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这种只追求自身的逍遥游放“顺应自然”的人生态度，也在影响青年汤一介，因此这时对“生死”采取不在意、顺乎自然的态度，只取得一种精神上的自由就满足的汤一介就很少再去考虑如何改造社会以及人类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而这个时期佛家思想也同样在影响着青年汤一介，这其中自然离不开研究中国佛教史的父亲。汤用彤教授完成了名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家中更收藏了相当数量的佛教书籍，这种环境下，汤一介虽然对涅槃学、唯识学等深奥的佛学理论没有掌握，但对佛教的基本观点和一些对中国社会有影响的佛教思想还是接触比较多的。
佛教讲“人生无常”、“人生如一大苦海”，人生有“八苦”以及“轮回”等，这些汤一介虽不完全相信，但他看到由于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生离死别和悲惨苦难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这又让他相信佛教所说的“人生如一大苦海”是不无道理的。而一些社会现象，似乎又可以用佛教的“轮回”之说解释。
由此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受到中国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影响的汤一介在理想和追求中是矛盾和彷徨的，而当时历史环境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原因。因此，青年汤一介的彷徨，也体现了当年大部中国知识分子在矛盾的心境中的真实面貌。
这时汤一介的心中，既希望自己有一个像庄子那样逍遥游放的自由自在的精神环境，又因为总是感到自己对社会无所作为而苦恼，因此汤一介经常在心里问自己：“我真的能不管世事而逍遥吗？”“我真的能如庄子那样把死看成是一种休息吗？”
这又让我们看到，身处灾难年代的青年汤一介虽受到佛家和道家思想的冲击，但仍然抹不去身体里爱祖国，关心国家命运，报效祖国的激情。
6、对人生的真诚追求
1947年暑假后，汤用彤教授赴美国加州大学（贝克莱）教书。这让汤一介更自由地在家中阅读到佛教书籍。但佛经书很难读懂，比如一本名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佛经，虽只有短短的二百余字，注释却有几十种，可见非同一般。
后来虽经再三苦读，汤一介却仍未解其中真谛，只知经文主旨是在证“一切皆空”。但从这4个字中汤一介却认识到，如果“一切皆空”，那么“苦”是不是也是“空”呢？如果“苦”是“空”，那么“八苦”对人来说也就没有意义了。这样佛教所谓的“人生是一大苦海”的命题就很难成立了。
汤一介由“苦”又想到人的“生”和“死”，比如死去的人或许是脱离了苦海，但活着的亲人则会痛苦。像大妹的死，汤一介很长时间都处在对她的思念之中，有时甚至想着能在梦中与她相会，但一次也没有这样的梦，这难道是“求不得苦”吗？
汤一介也读了中国佛教禅宗的《坛经》，虽然看似比《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好懂，但它的神妙奥义，以当时年龄的汤一介还是难以了解的。比如对禅宗的“无念为宗”，汤一介认为，你不去想它那就什么对你都没意义了。后来他认识到，其实这是对禅宗的误解。人怎么能什么都不想呢？
而此时汤一介的思想中仍然深藏着儒家思想的影响，他认为人生在世，不能只求自己从“苦”中解脱出来，而应关注世事和他人。因此，“生死”问题并不是人生中的大事。只有对社会尽责，对人类做出贡献才更重要。因而此时的汤一介已经是在不自觉地站在儒家立场上对佛教提出某些也许不是问题的疑问。
汤一介那篇《论死》的短文就是在这时完成的，虽然这篇短文已经佚失，汤一介也称它为当年的“一篇年幼无知的浪漫幻想曲”，但青年汤一介却以火一般的热情写出了这样的篇章：“我当时自以为，我之生是为别人而生，死也应为别人而死。人活着就像燃烧的蜡烛一样，它可以燃烧发出小小的火光，这样只能照亮自己，至多可以照着周围很小的空间了；但蜡烛也可以烧得很旺，火光大大的，这样就可以照亮很大的空间，给别人欢乐和幸福，而快快燃烧完，以我的消失而有益于他人，减轻别人一些痛苦。”
文字虽不多，却让我们看到一个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决心报效祖国、拯救人类而勇敢面对生与死的胸怀和对人生最真诚的追求。汤一介则称这时的自己“虽然受到了一些来自中国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但在头脑中已经确立了深受浓厚的儒家思想影响的‘生死观’。”
那个时期有一本青年人爱读的杂志，就是朱光潜先生主编的《文学杂志》。其中第三卷第三期刊载有诗人林庚写的一首诗，题目叫《生》，大学生汤一介看到后，立刻拿来阅读。读过以后，他觉得林庚对“生死”问题并没有彻悟，于是在《生》的一侧写下了一首小诗《死》。看起来，这个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似乎有些“狂妄”，但这样的“狂妄”无疑来自青年汤一介的哲学天赋和他勇于面对人生、对“生死”的积极探索。还是让我们阅读一下诗人林庚的《生》和大学生汤一介对应《生》而创作的小诗《死》，也许只有亲身的感受才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青年汤一介那带有浓厚儒家思想的“生死观”。
生
我们活着我们都为什么
我们说不出也没有想说
今年的冬天像一把刀子
我们在刀里就这样活着
明天的日子比今天更多
春天又来了像一条小河
流过这一家流过那一家
春天的日子像是一首诗
我们的思想像一个广告
死
（一）
第一天我认识了死亡
就像母亲生我真实一样
没有半点踌躇
我接受了这个现实
把它安置在应有的位置上
这样
我开始了生活
我长大我变了
终不能毫无介意
因为我知道了它的结局
（二）
谁带给我一阵欢乐
难道死亡是痛苦
谁不信
春天死了
来的不是夏日
母亲生我
在世上必增加一座坟墓
7、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生死观”
对于这一段探索人生的岁月，汤一介曾经这样回忆：“我读了很多书，中国的、西方的、印度的、古典的、现代的、哲学的、文学的、宗教的等等。我思想过种种问题，除了‘生死’问题之外，我还考虑‘宇宙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灵与肉是矛盾的，还是和谐的’，‘真善美是对立的，还是统一的’，而我想的最多的是‘爱’的问题，我为‘爱’而生，我也愿为‘爱’而死，我‘爱’一切善良的人。”这是汤一介求知欲最旺盛的年岁，也是他最富于幻想的一个人生阶段。
在大量阅读的作品中，汤一介非常喜欢纪德的小说《窄门》，这个故事讲的是两个极富宗教热情的青年杰罗姆和阿丽莎相爱，他们在情书中相互鼓励，希望离上帝更近。阿丽莎在与杰罗姆柏拉图式的爱情交往中，她的带着神秘主义色彩的信仰不断发展，最终相信通向天国的窄门确如《圣经》所说不能容两人同时通过，认为自己爱上帝更甚于爱杰罗姆，并且相信杰罗姆也是如此，然而杰罗姆并非像阿丽莎所想的那样。
汤一介常常被《窄门》的故事所感动，但在心底里，他却并不能理解，因为他既没有如阿丽莎那样的信仰，也没有像杰罗姆那种对“爱情”的执著。生活中的青年汤一介尽管会在阅读西方文学、哲学、宗教作品时，欣赏西方文化，而且会努力去理解和吸收，但是他毕竟没有一个信仰宗教的背景，因而他对阿丽莎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就很难有深切的理解。这也让汤一介认识到，《窄门》带给他的，是一种对人类的爱，是对自我道德完善的追求，是一种对“悲剧美”的欣赏和对宗教虔诚气氛的感受。
由《窄门》得到启示后，汤一介又看到宗教、西方哲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道家、佛家思想对自己哲学研究的影响，进而剖析了自己受这些文化影响而形成的“生死观”，这亦可说是青年汤一介在哲学研究道路上的又一突破。
《窄门》中阿丽莎对上帝的虔诚的爱的故事，也让汤一介重新认识了自己从未感到过的陌生的宗教。他认为自己虽然不信仰任何宗教，但非常尊重和欣赏他所接触到的宗教，例如佛教和基督教。他爱好佛教深奥的哲理，也喜欢基督教的智慧。佛教要解救人们脱离“苦海”，达到涅槃境界，并提出一套修持的方法，是给人们一种“超生死，得解脱”的精神力量，这无疑是人类的精神财富。而基督教的“博爱”和“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它的三大形而上学论证“上帝存在”、“灵魂不死”、“意志自由”则给了人们一种超越自我的向善动力，这当然同样也是人类的精神财富。
这些宗教的思想理论既给了汤一介重要启示，也丰富了他对“生死”问题的看法。由此汤一介总结出，“生死”问题从一个方面说是医学、生物学方面的问题，但是对“生死”的看法却是哲学、宗教等所关怀的“终极关切”的问题。
汤一介总结这时的自己是：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家庭影响非常深，又接受了一些西方的文学、哲学、宗教的思想，因而是一个“生死观”大体上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又吸收了若干道家和佛教的思想，同时西方的某些思想对自己也不能说毫无影响的中国青年。
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大变局中，许多人“生”得艰难，“死”却容易，对于敏感而喜欢思考的青年人来说，“生死”的问题就成了他们经常考虑的问题。对于已经走上哲学研究道路的青年汤一介来说，已不仅仅是在考虑“生死”，而是以他带有“浓厚的儒家思想”的“生死观”在研究“生死”一类的终极关切的大问题，这就是“与众不同”的青年汤一介。
总结这个时期自己的思想追求，哲学家汤一介看到的则永远是自己的不足，因此他后来自谦地评价在中国社会处于生死存亡的大变局中面对“生死”的自己：“那时，我实是无知，而却狂妄；我实是渺小，而却自大；我实是浅薄，而却自以为博学。不过上帝会原谅年轻人的，会让他们在生活中逐渐了解自己，逐渐了解社会，逐渐了解应该如何地‘生’，应该如何地‘死’。正如庄子所说，生死是人生中最大的变化，能对这一问题有所悟者有福了。”
8、和父亲一起留在北大
1948年，中国国内战场的局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北全面解放，华北也已大部被人民解放军解放。
汤一介1949年在王府井金鱼胡同。
在北平城即将迎来解放的日子里，汤一介和父亲汤用彤也在人生道路的路口面临一次人生的重大选择。
转眼到了年底12月，这一天，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一连接到了好几封国民党政府发来催促他迅速飞往南京的电报。于是胡适先生匆匆离开了北京大学。临走之前，胡适先生只留下了两封信，一封给他的秘书长郑天庭，另一封给的就是汤一介的父亲汤用彤教授。胡适先生在信中表明，自己要去南京，现在无法与大家告别，北京大学的一切事务，就全都委托给郑天庭和汤用彤照顾了。
沙滩北大哲学系的汤一介。1950年摄于北京大学。
此时的汤用彤教授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看着胡适先生的亲笔信，他不知应该说什么。17年前，胡适先生也曾给他写过信，当时汤用彤教授也曾
像现在这样，手中攥着胡适先生的亲笔信，只不过当年那封信的内容是胡适先生邀请他到北京大学任教。想不到17年后他又接到胡适先生的信时，已是“人去楼空”。
在人民解放军取得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日渐衰败的形势下，人民已经看到了新中国胜利的曙光。此时的汤一介已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二年级的学生，虽然他仍然是在勤奋学习和刻苦钻研，但在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下，汤一介不单思想进步很快，而且已经成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的一员。
从美国讲学归来后的汤用彤先生与儿子汤一介及友人在颐和园。
年轻的大学生汤一介对未来的新中国充满希望，更坚定了留下来为祖国效力的信心。而汤一介的决定必然直接影响着他的父母，在战争年代失去了一双儿女的汤夫人在这个时刻是绝对不会和她疼爱的儿子分开的。这一切，无形中都在影响着汤用彤教授。
胡适先生走后，国民党南京政府又派来一架飞机，此举自然是接走一大批学者。而在这批即将被国民党政府接走的学者和名教授的名单中，就有汤用彤教授的名字。在这个人生道路的重大路口前，汤用彤教授最后把手中的机票给了别人，他和冯友兰教授、贺麟教授等选择了北京大学。汤用彤父子终于一起留在北大，应该说，儿子汤一介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此，汤氏父子在新中国的北京大学开始了全新的生活。父亲汤用彤教授继续他的国学研究和教育，后又成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儿子汤一介则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了一个新中国大学生的生活。
9、一介书生与北大才女
几个月后，朝气蓬勃、努力向上的北大哲学系学生汤一介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这时已是1949年5月。到了11月，汤一介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汤一介又被选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团总支部做组织委员。
三年级的北大中文系才女乐黛云。
也是在这个时候，汤一介第一次见到了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团总支部宣传委员的中文系二年级学生乐黛云。有“北大才女”之称的乐黛云来自贵阳城
一个几代以读书教育为事的大户人家。高中毕业后，天赋聪明的乐黛云放弃了保送北京师范大学的机会，一人从贵阳奔赴重庆，一连参加了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及中央政治大学3所大学的层层考试后，终于以优秀的成绩被3所大学同时录取。但乐黛云选择了她心中一直向往的北京大学。几十年后，这个优秀的贵州女孩成为中国学界比较文学研究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