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岁的时候，我是个惹人讨厌的小势利眼，当然我也没有比同班的那些男生更糟糕。世界上能将“势利”二字如此长久地保持下来，或者以如此精炼而微妙的方式教化众人的，除了英国的公立学校，怕是别无他处了。在这儿英式“教育”至少不能算是失败的。你会在离开学校几个月以后便把学的希腊语拉丁语忘个一干二净——我学了不知八年还是十年的希腊语，而如今我三十三岁，却连希腊字母表都读不出来——但是你的自命不凡，除非你能坚持把它像喇叭花一样连根拔除，它会一直跟着你进坟墓。
在学校里，我的地位很尴尬，因为学校里大多数男生家境都比我优越。我能来公立学校只不过是因为我碰巧拿了奖学金。在中等偏下的中产阶级家庭中，这种现象很常见。比如牧师，英裔印度官员的儿子等等。所以在这点上我受到的影响并不少见。一方面我对我的修养紧抓不放；另一方面我也对家境比我富裕且乐于向我炫耀的同学更加怀恨在心。我鄙视所有算不上“绅士”的人，但是我也憎恶贪婪的富豪，特别是那种暴发户。优雅而端庄在我看来应该是出身高贵，却鲜有家产。这是中上阶级中较低等的人群的信条，它有一种令人宽慰的，如同被放逐的詹姆斯党人[1]一般的浪漫主义。
但在那个战争时期和战后不久的年代里，有一段时间学校的氛围很古怪，因为当时英国已经快有一个世纪没有过革命的感觉了。几乎全国上下都暗涌着一股早已被颠覆忘却却又残留着各种沉积的革命浪潮。本质上来说，虽然人们主观上不能意识到这一点，但战争直接导致了战后年少反对长者的现象。战争时期，年轻人在战场上浴血奋战，为国捐躯。而年长者的行为，即便经转几年，也还是让人不忍细看；他们在不伤毫发的安身之处做着他们的爱国主义者，而不顾他们的儿孙在德国的机枪下如枯草一般成片倒下。更甚的是这战争主要是年长者在指挥，而他们的作战指挥水平是极端不合格的。到了1918年，所有四十岁以下的人都对他们的长辈没有好脸色。战后自然产生的反军事主义，则更是被扩大成宏观的反正统，反权威。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中盛行着对于仇恨“老头子”的古怪崇拜。他们用“老头子”的当权来解释所有人性阴暗面，由于被“老头子”们支持拥护的，从斯科特小说到英国上议院[2]之类所有广为接纳的组织都遭到了嘲讽。英国当时充斥着各种浅薄的唯信仰论、和平主义、国际主义，各种形式的人道主义、女权主义、恋爱自由、离婚改革、无神论、生育控制——比平常时期更容易听到这些理论。当然这种革命情绪也传染到了那些尚还年轻未能远征沙场的公立学校的学生。那时候我们都自认为是新时代的觉悟者，抛开了那些“老头子”们强加给我们的正统观念。虽然基本上我们都保留着势利的特质，而且还理所当然地拿着我们的额外津贴或者做着一份轻松的闲差，但是我们也很自然而然地“反对着政府”。
我们嘲讽军官训练团[3]、基督教会，甚至是学校的必修游戏和皇室家族。而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不过是在参与一种全球反战的消极情绪。有两件带有当时古怪的革命情绪的事让我印象深刻。一天，我们的英文老师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张常规知识问答的卷子，里面有一个问题：“列举你认为当今在世的十位最伟大的人”。班上16个学生中（我们平均年龄是17岁）有15个人把列宁列入其中。这件事发生在一个势利当道、学费昂贵的公立学校，当时的时间是1920年。而那时，恐怖的十月革命对于人们来说还记忆犹新。1919年所谓的和平庆典也是，我们的老一辈决定以传统的那种欢呼敌人倒下的礼节庆祝和平。我们冲向操场，举起火把，高唱着“《统治吧！不列颠尼亚》”这样的爱国歌曲。那些男生们——我认为他们是引以为傲地——嘲笑着整个庆祝过程，且用亵渎而又具有煽动性的词语唱和着。我很怀疑这样的事情在今天会不会再次发生，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如今那些公立学校的学生们，至少是我认识的那些，即便是最聪明的，都比十五年前我和我的同龄人要右翼得多。
于是在我十七八岁的时候，我既是一个势利眼也是一个革命者。我反对所有的权威，我把萧伯纳、威尔斯、和高尔斯华绥（当时他们都是危险的“先进”的作家）所出版的所有作品读了一遍又一遍。我含糊地把自己形容成一个社会主义者，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我并没有了解很多的精髓。而且我根本没有工人阶级也算是人的概念。以书为媒——比如杰克？伦敦的《深渊居民》[4]——隔着遥远的距离，我仿佛可以切身体会他们遭受磨难时的痛苦。但在任何接近他们的时候我还是感到憎恶和鄙视，还是会抗拒他们的口音，并且被他们习惯性的粗鲁所激怒。必须铭记在心的是，在战争刚刚结束的那会儿，英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情绪还未消退。那是发生大量矿工罢工事件的非常时期，矿工被看做是恶魔的化身，而老太太们必须每晚检查床肚底下，唯恐罗伯特？斯迈利[5]会藏在那里。贯穿整场战争以及战后的一小段时间里，英国都有着高额的薪水和充裕的就业机会；而现在的情况则比平常时期更糟糕，工人阶级自然会起来反抗。壮年们当年被美好的誓言引诱入了伍，而戎甲凯旋之时，国内却是没有工作甚至连住房都没有的萧条境地。更甚的是，他们参与过战争，带着他们的军人习性对待家乡的生活，那基本上就是一种毫无纪律、无法无天的生活态度。空气中弥漫着动荡不安的气氛，一首专属于那个年代的歌里这样唱道：
富人更富有，穷人更多子
除此之外万事不可知；
与此同时，
当其之时，
我们却也安其无所失。
即便有一杯又一杯的清茶聊以慰藉，人们还是没有安分地接受从今往后都失业在家的命运。他们还是朦胧地期盼着他们为之奋斗的乌托邦，而且更变本加厉地公然表现出他们对H发音阶级[6]的恶意。所以对于我这类的资产阶级避震器来说，“普通人”看起来还是残暴又令人生厌的。回顾那一段时光，我似乎把一半时间用在谴责资本主义体系上，而另一半时间则为公车乘务员的傲慢态度而大动肝火。
在二十岁不到的时候，我去了缅甸，供职于印度帝国警署。像缅甸这样的“帝国主义边缘地带”[7]，乍看之下阶级问题是被抛在一边的。那儿没有什么明显的阶级斗争，因为你是否在一个好的学校里接受教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你的肤色是不是白的。事实上缅甸的大多数白人并不是英国意义上的“绅士”，但除了普通士兵和一些不好归类的人，他们都过着“绅士”级别的生活——即有人侍奉左右，把晚饭称作“晚餐”——而且官方意义上来说他们都从属于同一个阶级。他们是“白人”，是与那些下等阶级的“当地人”截然不同的。但是他们对待这里的“当地人”与对待家乡的“下等人”并不相同。最本质的一点就是“当地人”，即任何一类的缅甸人，不会让他们有生理上的抗拒感。我察觉到，他们虽然看不起“当地人”，但他们也做好了要与他们亲密接触的准备，即便种族歧视最露骨的白人也不例外。当你有众多仆人侍奉左右的时候，就很容易懒惰成性，而我就习惯性地纵容我自己，例如会让我的缅甸男仆为我更衣。因为他是缅甸人，并不令人作呕；我是绝对无法忍受一个英国男仆对我作出如此亲腻的举动的。缅甸人给我的感觉，和女人给我的感觉是一样的。像大多数其他种族一样，缅甸人身上也有一种特殊气味——我无法形容它：那是一种让人牙齿微颤的味道，但一直都不使我反感。（顺带一提，东方人说我们是有体味的。我相信中国人说白人的体味像是尸体的味道[8]，而缅甸人也这么说——尽管没有哪个缅甸人会粗鲁到对我直言不讳。）而且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的立场是站得住脚的。因为接受现实的人必须承认蒙古人种有着比白人更好看的体格。缅甸人有丝织一般的皮肤，不到四十岁绝对不会有皱纹，而且之后只会像干皮革一样稍有干枯，相比之下白人的皮肤则有着粗糙的颗粒，并且松弛下垂。白人的腿上，手臂外侧，和前胸的一大块都有既长又丑陋的体毛。缅甸人只在适当的地方长一两绺硬硬的黑色的毛发；他们其它部位几乎不长毛，也没有胡须。白人总是会变成秃头，但缅甸人就很少甚至几乎没有此类现象。尽管被槟榔汁染了色，缅甸人的牙齿还是很完美的，而白人总是会有蛀牙。白人总的来说看起来病怏怏的，而他们发福的时候，脂肪总会在难以置信的地方堆积起来；蒙古人有着俊美的骨架，而且即便老年也不会走样。不可否认，白人种族会出现个别有好那么几年有着惊艳美貌的特例；但总的来说他们远远没有东方人来的漂亮。然而相对于缅甸人，我更抗拒英国“下等阶级”的原因并不是这些。我还停留在早年习得的阶级偏见的意识中。我二十出头的时候在一个英国雇佣兵团里待了一段时间，自然而然地也崇拜着这些私人俑兵，就像大多数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崇拜那种比自己大五岁，稳重乐观且胸前佩戴伟大战役勋章的有为青年一样。但是即便如此，我还是厌恶他们，他们只不过是“普通人”，而我并不屑于接近他们。在炎热的早晨，整个佣兵团在街上行军，我和一个少尉跟在后面。前面百来个大汗淋漓的躯体散发出的蒸汽直叫我的胃里翻江倒海。而这一切，你看，就是赤裸裸的偏见。因为军人恐怕和男性白种人一样，生理上是无害的。他们还算年轻，由于新鲜的空气和锻炼他们几乎一直是身强体健的，严格的纪律也使他们非常注意个人卫生。但我没办法往这方面去想，我只知道我闻的是下等阶级身上的汗水味儿，而这让我感到恶心。
随后的时光里，在我摒弃阶级偏见，或者说一部分阶级偏见的时候，是以一种迂回渐进的方式，而且整个过程花了好几年。而让我改变对待阶级问题态度的则是一些间接的因素——几乎就是些无关紧要的因素。
我在印度警署待了五年，在最后的时光里我痛恨帝国主义。我当时是以一种难以言表的痛苦在执行我的工作。在英国自由的氛围中，那样的东西是无法让人理解的。帝国主义，你必须身在其中方可嗤之以鼻。局外人看来，英国在印度的律法似乎是善意的甚至是必要的，且事实也确实如此；而毫无疑问法国在摩洛哥的律法，荷兰在波罗州的律法也是一样，因为比起统治本国人，人们总是更擅长统治外国人。不处于这个不公的暴政之中是不可能成为这个体制的一部分的。就算是皮厚的英裔印度人[9]都意识到了，在街上看见的每一张“当地人”的脸都让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背负的侵略的罪恶有多么巨大。大多数英裔印度人，至少是间歇性的，不像英国人认为的那样自满于他们的地位。最出人意料的是，我从那些高居政府的嗜酒老混蛋嘴里听说“我们在这个该死的国家显然毫无实权，我们只是难违天意驻守这里罢了。”事实上没有哪个当代人打心底里相信侵略他国且以武力制取其人民是颠扑不破的。相比于经济压迫，对外国的压迫的罪恶更是显而易见。因此为了满足五十万懒散无用的人的奢侈生活，英国人温顺地认可且默许掠夺。但是我们一定会在中国人打回来之前战斗到最后一个人[10]；同样的，昧着良心拿着他们不应得的额外津贴的人们，对于去一个不受本国人欢迎的国家作威作福实为不法之举，心中也自然也是心知肚明。这导致所有英裔印度人心头总有一丝罪恶感附身，即便他穷其所能去掩饰压抑也于事无补。因为他们没有那种言论自由，只听说过由于散布反动言论而自毁前程的人。在印度到处都是私低下憎恶这个体制又身在其中的英国人；只有偶然的机会，当彼此能够确定对方与自己同一阵营时，他们才流露出隐匿的苦涩来。我在火车上遇见过一个在教育部工作的陌生人，至今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当时酷热难眠，于是我们整晚都在促膝谈心。有半个钟头我们都在小心翼翼地互相打探，只为了确保彼此是“安全”的。之后数个小时，火车在漆黑入墨的夜晚颠簸着，我们抱着啤酒瓶，坐在我们的铺位上破口大骂大英帝国——发自内心而又机智透彻。这让我们两个都感觉很好，但是我们聊的都是些禁闭之言。憔悴的晨光中，火车缓缓驶入曼德勒，我们好像偷情的情侣那样愧疚地彼此作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