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创办中国文化书院
关于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和《儒藏》的编纂，景海峰先生曾这样高度评价汤一介：“汤一介二十多年来所做的工作，秉承了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恪守‘士’之本分，坚持学人之良知，以现代知识分子的学术理念和敬业精神，鞠躬尽瘁，勇往开拓，取得了灿著于世的成绩。其中，他投入精力最多、花费时间最长，也是最有影响的两件工作：一是创办中国文化书院，领导了这间将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上留下重要印记的民办学术机构；二是发起《儒藏》的编纂，主持了这样一项新世纪巨大的学术工程。”景海峰：《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汤一介对新时期中国哲学的贡献》，选自《探寻真善美——汤一介先生80华诞暨从教55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199—201页。
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21世纪，汤一介在挑起《儒藏》编纂的重担之前，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工作就是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
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始于1984年，那年8月，汤一介正在美国夏威夷参加“亚洲哲学与比较哲学讨论会”。国内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与汤一介一同工作的几位同志一起给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他们在信中表示，应该建立一所“中国文化书院”，以作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机构。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各地民办形式的书院逐渐消失，公办大学就成为中国国内唯一的高等教育机关。这种局面随着20世纪80年代政策的开放及各种改革新思潮的随波兴起而改变。
汤一介与乐黛云在中国文化书院。
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的同志们正是在这样的形势鼓舞下，带头发起酝酿筹备创办中国文化书院。也是在这个形势下，从美国归来的汤一介立即被哲学系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的同志们一致推举为中国文化书院的负责人。
在汤一介和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文化书院终于在这年12月成立，汤一介被选为中国文化书院首任院长。
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看，汤一介创办中国文化书院无疑适时顺应社会发展和时代呼声。因而当年的中国文化书院不仅得到了众多著名学者的支持，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更在当年产生了深远影响并起到了促进中国文化发展的积极意义。
在汤一介的领导下，当年的中国文化书院不仅聘请到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周一良、庞朴、杜维明等70多位海内外的学术界著名大家学者为导师，更举办了多次大型的各类学习、函授班和召开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
在以“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第一期学习班中，很多著名学者担当了学习班演讲的导师，他们当中既有梁漱溟、冯友兰、吴晓铃、牙含章等老一代著名学者，也有汤一介、乐黛云、庞朴、李泽厚等近60岁的学者以及美籍华人学者杜维明教授。
导师们以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为主题，分别从“肯定”、“批判”、“分析”等角度讲述的中国传统文学和介绍外国文化研究情况的精彩演讲受到了学员们的热烈欢迎。而梁漱溟先生在这次讲习班上以“中国文化要义”为题作的两个多小时的演讲，更是引人注目。这是自1953年梁先生受到批判后的第一次的公开演讲。可以说这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更为中国文化书院的历史记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而在书院举办的有1万2千多人参加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中，不但学生人数众多，而且生源来自全国各地。参加的学员不仅有学生、教师、医生、记者、编辑、政府工作人员，还有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和家庭妇女，其中既有学富五车的大学教授，也有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
为办好这一期庞大的函授班，中国文化书院采用了函授与分地区面授的方式进行教学。书院院长汤一介更是带头深入到兰州、银川、呼和浩特等地亲自面授。学员们学习热情非常高，有的甚至要步行几百里赶来听课。因此，无论是学习班的多彩内容，还是函授班的庞大场面，都可以让我们看到当年中国文化书院蓬勃办学的盛况。
为开展与海内外及海峡两岸学术界广泛的文化交流活动和文化讲座，中国文化书院还先后主办了“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中日走向近代化比较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等各类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并成功举办了13届“蔡元培学术讲座”和14届“汤用彤学术讲座”。
此外，为出版大批系列专著、文集、教材、资料集等，中国文化书院又做了大量工作。这其中有：庞朴主编的《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丛书》，以院长汤一介为主编出版的5套书，即《中国文化集成》、《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论著集要》、《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道家文化研究丛书》及《国学举要》。
在这之后，中国文化书院还准备再出第六部仍由汤一介任主编的500余万字、14册的巨著《中华佛教史》。遗憾的是，由于有几位作者没有写，或者是没有写完，这套书到现在仍没能得到出版。
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起的中国大地，中国文化书院的这一系列活动，无疑为传播和研究中国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产生了深远影响。因而也可以说，中国文化书院是当年中国大地“文化热”的主要推动力量和代表性的一派，对那个时期的中国文化研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
而中国文化书院的创办人和首任院长汤一介更是为开展书院的事业付出了巨大心血和艰苦的努力，因此中国文化书院取得的辉煌成绩，离不开汤一介的倾情付出和卓越贡献。
创办中国文化书院距今已20多年，但是汤一介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书写的辉煌一页仍是不容置疑和令人难忘的。正如景海峰先生所说：“……尽管中国文化书院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特别是因为时代条件的改变，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红火’了，但它的‘曾经辉煌’，已经写入了历史，汤一介为此而付出的努力，也已成为他‘事功’簿记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景海峰：《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汤一介对新时期中国哲学的贡献》，选自《探寻真善美——汤一介先生80华诞暨从教55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199—201页。
2、挑起《儒藏》编纂重担
2003年，教育部正式批准由北京大学主持制定，汤一介为首席专家的“《儒藏》编纂与研究”方案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立项。从此，76岁的汤一介以更加雄劲的步伐在哲学道路上跨入新的里程碑。
2004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将“《儒藏》精华编”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同年，由北京大学牵头，汤一介挂帅的《儒藏》编纂工程正式启动，全国25所高校和社科研究机构的数百位学者加入到《儒藏》编纂的队伍。2006年，《儒藏》工程被列入“十一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和“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及重大工程出版规划。中国文化只有《佛藏》、《道藏》没有《儒藏》的历史终于即将改变，而改变这一历史的带头人就是汤一介。
编纂《儒藏》是一项集录中国历代儒家思想文化经典，预计须耗时16年（目前看则需几十年）的浩大工程。然而汤一介义无反顾、欣然全力挑起这一艰难而巨大的重任。
汤一介能够成为《儒藏》编纂工程的首席专家，挑起《儒藏》编纂中心主任的重担亦绝非偶然。这一切源于汤一介的深厚学养和他在学术界德高望重的地位。因此中国学术界很多知名人士对汤一介被任命为国家《儒藏》工程的首席科学家都给予高度评价。北京大学副校长吴志攀说：“汤一介之所以能在如此高龄的时候来担任首席科学家，是源于他的人品、经历、组织能力以及在中国古代哲学界都有极好的口碑。”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来新夏说：“我从《中华读书报》上，读到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主持编纂《儒藏》的消息，甚感欣悦，因为这是儒生们数百年来的宿望……自《四库全书》纂成，又经二百余年，汤一介教授出而倡导编纂新‘儒藏’，可称一大功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陈静教授说：“汤先生领导的《儒藏》编纂实际上就是整理经典的工作。当我们在经典的阅读中再一次温习先哲的理想，当我们沉思先圣的教诲而终于领略到他们博大深远的胸怀，也许我们面对世界就知道该说什么了，也许我们又会获得一套属于中国人却又说给世界的话语，到了那时，中国难道不能再一次成为典范？”摘自《光明日报》2006年3月19日第5版。
3、实现“梦想”
完成《儒藏》始终是汤一介要实现的一个“梦想”。早在1989年的秋天，在中国文化书院一个小的聚会上，汤一介和大家一起讨论“我们能做什么”的时候，他就提出了编《儒藏》的问题。后来在1990年时汤一介又一次提出来要编《儒藏》。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有一个叫范业强的企业家提出来要支持汤一介编《儒藏》，可是没有想到他的企业没有搞好，结果这个企业家后来就没有钱支持汤一介做编《儒藏》的事情了。虽然如此，汤一介一直想编《儒藏》的愿望却从未改变。
在汤一介的心目中，编纂《儒藏》是中国传统文化迎接未来新挑战所构建的一项重大而伟大的工程。完成《儒藏》编纂工程是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这个伟大的工程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完成。
也曾有人在采访汤一介时对实施《儒藏》编纂这个学术工程提出疑问，如：清朝学者纪晓岚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中，如果去掉佛、道、韩、墨的内容，其实就是一部《儒藏》。虽无《儒藏》之名，但有《儒藏》之实。又何须再耗费巨大人力财力再编一部？
汤一介对这一质疑的看法是，《四库全书》内容虽然接近于儒家总集，但其修纂未善，错漏不少，体例未必全符，另外，虽然《四库全书》以及《续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目》已经把儒家的大部分书目都包含进去了，但都是没有标点的木刻抄写版，现在的人用起来非常不方便，并且能看到的也都是影印本。而我们要做的，不是影印本，而是标点排印本，而且有校勘记，还可以做成光碟，便于大家检索，便于普及利用，比《四库全书》利用率大得多。更何况还有大量有价值的儒家典籍没有被收入《四库全书》。
此外，汤一介还撰写了多篇文章从几个方面论述为什么要编《儒藏》以及编纂《儒藏》的深远意义。在这些文章中，汤一介首先指出，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历来是儒、道、释三分天下。但自宋朝以来，历代王朝就都编有《佛藏》和《道藏》，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又编辑出版了《中华大藏经》和《中华道藏》，却惟独没有编出过《儒藏》，这不仅与儒家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主流地位极不相称，更不能满足传统文化的整理与研究的日益广泛深入的需要。明、清两代虽然也曾有学者提出编纂《儒藏》的建议，例如明末曹学佺曾是首先倡导者，清朝的周永年也曾作《儒藏说》，这些都得到了很多学者的响应，但终因工程浩大，没有能够实行。虽然如此，但明朝学者编了《永乐大典》，清朝学者编了《四库全书》，这显然和明清学者对编纂《儒藏》建议是有关的。
汤一介还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对《佛藏》、《道藏》的编纂是靠寺院经济支持做起来的，但中国的儒家不是一个宗教派别，他没有寺院经济，因此，《儒藏》应该由国家来做。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现在已经具有现代的科技手段，这些不仅可以为我们提供以前达不到的便利条件和保存方式，还可以为我们大规模的整理和传播中国儒家文化奠定良好基础。而且我们不仅要把中国的儒家文献典籍包含在内，还要联合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家的学者一起把这些国家用汉文写作的儒家典籍也包含在内。因为在早期，日本、韩国、越南的典籍很多都是用汉文写作的。
这让我们看到，《儒藏》不仅仅限于中国儒家文化，更深远的意义还是面向世界。因此也可以说，《儒藏》的编纂同样具有世界意义。就像日本学者岛田虔次曾经说过的：“孔子的精神文明不仅仅是中国的精神文明，也是全东亚的精神文明。”
汤一介在接受《邯郸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康香阁采访时也说：“对，有世界意义，所以我们没叫《中华儒藏》。不像我们国家20世纪80年代编的《佛藏》叫《中华佛藏》，《道藏》叫《中华道藏》。”
4 无悔的追求
对于汤一介欣然受命《儒藏》编纂首席专家，后来也曾有记者在采访汤一介时提问过诸如“您现在正在主持编纂《儒藏》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历时十几、二十年才可以完成。听说这个工程是您最初提出设想的，您是怎么考虑的？”以及“《儒藏》工程规划了16年，但是今年您已经77岁了，您有没有考虑过，可能您这一生，也不会完成这样一项工程了？”之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