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5月，《文汇报》“自动”宣布停刊，职工除一部分肃反对象（其中有党员）留沪继续检查外，其余都迁往北京参加《教师报》，我被任为总编辑。《文汇报》所以停刊，原因有二：（1）当时上海的第一书记（有名的“一言堂”）认为上海报纸太多，不便控制，主张《文汇报》停办。根据之一，1955年刚调来的党员副总编曾对人说，“我到《文汇报》来的使命，是改造和消灭《文汇报》”。（2）教育部正拟模仿苏联，创立《教师报》，乃派人与我们商量，商定吸收我们全部人员。《教师报》创刊后，我们心情是平静的，以为不论从事业的前途，还是个人的前途来看，这是“社会主义改造”必然的结果。加上当时教育部负责联系和帮助（教师报）的副部长柳提（后来也“扩大”成为右派）、叶圣陶遇事坦率商量，和我相处得很好。
举例言之，上面提到的原《文汇报》副总编辑某同志，曾把自写的一篇文章送柳提副部长审阅，立刻被批驳；“（教师报）的稿件应由徐总编辑审决，除非徐铸成同志认为另应由部里审阅的稿件，且经由他签过字的，我一律不看，特退还。”
那年夏天举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曾去前门饭店看一位香港来的政协委员。在楼梯口与《人民日报》的邓拓同志相遇，他热情地问我：“铸成同志，你是哪一天到京的？”我答：“我已搬到北京了。”邓拓同志听了“哦”了一声，说：“我是听到你在主持《教师报》了。”接着他说：“我认为《文汇报》停下来很可惜，它有特色，有别的报纸不能代替的作用。”当晚我回家后反复沉思，《文汇报》究竟有哪些特色值得邓拓同志怀恋呢？人代会后不久，我去中南海听了中宣部长陆定一同志的报告，阐发中共中央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精神（以后简称“双百方针”），很令人鼓舞。他在报告中还提到批俞平伯的《新红学论》，认为这是粗暴的批判，当场表示对俞先生道歉。我听了很受感动。过了几天，又听到一位党员副总编辑传达关于刘少奇同志两次对新华社的讲话。讲话的大意是新闻工作以后不要生搬硬套苏联的经验，报纸应注重消息（新闻），创造中国特点。刘少奇同志还建议新华社不妨办一张自己的报纸，与《人民日报》比赛。又过了若干天，邓拓同志毅然把《人民日报》实行改版，贯彻中央“双百方针”，副刊上也刊了不少以前未有过的新品种，如杂文、喜剧等等。听钦本立同志说：邓拓同志已延请萧乾同志为附页顾问，帮助文艺作品的充实，还组织作家来讨论如何贯彻“双百方针”。
当时，我家住在东四十条西口，和钦本立住的人民日报集体宿舍只隔二、三家门面。他常于公余来我家谈天。原《文汇报》的北京办事处在灯市口三号一条胡同里，那时改名为《教师报》城内记者站，仍由浦熙修同志（任编委兼新闻部主任）负责。她有时也来我家，约钦本立一起交谈。对《人民日报》立新改革，以及“双百方针”提出后出现之新面貌甚为鼓舞。《教师报》一周出两期，发行数五十万份以上，我也很高兴。重要社论大都由叶圣陶先生执笔，他的文风清丽而晓畅，没有时行的教条气，深得读者的欢迎。我除每月组织两次编前会议外，多余的时间较多，除读书收报外，可在城内及四郊游览，甚觉安适。
大约在六七月间，忽然有一天，中宣部副部长姚溱同志前来报社访问，他向我问道：”你近来心情如何？”我答道：“我情绪甚好，安居乐业。”他哈哈笑道：“你不要讲表面的话，你这位老办报的人，在这一家一周出两张的专业报纸里泡着，能安下心吗？”接着他对我说：“现在中央为贯彻长期共存的精神，决定把《光明日报》还给民盟。原总编辑常芝青同志为中共老同志，中央决定擞出来，想请你担任总编辑，让我先来征求你的意见。”我连忙摇头说：“你知道这一台戏是不好唱的。我有我们班底，现在都在《教师报》，光把一个人调去当主角，这台戏怎么能唱？他听了大概觉得也有道理，不再谈下去，谈了些别的就告辞而去。后来怎么请出储安平的经过，我就不知道了。
又过了些时候，有一天傍晚，我应邀去波兰大使馆去参加该国国庆鸡尾酒会，我正和常芝青同志站在一起，相互交谈，他不经意地说：“中央已决定《文汇报》复刊，想必你已接到通知了。”听到我说没有，他就不谈下去了。我听到这消息，喜出望外，回到家里，立即打电话把钦本立、浦熙修约来，把这一尚待证实的消息告诉他们。大家都高兴，浦二姐在京人头颇熟，立即掏出她的小电话本，打了几个电话，向几位有关方面打听，都说毫无所闻。时已深夜，他们两位就告别回去了。第二天恰好当时任（教师报）管理主任的严宝礼来看我，得知这消息，自然也极兴奋。我们和浦熙修同志商量的结果，主张向老领导夏衍同志去打听。打电话到文化部，约他到灯市口的萃华楼便餐。夏衍同志向来关心我们，欣然赴约了。
哪里知道，夏衍同志也不知道确信。只说：“听到一些有关《文汇报》的消息，也未能证实，我昨天和小姚（姚溱同志）通电话，他也不清楚。看来中央还未完全决定，你们静静地候着吧。”第二天，浦熙修同志忽然想起，说：“我有陆定一同志办公室的专用电话，不妨试试，直接问问他。”陆定一同志回答：“这事中央已有决定，但我主要抓文化思想工作，关于新闻工作主要由副部长张际春同志管，等待成熟，他会打电话通知你们。你们安心等侯着吧。”这样，一块石头落了地，没有几天，张际春同志的电话果然来了。约我和浦熙修两人翌晨九时在中南海中宣部办公室面谈。翌晨，我们同到中南海，张际春同志立即出来会见，在坐的还有中宣部新闻处长。张际春同志对我们说：“中央已经决定《文汇报》复刊，所以请你们两位来，作为正式通知。请你立即写好两个方案。一，《文汇报》复刊后言论方针；二，《文汇报》复刊计划，包括房屋、机器、设备和成员搬迁以及复刊时要多少基金等，希望开列清楚。中央盼望《文汇报》早日复刊，因此希望你们抓紧送给我们转呈中央审批。”他还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我说：“《文汇报》解放前有不少得力的编辑，现分散参加各机关，我希望中宣部能帮助我们夺取一部分回来。办报好像一个戏班，单靠主角是唱不好戏的。第二，《人民日报》经济组主任钦本立是我合作有年的同志，是否可请《人民日报》还给《文汇报》。”张际春同志说：“第一点你们可以开列一名单，我们将尽力向有关单位争取。第二点，钦本立的问题，必须《人民日报》邓拓同志肯放。你们是朋友，不妨先同邓拓同志磋商。”
回到办事处，严宝礼兄已在等着，我们简单谈了会见经过，请他准备写一份复刊计划草案。他认为这好办，找几位管理部的科长谈谈可以如期写出。编辑方针怎样写，我很费踌躇，当晚把钦本立、浦熙修同意请来一起商量。大家认为中央如此英明地决定《文汇报》复刊，大概认为《文汇报》与知识分子一向有联系，应以宣传“双百方针”为重点，但如何宣传，我心中无底。正在为难之际，钦本立对我说：“邓拓同志对《文汇报》极为关切，如果你愿意，是否可与邓拓同志约期谈谈？”从1949年新政协会议以来，我对邓拓同志的品格、态度就特别钦佩，加上前面提到的他对《文汇报》评价相当高，所以极愿向他讨教，当即请钦本立约好日期地点，我决定登门拜访。第二天本立就来谈，说：“邓拓同志很高兴和你，和浦熙修同志畅谈。明晚上他已决定不去上班，特地留出充分时间，在《人民日报》金鱼胡同他们住宅里接待你们两位。”我们准时找到邓拓同志家中，邓拓同志热情地接待我们，在客厅落座后，我简单谈及《文汇报》复刊的打算。谈起编辑方针，我说：“只有一点抽象的想法，主要是宣传中央的双百方针，至于如何具体地一点点写出来，我思想还不成熟。”邓拓同志对我像极熟的朋友一样，立即滔滔不绝地谈了几点看法：“我们已千方百计鼓励知识分子鸣放，但知识分子看来还有顾虑，不能畅所欲言。你们《文汇报》历来就建立了知识分子们信任，你们要首先说服知识分子抛开顾虑，想到什么，说什么。广大知识分子思想上的障碍消除了，他们才能尽其所长，为社会主义建设尽其力量。我看这应是《文汇报》复刊后主要言论方针。其次，我们被帝国主义封锁，也已自己封锁多年，你们应当多介绍各国科技文化发展的新情况以扩大知识分子的眼界，有利于他们研究提高水平。也要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他们有什么困难，你们可以反映。再如室内外环境应如何合理布置，业余生活如知识分子喜欢种花养鱼等等，你们不妨辟一个副刊，给知识分子介绍经验，谈谈这些问题。应同时注意广大农村的知识分子问题，毛主席讲过：三大改造完成后，不可避免地出现广大农村的文化高潮。
过去《大公报》所载的旅行通讯，这形式很受读者欢迎，你们不妨派一些记者深入各地农村采访。我一向反对由各级党委介绍下去，到合作社找人谈。这样必然报喜不报忧，只谈好的，不谈问题。你不妨直接派记者到基层了解情况，写出旅行通讯，这会有利于得到真实的新闻，有利于文化高潮的来到。最后一点，我认为《文汇报》也应注意国际宣传，目前，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影响还只能偏重苏联和东欧国家，《文汇报》和《大公报》因为历史关系，更可以影响日本东南亚及西欧各国，在这方面《文汇报》有不少有利条件，比如通过香港《文汇报》多进口些最新的国际书刊，总之对这方面多发言，多报道，可以弥补我们的不足。”以上是邓拓同志对我们谈的大意，使我感到十分亲切，而切中我们的问题。他为我们设想如此之深入而周全，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真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
我回到家中后，第二天一个上午，基本按邓拓同志意见写了《文汇报言论方针计划》，下午分别打电话给本立、熙修两同志，他们也完全同意。张际春同志第二天下午即与延见，我们把拟好的《文汇报》言论方针及复刊计划面交。张际春同志特别详细地看了言论方针，阅毕即对我们说：“很好，很好，你们不必等待中央批示，先照此计射，着手筹备复刊工作。”
我们回沪后，党中央的批示也下来了，除批“照准”二字，还加了一句附文，“要让徐铸成同志有职有权”，我看了真是感激涕零，衷心感激党对我的信任。关于钦本立调回问题，曾一再商之于邓拓同志，他答复先借调，以后再办正式调动的手续。中宣部即将复刊的消息通知我和浦熙修。我上的剐总编辑名单有下列几位：钦本立，柯灵（负责附页）、浦熙修（兼北京办事处主任）、刘火子、郭根、唐海，显然是把钦本立列为第一副总编的地位。复刊的方针规划和主要负责人选经中央核准后，地点问题曾有过一度反复，留在北京呢还是迁回上海，既然复刊后的《文汇报》以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内容以文化教育为主，自然留在首都直接受中央领导为宜，机器器材及大部分职工眷属，搬到北京就地觅址复刊，以免搬迁的耗费。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于那时上海领导的一言堂早有些戒心，曾向张际春同志请示，他说；“中宣部没有直接领导一家报纸的先例，我们曾向沈雁冰部长征询归文化部业务领导的意见，他表示同意，但兹事体大，他无权决定。”正在这时，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同志因公来京，姚溱同志特地作了一次安排，由他约石西民、浦熙修同志及我在浦的个人客厅进行坦率交谈，姚溱同志劝我们早日搬回上海出版，说：“上海是《文汇报》的发祥地，再说在哪里出版都归中央领导。中央一打电话，上海就知道了。”西民同志先自谦地说：“我调沪不久，很多老朋友多未及一一访问，对《文汇报》我们关心不够，今后有事希望随时找我谈，我如不在可和分管报刊的副部长白彦同志谈，总之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我尽力代你们解决。”姚溱同志还说为了与中央报的同等待遇，以后中央的宣传大纲可以及时发给你们，也可以订阅新华社的《大参考》，那天浦熙修同志特备了几样小菜，我们四人边酌边谈，心情十分舒畅。在这一席三角四方会谈上，基本打消了我们留京复刊的计划，而姚、石两位同志后来也确实履行了各项诺言。
为了加强在首都的采访，决定扩大北京办事处的编制，请夏衍、姚溱、罗烈（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三位同志为北京社外编委，以便就近指导北办的工作。另外还举行了几次座谈会，分别地请各方权威人士及《文汇报》老同事参加，发表他们对《文汇报》复刊后的意见和希望。很多位对《文汇报》有深厚感情的老同志，如邵力于、张奚若、章乃器、陈劭先、翦伯赞、侯外庐等先生都欣然应邀参加，发表了极宝贵的意见。教育部的柳璗副部长等以《教师报》的名义，设宴款待我们，庆贺《文汇报》复刊，并对几个月的合作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