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的数学学习也在这时开始崭露头角，几次考试，汤一介的成绩都名列前茅。这让汤一介很骄傲，他自认为班里数学成绩排名第一的应该是“非汤一介莫属”。但没想到那一个学期，他的数学成绩排在了第二位，第一名竟让一位姓沈的女同学抢了过去。这不由让汤一介郁闷不已，他认为这是老师的“偏心”。
不过在体育方面汤一介还是占有绝对的优势，那一学期，他的体育成绩排在了第一。这不由又让人看到，中学生汤一介可以算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学生了。
走进西南联大附中的汤一介一天天在成长，比起儿时的内向寡言和1年前的贪玩调皮，和汤一介交往的“玩伴”，已不再是“逃学到水塘里游泳，还偷老百姓家的瓜果”的淘气顽童。
中学生汤一介交往了新的朋友，课外活动也走出了家门，眼界也更加开阔，只不过处在懵懂时期的少年仍难免“爆发”出一些稚气之举。让汤一介最难忘的应该是一次在昆明近郊的“放火烧山”了。
那时汤教授刚刚把家从宜良搬到昆明不久，一家人就住在昆明的近郊麦地村。而闻一多先生的家则住在离麦地村不远的司家营，这样，汤一介和闻一多先生的两个儿子闻立鹤、闻立雕成了好朋友。3个少年上学、回家走在一起，连外出活动都分不开。他们最喜欢的“外出活动”就是被他们称为“探险”的爬山。只不过，他们的“探险”爬山还真的遇到了一次“险情”。
那是暑假的一天，闻立鹤、闻立雕、汤一介，还有一个和汤一介住在一个村子里的云南同学、也是他们形影不离的“铁哥们儿”段成佑，4个少年又准备开始一次他们最喜爱的“探险”爬山活动。于是，他们把每次爬山必带的火柴、手电筒、水、干粮还有绳子什么的全都装进背包后，就兴致勃勃地出发了。
一路上孩子们有说有笑，他们掰下老百姓地里快要成熟的老玉米，还在长满茂密白薯秧的地头刨出几大块白薯，因为这些都是他们在山上烧烤的美味。想不到就是这些他们“顺手拈来”的“美味”给他们带来了麻烦。
下午的时候，玩兴正浓的4个中学生依然在往高处爬，汤一介觉得这一次好像比以往爬得还要高。但年少的孩子们不知道，山越高风也就越大。在他们点着柴火的一刹那，燃起的火苗把周边的草烧着了，只是一瞬间，大火就在他们的眼前烧起来了。迅猛的火势让孩子们傻了眼，更麻烦的是风助火涨，只见山上的风越刮越大，山火也越烧越旺，汤一介觉得当时那个可怕的景象简直就像是放火烧山一样。
4个中学生立刻撇下一切，拼命往山下跑，当他们终于远离山火，狼狈不堪、疲惫至极地回到家时，天已经完全黑了。虽然惊魂未定，汤一介却不敢对母亲说实话。母亲问他：“这么晚了才回来，做什么去了？”他说：“我和闻家的兄弟俩去爬山，回来时迷了路，所以回来晚了。”
汤一介没有敢把他们在山上一手“制造”的火灾告诉他的母亲，但此后他在心里牢牢记住了那一次他们“兄弟”4人“放火烧山”的“壮举”。
这是一个懵懂少年成长的真实经历，而汤一介更是毫不隐晦地坦言：“如果说小学时的我是个平平常常，很听话的孩子，那么中学时的我可以说是一个学习不好，习惯不好的孩子。”这不由更让我们看到哲学家汤一介一贯率真、坦诚的为人作风。
4、走近哲学的少年
进入西南联大附中的少年汤一介虽然不如意地留了级，但在这个时期他也有一个最大的收获，那就是他开始走近父亲，了解父亲的研究和著作，并开始对父亲的研究产生浓厚的兴趣。
那个时期，汤用彤教授主要的研究方向是魏晋玄学。在西南联大附中读书时，汤一介看到父亲正在研究王弼思想，他立刻想起在宜良时就曾看到父亲经常阅读的《全三国文》、《全晋文》、《后汉书》、《三国志》等书籍。也是从那时起，原来只看过《三国演义》的汤一介开始看《三国志》，虽然没有全看懂，但他知道了“正史”和小说的不同。
于是中学生汤一介把他对《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疑问向父亲提出。比如他会问父亲“为什么《三国演义》中没有王弼？”以及“您写的王弼有人看吗？”之类的问题。这个时候汤用彤教授总是很耐心地回答儿子：“王弼不会打仗，也不会用兵，写在小说里，这小说没人爱看。”而对于自己写的王弼，教授则对他的儿子说：“贺（麟）伯伯爱看，你不信可以去问他。”
汤用彤教授的回答让少年汤一介的心中燃起了强烈的求知欲望，他真的立刻就找到了贺麟教授。贺麟教授告诉汤一介说：“王弼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哲学家，可惜23岁就死了，研究哲学家的思想可比研究那些帝王将相，像刘备、关羽、诸葛亮、周瑜等等的意义还大。”
听了贺麟教授的回答，汤一介深受启发，眼界立觉开阔了许多，这时他才知道，历史上有所谓“哲学家”，而研究哲学家更有重要意义。除了父亲与贺麟伯伯的影响，当时战乱时期的特殊环境也时时在向少年汤一介“传递”着哲学与文化的“信息”。
首先是汤用彤教授当时租住在昆明附近麦地村的尼姑庵中的正殿同时也租给了北大文科研究所，这样正殿里就存放了研究所的好多书籍，其中还有一部《道藏》。而且去西北考察的向达先生的书箱也放在了正殿里面，这些都吸引着爱读书的汤一介。因此当时在正殿读书学习的教授们身边，也经常会出现个子矮小的少年汤一介。
而在麦地村附近就是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战时临时驻地，这里住着闻一多先生和清华大学的一些研究生。著名学者冯友兰和金岳霖教授则住在邻近的龙头村。汤一介经常看到两位先生往来的身影以及他们和父亲汤用彤在一起交谈的情景。后来汤一介才知道，冯友兰先生的《新原道》和《新原人》及金岳霖先生的《论道》大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因为冯先生曾在序中说，他写这两部书时，有时就要和汤用彤教授讨论。而此时的汤用彤教授则完成了《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魏晋玄学流派略论》和《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等著作。
从与父亲和贺伯伯探讨王弼到在尼姑庵正殿里读书，从冯友兰、金岳霖两位教授的孜孜不倦到他们与父亲在一起热烈的学术讨论，还有父亲在青灯下的苦读钻研，这些战乱时期的“文化与哲学信息”正在一点一滴地影响着少年汤一介。
与此同时，这个时期汤用彤教授在中国诗词和古文方面对孩子们的熏陶以及对他们进行汤家家训“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教育，也都给少年汤一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和妹妹都在西南联大附中学习，所以每到周末，汤一介和妹妹都会步行往返于昆明和郊区麦地村之间。更多的时候汤教授也会加入到他们的行列，在父子三人同行的愉快时刻，教授总是不忘教他的孩子们背一些诗词和古文。汤一介认为，父亲似乎比较喜欢陶渊明的诗文，所以受父亲的影响，自己也非常喜欢陶渊明的诗文。一直到几十年后，年逾八旬的汤一介仍然最喜欢陶渊明的诗文。尤其是陶渊明的《形、影、神赠答诗》、《五柳先生传》和《与子俨等疏》，汤一介从来都是捧起来爱不释手，读起来如醉如痴。每当读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时，汤一介都会发出无限感慨：这是何等超越的境界！而“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又是多么地潇洒！
此外，汤用彤教授也常常会给他的儿女们讲些历史故事。比如《西游记》，汤一介和妹妹虽然都看过，但父亲给他们讲的则是真实历史材料中的玄奘到印度取经的事迹。讲完后，教授还要告诉他的儿子和女儿，中国在玄奘之前还有朱士行、法显，之后有义净、慧超等等的求法故事。
看着孩子们一直专心地听这些历史，汤用彤教授接着对他的儿女说：“你们的祖父留给我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我想这些和尚真是这样。你们现在不会懂，将来也许会慢慢懂。”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一直被汤氏家族视为家训，几十年前曾任过知县的汤霖把汤家这一家训传给了他的儿子汤用彤，几十年后，他的儿子汤用彤又把汤家的家训传给了汤家的下一代子孙。只有十几岁的汤一介并没有完全听懂父亲的这段话，但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汤一介才慢慢懂得父亲传给他的汤家家训的意义。
5、阅读红色“禁书”《西行漫记》
一转眼，汤一介来到云南已经是第4个年头，几年中，一个充满了“成长烦恼”的调皮男孩，经历了“跳级”和“留级”的“荣”和“辱”，也体会了学习的收获和快乐，少年汤一介正在慢慢长大。然而汤一介的中学时代还远没有结束，正在成长的中学生汤一介仍然是一个对世间充满好奇和稚气未脱的少年。因此这个时期汤一介和4个要好的同学一起阅读红色“禁书”《西行漫记》以及离家出走西去延安的事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汤一介在云南的中学岁月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也曾是当年西南联大附中引起“轰动”的一件事。
那是在1943年的春天，正在西南联大附中读初二的汤一介和同学游宝谟、曾宪洛、胡旭东以及上初三的余绳荪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有一天，余绳荪很神秘地告诉汤一介说，他找到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这一下就引起了爱读书的汤一介强烈的好奇心。而且余绳荪还告诉他，这本书不单有意思，更不容易的是一般人根本找不到，就是找到了，也不能让别人知道，因为这本书讲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汤一介听了，更恨不得马上就把这本书抓到手。
有余绳荪的如此“鼓动”，几个好朋友很快就都知道了这本神秘的红色“禁书”。大概是出于共同的好奇心，5个中学生很快就一致决定，找一个谁都不知道的地方，大家一块偷偷阅读这本书。
在他们的“带头大哥”余绳荪的一通张罗后，几个小兄弟终于在他们租到的一间小屋里聚齐了。余绳荪也终于拿出了那本神秘的书，汤一介终于看清，这本神秘的“禁书”名字就叫《西行漫记》，作者是一个叫斯诺的美国人。
余绳荪打开了《西行漫记》，开始认真地为伙伴们读书。大哥越读越有精神，小兄弟们越听越上瘾。随着余绳荪手中的《西行漫记》一页一页的翻动，那个美国人笔下的故事也越来越精彩。5个少年不知不觉走进了《西行漫记》，无论是第一次听到的“红军”和“延安”，还是那个漫长而又神奇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故事，似乎都深深吸引了充满幻想的几个“叛逆”者。
回想起当时5个人的如此行动，汤一介觉得当年之所以这样“狂热”，除了对“二万五千里长征”和“延安”的好奇心外，他们几个对当时的西南联大附中训导主任共同的“心怀不满”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当年西南联大附中的训导主任因为同时还兼任着联大附中的童子军教官，所以5个少年经常受到这位训导主任的“训”和“教”，这不仅让孩子们觉得他们受到了不应该的“另眼相看”的待遇，更让他们对这位训导主任兼童子军教官一致“非常不满意”。
年龄相仿，又有共同的好奇心和共同的“憎恶”对象，5个少年更加亲密，也更加对学习不感兴趣。因此不难想象，租一间小楼，读一本别人找不到旷世奇书，对于他们这几个满脑子都是“反叛”思想的中学生来说，真是既新奇、愉快，又有一种说不出的诱惑力。
没过几天，几个男孩子对《西行漫记》就从好奇变成了入迷。为了《西行漫记》，他们甚至经常逃课，从学校偷偷溜出后就一头扎进那间租来的小楼，大家在一起共同分享《西行漫记》的新奇，也在一起幻想。看来，那个美国人的《西行漫记》已经把他们搞得神魂颠倒。
经历了一阵疯狂和幻想后，“带头大哥”余绳荪又开始“鼓动”了。那一天，余绳荪很郑重地对他的小兄弟们说：“既然《西行漫记》这样吸引我们，不如咱们亲自去一趟延安，只有看一看，才能知道那里到底是什么样。”
余绳荪的话得到了大家的双手赞成，余绳荪还告诉大家，自己已经看好了地图，出行路线也差不多定了下来。几个小兄弟更加兴奋狂热，恨不得立时拔脚出发，开始那美妙而神奇的“西去之旅”。只不过此刻狂热的“大哥”和“小弟”们似乎都没有想到，他们一心想奔往的延安和他们一直都神往的爬雪山过草地，只凭他们的好奇和幻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当然他们更不会想到，前面等待他们的，竟是一场“梦和幻想”的破灭。
6、“西去延安幻想曲”
当他们整装待发时，才发现还没有路费。几个孩子想了半天，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从家里偷些黄金出来，这样既可以换出钱，又不容易很快被大人发现。虽不太光彩，但为了他们一心向往的西去延安之行，也只能这样了。
于是，汤一介从家里偷了一支金笔、一块金表，还有一个上面刻有父亲汤用彤名字和清华周刊总编辑字样的金牌，游宝谟从家里偷了一副金手镯，其他人也都从家里偷了首饰之类的黄金。
按照余绳荪的安排，几个孩子先把游宝谟拿来的金手镯卖了，接着带上他们简单的行囊，怀着激动和向往的心情出发了。按事先的计划，他们从昆明坐火车来到了红军曾经走过的曲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