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围绕“文明共存”展开国际间的“文明对话”,汤一介进而提出未来的世界主潮流应是文明的“融合”而不是“冲突”,因而形成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人类文明就像又开始了一次飞跃。这就是国际上很多学者在上个世纪末提出的“新轴心时代”的观念。汤一介是在1999年秋费孝通先生主持的学术讨论会上,把“新轴心时代”作为主题作了发言,后整理成文题为《新轴心时代的中华文化定位》,发表在《跨文化对话》第六期(2001年4月出版),后又在多篇文章中讨论了这个问题,如《新轴心时代的哲学走向》(收入《玄圃论学续集——熊十力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对于汤一介论述的“新轴心时代”的观念,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儒学研究院副院长李中华先生是这样高度评价的:“汤先生提出的‘新轴心时代’是对人类文明、轴心时代的思考,也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关怀。‘轴心时代’对后代影响很大,后来的人类发展要靠对‘轴心时代’的回顾。汤先生提出的‘新轴心时代’,是汤先生关心‘轴心时代’和今天文明的发展,关注解决当今文明遇到的问题,反映出汤先生对人类文化,未来文明的关怀……”
8、国际学术交流之旅
1983年,汤一介在美国罗氏基金会的邀请和赞助下,来到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作访问学者。开始走出国门的汤一介,从此在哲学研究的道路上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而蒙特利尔的第17届哲学大会,无论是对汤一介还是对中国哲学,都有着非常的意义。因为这届会议第一次专门为中国特别设立了一个中国哲学的圆桌会议。而在以往,中国哲学都是包含在东方哲学的讨论组里进行讨论的。因此这次会议无疑标志着正在处于改革开放的中国哲学已经走进一个新的历史篇章。而做为蒙特利尔世界哲学大会中国代表的唯一发言人,汤一介则成为不可替代的揭开中国哲学走入历史新一页的开拓人。
汤一介与荷兰著名学者、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施舟人先生共同主讲“关于中国文化多元性的对话”。
从此,中国哲学向世界打开了窗口,越来越多的海外新儒学学者和中国文化的学者走进中国,汤一介也因多次参加重大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和被世界多所著名大学聘请担当客座教授而声名远播。
1984年夏,汤一介参加了在美国夏威夷召开的国际比较哲学讨论会,以“佛教传入中国的问题”为主题作了发言,得到了很多与会学者的积极赞同。
1985年,汤一介在纽约参加“第四届国际中国哲学讨论会”。在香港参加中文大学的“斗争与和谐”的国际讨论会,1986年在德国汉堡参加“第十九届亚洲与北非国际讨论会”,1987年在美国圣迭戈参加“第五届国际中国哲学讨论会”等等。
在这些探讨中国哲学特点和中国哲学发展等诸方面的国际学术交流会上,汤一介分别以“中国的和谐观念”、“中国当前学术发展的一些情况”为题目进行发言或者以海峡两岸学者对话的会议及与台湾学者的辩论等形式,向世界介绍了中国哲学的特点以及中国当前哲学的发展情况。
这期间,应加拿大社会科学院的邀请,汤一介来到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讲学和访问,并被聘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分校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在紧张的3个月任期的工作中,汤一介抓紧交流访问的时间空隙,又撰写完《魏晋时期的道教》的最后几章。
同一年,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建馆90周年的庆祝大会上“中国哲学发展前景”的演讲中,汤一介第一次提出的“我们发展的是吸收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吸收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优秀文化的中国文化”之两种提法受到与会者的热烈讨论,最后很多香港学者都认为,后一种提法更适合中国。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汤一介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这其中有: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基督教和佛教是可以对话的”;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我国南宋时期出土的佛经《碛沙藏》;在比利时鲁汶大学讲中国出土文献;去韩国首尔大学讲“纬书神话”和《魏晋玄学与道教》;去日本参加由东亚学研究会主办的讨论会,向与会人员介绍中国著名学者梁漱溟的思想;在德国讲“庄子的自我和无我”;去荷兰莱顿大学担任胡适讲座的主讲教授;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担任钱穆学术讲座教授;去台湾参加国际中国哲学讨论会讲“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发表论文“周易解释学”,他还去西班牙,去布拉格……汤一介国际学术交流之旅的步伐,几乎走遍了世界各地。
汤一介出席“道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自1983年担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后,汤一介又接连在美国俄勒冈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等校受聘担任客座教授。后在纽约州立大学宗教研究院任研究员;1992年至1994年担任国际中国哲学会主席和第19届亚洲与北非研究会顾问委员会委员。
李中华先生曾对汤一介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给予高度评价:“汤先生一直主张对外来的文化必须要吸收优秀的东西。因此汤先生做到了建立广泛的学术联系,加强学术交流。而只有通过不断交流、对话才能解决纷争,才能发展,才能有动力。汤先生在国际学术交流的贡献,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更促进了文化多元化的发展。”
谈起国际学术交流的体会,汤一介说:“我认为,中国的学者必须走出去,这样才能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让世界的学者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学者在做什么。而中国的学者走出国门,则必须认真参加各种会议及各类访问交流活动,这样才能了解到其他国家的文化,了解到他们的学者在研究什么,在做什么。此外,通过到不同的国家交流和访问,我们还可以看到,和别的国家相比,我们自己到底有多大的差距。比如,人民的素质差距到底在什么地方,在办事效率方面,比较好的国家到底比我们高多少,等等。前些年,由于讲课等活动,我在国外呆的时间比较长,接触的人和事也比较多,在这方面就有一些感受,比如在居住环境和邻里相处方面。我和乐黛云在加拿大讲学时租住在一个教授的房子里,这名教授正好出门度假,所以他把房子租给了我们。住在那里我感觉他们的生活很有规律,那时还是上个世纪90年代,可居民们早已做到垃圾分类,小区管理也很到位。小区居民待人热情,彼此非常友好。有一个加拿大的医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不单待人热情,而且很想了解中国,他经常和我聊天,并邀请我和乐黛云到他家吃饭。医生在国外不单是收入高,而且是很受人尊敬的职业,但这名医生不仅与人和睦相处,不摆架子,而且逢到下雪天,总会看到他走出家门带头扫雪。而这些,在我们这里是看不到的。这么多年,我们的垃圾分类仍然没有普及。我们住楼房的居民彼此来往也很少,比如我居住的这座楼,一共住了8户人家,我从1995年搬来居住,至今已有十多年,可是彼此却都不太认识。在小区的居住和管理方面我们确实做的还不尽如人意,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差距吧。”
多次走出国门的汤一介不仅获得了成绩和荣誉,也得到了很多待遇丰厚的工作机会,但他一心报效祖国、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奋力拼搏奉献的志向却从未改变。不管走到哪里,汤一介心中的根都牢牢地扎在祖国的大地。
1990年汤一介与夫人乐黛云双双获得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后,又接到了该校对他们发出担任客座教授4年的聘任书,在麦克马斯特大学的盛情邀请面前,汤一介和乐黛云却拒绝了。
他们觉得,祖国需要他们,祖国的事业在等着他们。而4年的时间太长了,因为他们的根在中国,最后他们只答应麦克马斯特大学讲学半年。后来在美国定居的汤丹和汤双也多次要为他们在美国办“绿卡”,但是他们仍然拒绝了。
对此,他们丝毫不后悔。汤一介说:“我和乐黛云完全可以在20世纪80年代移民美国,但我们总认为‘我们的事业在中国’,儿女们要为我们办‘绿卡’,我们一直没有同意。从1983年起几乎我每年都会或开会或讲学到美国。1990年9月,加拿大麦克马斯特(McMaster)大学授予我和乐黛云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并聘请我们在该校任客座教授4年,我们谢绝了4年客座教授的任期,只答应第二年(1991年)到该校讲学半年。对没有移居国外,我们不仅不后悔,而且为之庆幸,因为我们在国内多少可以为我们的人民做点事。二十多年过去了,可以扪心自问,我们是在为中华民族的学术文化事业,为中外学术交流,做了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我们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许多朋友,我们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