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证，结核病最初可能来源于牛群，自从人类开始驯养牛（公元前8000至公元前4000年），它便开始侵袭人类。考古证据显示，人类感染的最早的结核病可能由牛分支杆菌导致，人因喝牛奶而感染上这种菌（自从牛奶灭菌技术的出现以后，这类病例已经很罕见。）到了在公元前1000年之后，人类肺结核开始流行。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在不停地寻找着结核病致病的原因，人们曾想出许多治病方法。古罗马的医生曾教给病人们饮人尿或象血，食狼肝来治疗这种病。在中世纪英国和法国，触摸臣民以治疗痨病成为新登基的国王的一项重任。人类或动物的奶汁也曾在不同时代和地方被当作治疗此病的良药。慌乱中的人们饥不择食，甚至出现了许多疗法相互矛盾的现象：有的医生提倡让病人多休息，另一些医生却偏说要病人多锻炼；有的提倡多吃，有的主张禁食；有的让病人到异国他乡去呼吸新鲜空气疗养，有的却说应当住到地下。结果可想而知，那些无根据的药方都不会有效果。至于那更加荒唐的放血疗法，用在本来就贫血的结核病人身上简直是要命。
到了19世纪中叶，人们开始明白结核病是一种传染病。以前的许多医生都认为结核病是遗传导致的（因为经常有全家发病的情况，勃朗特姐妹一家是个著名的例子），并与积劳成疾和感情纤弱有关。1868年，法国军医维尔曼通过实验证实了结核病可由人传染给牛、再由牛传染给兔子，并提出结核病可能源于某种特定微生物。于是，到了1882年，我们前面提到的科赫便发现了这种“特定微生物”，这就是结核分支杆菌——一种直径仅仅半微米、长几微米，形状像小杆子似的结核杆菌。
现代人由于营养和卫生条件的明显改善，结核病发病率已经大大下降了，特别是在人类发明了抗生素之后。人们一度认为就像其他一些传染病那样，结核也快要被征服了。然而不幸的是，紧接着就出现了抗药菌株，并且还有艾滋病这个致命伙伴。现在全世界约有1/3的人被结核杆菌感染，其中受抗药菌株感染者可能达到5000万。现在结核病患者还以约800万～1000万/年的速度增长着，死亡人数约200万～300万。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同时感染结核杆菌占1/3；结核病成了艾滋病患者死亡的最大原因。而且结核病患者中年轻人居多，有80%是青壮年，疾病不仅损耗人的健康和财产，也损耗社会生产力。贫穷导致疾病，疾病带来贫穷，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死于结核病的人，90%以上是在中低收入国家。
二、一场艰难的战争
结核杆菌生命力很强，它几乎可以感染身体任何部位，主要以肺部为主。疾病蚕食肺部造成肺部空洞，最终使人呼吸困难，致人于死地。只有肺结核患者才会把病菌传染给别人，空气是主要的传播途径，你站在病人旁边，他一咳嗽或打喷嚏，便可能传染给你。从全球角度来看，结核病真的十分可怕，平均每4秒钟就有一人感染、每10秒钟就有一人死亡。但对某个具体的人而言，结核杆菌似乎并不特别凶狠。它繁殖速度并不是很快，能在人体内潜伏很多年而不使人表现出任何发病症状，致病后也不会像埃博拉病毒那样很快致人于死地。一个结核病人如果未得到及时治疗，一年可能会传染10～15个人。
然而，就像人类之间的战争一样，一味疯狂侵略也不是病菌的最佳战略，隐忍与持久才更加危险。通常的规律是，只要社会能维持正常运转、基本卫生体系没有崩溃，一种迅速传播并且很快致人于死地的病菌，将在夺去少数生命之后终因人类采取的一些隔离、消毒等措施而无法继续扩散，最后因找不到新的猎物而消亡。但是，对于一些毒性较弱的菌株，就像结核杆菌，人们不免对其疏于防范，反而更容易保持扩散的趋势，使它牢牢地在人群中扎下根来，终成隐患。
一层蜡状的柔软外衣将结核杆菌包裹起来，保护它免受寄主免疫系统的攻击。人体内被称为巨噬细胞的免疫细胞会像平常那样把外来的异物吞下去，结核杆菌当然也不例外，然而结核杆菌并不像普通细菌那样容易被“消化”，它可以在巨噬细胞里继续生存下来，并且受其保护。于是，本应负责把它们消灭的巨噬细胞，现在反而变成了藏有结核杆菌的特洛伊木马。但人体并非就此束手无策，巨噬细胞这时会向其他免疫细胞求救，补充装备，对结核杆菌展开更猛烈的剿杀。我们在显微镜下看到的结核病最典型的组织损伤——结核，就是免疫系统与结核杆菌殊死搏斗后的战场。“结核”一词（tubercle）源自拉丁文“tuberculum”，意为“小的肿胀”，这里面充满了免疫细胞的尸体与病菌残骸。
第一次战斗多由免疫系统的暂时胜利告终，只留下一些小小的坏死区域。但病菌并未被斩草除根，它们在人体里隐藏许久，不露声色，等到人由于衰老或其他疾病等原因而衰弱时，便发起新的攻击。这一次，免疫系统无法抑制病菌，规模升级的战斗意味着更大的战场，结核越来越多、组织损伤越来越严重，病人的身体在战斗中被逐渐消耗。患结核的肺肺部的空洞导致血管破裂时，病人会咳血，就像济慈看见自己的死期时那样。
三、昙花一现
从19世纪中叶开始，在疗养院治疗结核病的方法在欧洲盛行起来，其后其他国家也开始效法。同时医学界也开始积极推动健康生活方式，呼吁提高卫生水平，改善贫民居住条件，加强营养和锻炼，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结核病的发病率。虽然疗养实质上对病人本身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但病人在疗养院或医院得到隔离，使他们把病传染给别人的风险降低，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结核病的流行。另一方面，自从巴氏灭菌法在牛奶制品上的推广，阻止了结核病由牛传染给人。由此可见，要对抗一种传染病，防患于未然还是非常必要的。
由于人们发现结核杆菌在氧浓度越高的环境下繁殖越快，医生们便想方设法用人工手段阻碍病菌的氧气供应，降低它们的繁殖力。如外科手术或人工气胸（人为地使气体在胸部聚集、使肺萎陷）的应用。其他学科的进展也为人类抵抗结核杆菌提供了帮助，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了X射线，使医生可以更准确地了解患者的病情。但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新的错误尝试，比如金疗法——注射含金元素的化合物——在20世纪初曾经非常流行，直到严格的对比试验敲响了它的丧钟。
看来奇迹还是要等抗生素来缔造。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青霉素竟然对结核病无效；1940年，人们从土壤细菌中分离出的放线菌素倒是能抑制结核杆菌的繁殖，但其毒性太强，不适合用于人体。真正的成功终于在1943年到来了，动物实验显示链霉素对结核杆菌有效，且毒性相对较低。1944年11月20日，链霉素首次被批准用于临床治疗结核病人，而且效果是鼓舞人心的。尽管新药仍对于人体有一定的副作用，特别是会伤害内耳，但它的出现意味着结核病不是坚不可摧的。病人咳嗽着消瘦，无可挽回地慢慢死去的噩梦终于有了醒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