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缎库胡同大院不再平静
北平南池子缎库胡同大院和庐山别墅小楼无忧与快乐的生活让汤一介度过了一个美好难忘的童年。然而抗日战争的爆发，却改变了深居在缎库胡同大院汤氏大家庭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命运。童年的汤一介终于在1939年告别了缎库胡同大院，跟随母亲去了云南。这一年，小学六年级还没有念完的他刚刚12岁。
而实际上在1937年中国爆发了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平城南池子缎库胡同大宅院里汤氏一家的生活就已开始蒙上了阴云。当时，一生以读书办学育人为重、最喜吟诵《哀江南赋》的汤家祖父汤霖早已仙逝，能干的汤家祖母也已是老态龙钟，到了迟暮之年。这个时候本应挑起汤家大梁的汤家长子汤用彬却在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城之际，投身效力于北平伪政府。汤家大儿子这一行径，自是为人不齿，倘若在天有灵，恐九泉之下一向廉洁奉公、以读书为本的教育家汤霖也不会宽恕汤家大儿子的如此作为。
世纪30年代，上小学的汤一介与母亲、弟弟妹妹在北平。
而汤家的小儿子汤用彤却始终未忘其父汤霖的教诲，在1937年7月，汤用彤教授去南京参加中国哲学会后，即直接取道去了长沙。接着，正在北平汇文中学上高中的汤一雄也紧随父亲到了长沙。
这之后，汤氏父子二人共同奔赴昆明西南联大，汤用彤教授继续开始教书育人，汤一雄则成为西南联大的一名大学生。缎库胡同大院汤家一向优裕平静的生活就此彻底改变，不久，汤用彬两个大学毕业的女儿也相继远赴重庆教书。这样，在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城后，汤家除了在北平伪政府担任秘书处主任的汤用彬外，缎库胡同大院只剩下了“老弱妇孺”。
不久，汤家大儿子汤用彬又同时担任了当时北平中山公园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仕途坦荡”的汤用彬于是主动向当时北平伪政权的要员们表示，要让自己的弟弟汤用彤回到北平任职。因为以当时汤用彤的身份和在学界的地位，倘若能在北平为日本人效力，不但会得到优厚待遇，而且会造成更大的影响。而这也是汤用彬最想达到的目的。
不过汤用彬显然不了解他的弟弟，既是已下了“誓死不为日本人效力”的决心，一生清廉正直、以做学问为己任的汤用彤就绝对不会回到日本人
统治的北平城。更何况此时远在云南的汤用彤时刻都在寻找适当时机接出沦陷在北平城的妻儿。
1939年的夏天，撤出北平2年后，汤用彤教授终于从昆明出发，踏上了奔赴北平接出妻儿的行程。然而尽管汤教授为此次北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最后
却在即将到达北平时遭遇到天津发大水，突降的天灾致使轮船无法靠岸，
世纪30年代，汤一介与大妹、弟弟及堂弟、堂妹在缎库胡同大院。
登陆不成的汤教授只得又沿原途返回昆明。
北上之行几经辗转，却没有接出夫人和孩子，深感失意和无奈的汤用彤却不知，天津的滔滔洪水虽然阻隔了他和妻儿的团聚，却也阻挡住了他的兄长“劝降”小弟的阴谋。倘若他真能如愿踏入北平城，那他势必将难以脱身。因而此行虽然遭到“天公”不作美，却实为汤用彤教授的一件幸事。
2、从北平到云南
亲人近在咫尺，却仍然不能团聚，没能接回妻儿的汤教授只得乘船返回。又是一路颠簸辗转，终于从天津回到昆明。身心疲惫的教授却仍时时牵挂千里之外的夫人和孩子。一番思索，他还是决定给家中写信，让夫人带着孩子来昆明，以得一家团聚。
虽然知道北平到云南的千里之行定会劳顿与艰辛不易，但接到教授的家书后，能干的汤夫人却丝毫没有犹豫就做出决定，离开北平，带着孩子们去云南与丈夫团聚。
行程定下后，汤夫人开始做离开北平的准备。一向能干、头脑清醒的汤夫人知道除了吃穿用的生活必需品外，就是要带上足够的黄金，因为这是她和孩子们远赴云南途中最重要的经济保证。
行将出发之际，北京大学著名的哲学美学教授邓以哲先生突然来到了汤家。邓以哲先生不仅是汤用彤教授的好友，更因为与宗白华齐名而以“南宗北邓”之称闻名中外。这一次是邓以哲教授请求汤夫人带上他的一双儿女邓稼先和邓仲先同去昆明，因为在那里有邓家的亲戚可以照顾两个孩子。
邓稼先是后来中国的“两弹”元勋，那一年邓稼先15岁，正在上中学。日本人占领北平城后，要求所有中国人举着旗子上街庆祝，一腔热血的少年邓稼先愤怒地把旗子撕碎并踩在了脚下。他的校长得知后非常害怕，他担心这个爱国少年受到日本人的迫害，于是赶快找到邓以哲教授。校长与邓教授是好朋友，他劝邓教授，为了孩子的安全，要尽快把孩子转走。于是邓以哲教授找到了汤夫人，为了更放心，他把儿子邓稼先连同女儿邓仲先一同托付给了汤夫人。
邓家姐弟给汤一介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汤一介记得弟弟邓稼先聪明可爱，学习刻苦，到了昆明后，邓稼先进入西南联大学习，后来他们在聊天时邓稼先说起为了学好英文，他经常在西南联大院子里的路灯下苦读的情形，在少年汤一介的脑海中印下了深刻记忆。姐姐邓仲先则待人很和气，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邓仲先以及邓以哲先生和夫人，一直和汤家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汤夫人虽已是重任在肩，却仍爽快答应带上邓家姐弟一同前往云南。一切准备停当后，汤夫人带上她的二儿子汤一介，小儿子汤一玄，女儿汤一平，邓家姐弟邓仲先和邓稼先，再加上她和几个孩子的生活必需品以及她备足了的黄金，踏上了北平到云南的路程。
他们在第一站到达了天津后，以后的路程就不那么简单了。汤夫人先带着5个孩子从塘沽码头登上了天津驶往上海的轮船。到上海后的下一站就是中国香港，因此在到达上海后，汤夫人办理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为她的一行6人办好去香港的各种手续。于是汤夫人把几个孩子安顿在上海跑马地附近的东方饭店后，独自一人出去办理各种手续。
虽说汤夫人出身大家，见过世面，但这次一个人带着5个孩子一起出门远行，说起来实在是辛劳之事。而此行他们不仅要远渡大洋，还要穿过中国香港、越南，行程达数千公里，不要说途中的操劳辛苦，光是要亲自出面办理各种手续证件等事，对于一向深居简出、相夫教子的汤夫人来说，就已经是不易之事了。
但汤夫人没有丝毫退缩，也实不愧为“勤于持家、贤惠能干”之女性，她既顺利办好了各种手续证件，又把孩子们的吃住安排得井井有条，不仅如此，她还“不失时机”地在等待签证的几天里地为孩子们安排了一次愉快而难忘的“观光”。
从中国香港出发的下一站就是越南的海防，因此除了办理各种手续证件，汤夫人和孩子们还要等待驶往越南海防的轮船，在这漫长的候船时间里，汤夫人第一步是拿出她早就准备好的黄金去银行换成港币，以支付这一行6人在香港吃住的不菲开支。第二步就是尽量安排好孩子们在中国香港的生活。
在汤夫人的带领下，汤一介和弟弟妹妹还有邓家姐弟一同登上了通往太平山顶的爬山电车，在北平长大的孩子们立刻对这个他们从未见过的“新鲜玩意”充满了好奇和抑制不住的兴奋。爬山电车载着他们一直到太平山顶，让他们看到了整个香港的风景，也看到了壮阔的大海。那一天，孩子们玩得高兴极了。
几十年后，年逾八十的汤一介提起在中国香港的那一段日子，脑海里最清晰的画面就是：母亲为了孩子们，几次拿出黄金去换钱以及拿换来的钱带他们登上香港太平山尽情游玩的情景。
从北平到云南途中在中国香港太平山的“爬山电车”，是少年汤一介的难忘记忆。
奔赴昆明的旅途是漫长的，当汤夫人带着孩子们终于登上中国香港开往安南（越南）的轮船到达海防码头时，他们离开北平已经一个多月了。
看到海防岸上飘扬的膏药旗，汤夫人明白，日本人的军队已经将这个城市占领。汤一介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在海防上岸时，一家人受到了站岗日本兵的检查。这样的屈辱，不由在已经懂事的汤一介心中笼罩了一层无形的阴影，在日本兵的盘查下，大人和孩子都无声地走过检查站。
心中的阴影和无声的静寂很快被孩子们的欢叫声打散，因为走过检查站的孩子们立刻就看到了站在那里等候的汤用彤教授，一家人终于团聚在喜悦和激动中。而汤夫人第一句话就问汤教授说：“一雄为什么没有来？”
自从1937年抗战爆发，汤家大儿子汤一雄紧随父亲离开北平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汤夫人无时无刻不在惦念她的大儿子。而此时她更不会想到，她时时牵挂的大儿子已经病逝了。汤教授担心一路劳累的妻子经受不住大儿子病逝的噩耗，只能用一句“一雄要上课，不能来”作为回答，暂时对汤夫人隐瞒了这件伤心的事。
汤家的这次团聚是汤夫人和孩子第一次走出国门，也是一次难得的“异国重逢”。这让教授决定带着家人在河内多住几天，以略享一下河内的异国风情。一家人在海防停歇了两天后，终于来到了河内。这时的河内还没有遭到战争炮火的摧残，依然是一片宁静幽雅，到处是树木，到处是花草，让自幼在北方长大的汤一介一下就深深喜爱上了这个热带城市。
汤用彤教授给他的孩子们买了各种糖果，其中还有孩子们从未吃过的法国糖果，不知忧愁的孩子们快乐地分吃着法国糖果，而汤教授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的儿女们，似乎分享到了孩子们的甜蜜。
河内树木很多，随处可见香蕉树和椰子树，这些对来自北方的孩子们更有着无限的吸引力。汤一介和妹妹最爱在这些树丛里跑来跑去，弟弟汤一玄还不到3岁，但也照样蹦蹦跳跳跑起来，跟着他的哥哥姐姐在树丛里钻来钻去。汤教授也跟着他的孩子们站在花树丛中，静静地看着。看着父亲一动不动地站在一片花树丛中，汤一介不知道这时的父亲在想什么，他在想什么呢？也许是要给他的孩子们更多的慈爱吧！
一周后，汤教授和夫人带着孩子们终于启程离开充满热带风情的美丽城市河内。短暂的河内生活给少年汤一介留下了美好深刻的印象。很多年后，汤一介的记忆中仍然抹不掉草木繁茂、鲜花盛开的河内，和弟弟妹妹在香蕉树和椰子树丛中的嬉笑打闹以及花树丛中父亲一动不动的身影……
这些美好记忆，更让汤一介忘不了当年母亲为了全家到云南与父亲团聚所经历的一切。因此汤一介后来回忆：“我的母亲能在战时带我们从北平沦陷区，过天津，经上海租界，又经英国殖民地香港、到已为日本兵占领的海防，行程几千里而平安到达，应该说非常不容易。”
3、中学生的“成长烦恼”
从河内出发，汤教授和夫人又乘上滇越铁路的火车，踏上了河内到昆明的路程。辗转一个多月，分别两年多的一家人终于在离昆明很近的宜良县城安顿了下来。
宜良县城风景秀丽，不仅离汤教授任教的西南联大不远，而且还可以躲避日本飞机对昆明的轰炸。因此西南联大的许多教授都住在宜良。
汤用彤教授在离一座“文庙”不远的地方为全家租了一处房子。虽然与北平南池子缎库胡同大院无法相比，但是在炮火下的云南，一家人能够有住处，有做饭吃饭的地方，还能有汤教授的一间书房，更重要的是，一家人能够团聚在一起，教授和夫人已经是很知足了。
对于少年汤一介来说，最大的快乐就是终于和分别了两年的父亲团聚了。无论是和妹妹一起在父亲的书房里做功课，还是听着父亲用浓浓的湖北乡音为他们吟诵《哀江南赋》，少年汤一介都会从父亲慈祥的目光中感到一股温馨的亲情。
来到宜良不久，小学六年级没有念完的汤一介直接跳级进了宜良中学，从此迈入了人生的又一个旅程。而对于汤一介来说，战争时期在云南的中学生活无疑是令他难忘的。因为除了战争带来生活条件的艰苦外，少年汤一介还经历了一段充满了“成长的烦恼”的中学生活。
受战争动乱的影响，宜良中学的学习氛围比较松散，这让13岁的男孩汤一介愈加贪玩淘气。他会和小伙伴一起逃学到水塘里游泳，去老百姓家里偷吃瓜果。因为不用功写错了字，被老师讽刺了一通后，还被老师打了手板。结果1年后，中学生汤一介在转入西南联大附中时，不走运地成了留级生。
一切还得从联大附中对汤一介的考试说起，由于小学六年级还没有念完时就直接升入了宜良中学的初中，再加上淘气不用功，所以即便联大附中的考试不会超出正常范围，汤一介的考试成绩也一定不会那么如意。因此联大附中对汤一介的入学安排是：“不能插班进入初二，要再读一年初一。”
1年前还是宜良中学从北京来的“跳级”男孩，想不到1年后，“跳级”男孩成了西南联大附中的一名“留级生”。无形中，汤一介的成长道路上又增添了不少“坎坷”。
在宜良中学时，汤一介自认为是个学习不努力的学生，到了联大附中后，因为有些课程已经学过，更引不起他的学习兴趣，学习也就更不用功，结果做了留级生的汤一介在班上还是个中等生。
但实际上，这个时候汤一介的学习状态比他自认为的中等生要好多了。首先他已开始对学习感兴趣，尤其是他最先喜欢的国文课。因为教国文课的老师是冯友兰先生的侄女冯钟云。她的精彩讲述常常吸引得同学们一动不动专心致志，特别是她讲李后主的词，汤一介最喜欢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