到3天就失望了，开始留恋起“东边外”的“小西伯利亚”，也怀念与我同“病”相怜的难友们。
我在这个市郊农场不仅不是“组长”，连当“组员”都矮人一截。
不仅因为“罪”大处分比别人重；主要还是我们这些“右派”成了那些犯有“右倾”错误又急于改正的人的活靶子。尤其是我，还老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为那些急于当“左”派者创造有利条件。这里的政治气氛非常浓，说错半句话就要上纲上线，而我还老说“错话”，这就更丰富了每次“阶级斗争”的内容。我成了“反面教员”的首席，不时“现身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