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荆棘路-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思忆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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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章 徐铸成“阳谋”——1957(2)

留京该办的事已告一段落,我乃于8月初飞上海,着手于复刊的工作。在我之前,严宝礼同志已回上海,接洽社址、职工宿舍,以及搬迁的各项具体工作。我们的意见,复刊后的《文汇报》必须有一定的质量,有好的内容,而我们本身的实践有限,应广泛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来办好这张报。经多方邀请,决定聘傅雷、周煦良、周谷城、周予同、罗竹风、陈宗孙、李凯亭(体委负责《体育报》的主编)等为社外编委,定期开会,为《文汇报》撰写专文,并出主意,审阅稿件,平时,我也向这些专家登门求教。经过一个月认真的试版,我认为操练己成熟,自己看看样版也有自信了,于是决定1956年10月1日国庆日正式复刊。

新复刊的《文汇报》力求革新,全面打破苏联式老框框。内容主要是贯彻"双百方针"为主,多姿多彩。除刊载各方面专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之文章外,还连载了安娜·斯特朗的回忆录。老一代革命家朱德、魏文伯、陈同生等同志的诗词,也特寄我报刊载。

编排标题也有所革新,使读者喜闻乐见,耳目一新。附页中有彩色版,主要为实行邓拓同志的建议,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情趣,如书斋如何布置,如何绿化环境,如何提高情操等等。极受读者欢迎。

我们编辑分工,除我总揽全局,着重抓一版社论及要闻版外,钦本立同志协助我工作,并全面掌握二三版的学术论文,贯彻“双百方针”。钦已兼任本报党委书记,他还经常联系北京办事处的工作,几乎每晚必和浦熙修同志通电话,有时还向《人民日报》联系。

副刊各版由柯灵同志负责领导,刘火子及郭根同志主持新蔺版版面,各外勤新闻组则由唐海同志负责。我还接受邓拓同志的建议,派记者赴各地采访,撰写旅行通讯,如派黄裳同志赴滇,宦邦显同志赴四川,金一毛同志赴浙江等,都写出了极有内容,极精彩的报道,并就地组织了作家撰写作品,受到广泛的欢迎。这就是后来指为我向各地放火的罪证,这是后话。

邓拓同志曾前后给我三封信,表示赞扬(后来这些信都被报社运动办公室撬开我的抽屉搜去)。钦本立同志赴京把关系正式转来时曾对我说,邓拓同志曾对(人民日报)同志说,应当全力支持文汇报)及俄文(友好报)。我当时除由衷的感谢外,也体会到他如此支持我们,因为他目光远大,着眼在我国新闻事业的革新与不断前进,他真不愧一位学识丰富,有胆有识的中国现代新闻界先进人物。《文汇报》当时的一点成就都和他的启导和鼓励分不开的。

回顾在我主持《文汇报》的30年中,认为有两个黄金时期,令人难忘。一个是抗日战争后,从1949年到翌年被封的这一段时期,另一个就是那复刊后的《文汇报》,直至黑风匝地而起为止。不论版面内容的充实,生气蓬勃,也不论是编辑部阵容的整齐,都是空前的,可惜都“没有好下场”,留下令人难忘的记忆。

1957年3月初的一个晚上,我接到市委宣传部的通知,要我于翌晨去参加在锦江饭店举行的一个座谈会。内容没有说明,只说会议很重要,必须本人准时参加。第二天,我去参加,有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电影界代表人士,陈望道、陈平守、傅雷、周煦良、孔罗孙、周信芳及金仲华、舒新城、赵超构、吴永刚、石挥等都到了,还有一个宣传部文艺处的干事姚文元(当时文艺处长为张春桥),《解放日报》总编辑杨永直,也参加。由石西民部长作简单讲话,说:

“中央即将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并邀请党外人士一起参加,今天到会的都是党中央邀请的对象。因时间仓促,我们昨天才得到中央电告,务望各位同志原谅。我们已定好车票,今晚某时的某班火车出发。各位辛苦些,会毕即料理公事业务,整理好行李,以便准时登车。”上车时,我看到姚文元也去了,在车上招呼。按他当时的地位(更不是闻名),似乎和其他去参加者不相称,我想大概是作为部里的干部去开会的吧。

第三日上午到北京,上海的干部全都安排在阜城门外百万庄招待所里。当天下午,即赴政协礼堂,听毛主席最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录音。很清晰,最为之兴奋的下面一段话,是:“国内形势是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的时代已过去了,党内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关门主义还很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早日开始整风,希望党外朋友帮助,但决不强迫别的民主党派参加。”毛主席讲话一向很风趣,如谈到整风时,说:“这不再是狂风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个不停的和风细雨。”从录音听到他讲话时,不时引起轰堂大笑,并听到刘少奇、马寅初等同志插话一直是轻松愉快,谈笑风生。我们听了录音,也感到兴奋、舒畅。后来老先生的两类矛盾出来了,到发表时又加了一段,说:“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这段话讲话时没有,是文章发表时加进去的。

我们那天回到百万庄,第二天上海小组分组座谈,康生这时特地来作了启发报告,希望大家畅所欲言。以后我们又与各界代表嘛。多学一点马列主义,刚学会学不进去,会吐出来,这叫条件反射嘛。多学会学进去,像瓶子里装油,倒出来总会留一点,慢慢就学懂了。鲁迅学马克思主义是创造社,郭沫若逼出来的嘛。他原是相信进化论的嘛。他早期的杂文很多片面性。后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片面性就很少了。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年青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主席这最后的一句话,使我出乎意外,姚文元曾在上海写些小文章,常常揪住人家一句话不放,怎么会受到他老人家的赏识,说他片面性较少呢?接着我发言的是金仲华同志,他认为政府对报纸控制太紧。自从各报开展“双百方针”宣传后,各报的读者都大大增加,但政府仍按原定额配给白报纸,困难越来越大,希望主席了解此情况,让有关方面设法减轻出报的困难。毛主席说:“这个问题好解决,有关部门当然也有他们的困难,我不具体了解。”正在这时,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钱俊瑞同志夹着一个皮包,匆匆赶到,进入会场。毛主席很风趣地说,钱武穆王的后人来了,这个问题请他给你们解决。钱俊瑞同志开始有些惶然,经主席扼要说明问题,钱俊瑞同志答应向各方面了解,适当增加各报的白报派配额。以下还有几位提问,主席一一作了答复,内容摘要载于《毛泽东同志与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后来毛主席向到:“各位在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究竟还有什么具体困难没有?”

我说:“我体会‘双百方针’在政治思想上说是高价征求批评,让人民畅所欲言。说的不对,慢慢再说清楚,不要一下子压下去,就是高价批评。”毛主席说:“你的意见很对,很好,说下去。”我说:“我们《文汇报》开展电影问题的讨论,收到来信很多,批判相当尖锐,也有一些提不同意见的。我们故意放一放,让人家把意见说完,等以后再展开讨论,但在上海却遭到了围攻(指张春桥主持围攻)。请问主席,我们该怎么应付。”主席说:“我叫周扬同志给你们这场讨论写一篇小结,这样批评反批评的小结,就叫正、反合,这就是辩证法嘛。你同意不同意?”我高兴地回答;“主席想得很周到,我完全同意。”

接见约谈了两小时。我们辞出后,我立即赶到北办,向全体同志详细谈了毛主席对《文汇报》的评价,以及主席对出版新闻界的讲话。当时由记者姚芳藻同志详细记录,当晚即密封一份给上海。

北办人员听了很鼓舞。

那两天毛主席分别接见了教育界、文艺界的代表人物。大概在十二号晚上,石西民同志召集上海全体代表开会,由陈望道同志汇报毛主席接见教育界部分代表的谈话,徐平羽同志(当时上海文化局长)汇报毛主席接见文艺界代表的情况,我则汇报毛主席会见新闻出版界的情况。记得姚文元这小不拉子正坐在我旁边,我汇报完毕落座后,曾低声对他说:“主席还表扬你的文章呢。”他脸红、点头,不掩其得意之色。在此以前,新闻界曾举行小组讨论会,我曾去参加,到的迟了几分钟,主持会议的邓拓同志招呼我坐在他身旁,说道:“铸成同志,请你多发表意见。”我说:“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意见可提。”所以这次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无论大会或小组会我都没有发言。

在大会期间,邓拓同志即告诉我,中国新闻记者访苏代表团即将在本月出发,团员人选已经决定,请你任副团长。我很感惶惑,怎当此重任呢?后来想有团长在,我挂个空名,大约也负不了什么责任,就欣然答应了。

这篇文章是专门谈1957年那场阳谋的详细经历,我们访苏的见闻我不想多谈。简单谈些我印象较深的几件事和苏联的日程安排。第一件事,我们刚到苏联的晚上,恰好匈牙利事件后刚刚上台的卡达尔到苏联访问。苏共中央特为他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欢迎酒会,我们应邀参加。走近主席台时,看清楚几位苏联领导人如赫鲁晓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及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全部神采奕奕,笑容满面。真想不到,我们回去不久,苏联即发生所谓“五月会议”,其中大部分人都被赫鲁晓夫指为反党分子,从此被赶下了台,或贬居、或降职。

在那次晚会上,还会见了不少苏联作家,如西蒙诺夫、披列伏依等等。在平息匈牙利事件中,周总理出了不少力,卡达尔对中国很感激。当苏联朋友把我们向卡达尔介绍时,他对我们热情地握手,还和我拥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