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与流浪汉结伴而行并不能解决阶级问题，充其量也不过是撇去一些你自身的阶级偏见。
流浪汉、乞丐、罪犯和社会边缘的人总是特立独行的一群。要说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典型，就好像是说文学知识分子是中产阶级的典型一样。与一个外国的“知识分子”亲密交往实则并非难事，然而要与外国的普通中产阶级一员同音共律则好比是水中望月、镜中观花了。比如说有多少英国人真正见识过一个普通法国中产阶级的家庭？除非是联姻，不然这大概也是不太现实的。同样的，对于英国的工人阶级来说，只要你有门路，想与扒手称兄道弟根本不在话下；但是若想和搬砖工人结义金兰就没那么容易了。
但是为什么和社会边缘人物结交就如此轻而易举呢？人们总是对我说：“你确定你和流浪汉同行，他们把你当自己人？你确定他们不会因为你的口音对你另眼相看？”等等等等。事实上，相当一部分的流浪汉，大概有四分之一的样子，是不会留意这些事情的。首先，很多人都听不出口音差别，他们只凭你的穿着来评判。在我去别人家后门行乞的时候，总是会为这样的事实而感到震惊。有些人很显然讶于我“有教养”的口音，而其他人则完全听不出来；他们只能看见我的衣衫褴褛邋里邋遢。再者，流浪汉们来自英国的各个角落，而英语的口音也是变幻无常。流浪汉听惯了他同伴们来自四面八方的口音，有的对他来说甚至生疏得有碍理解。而且比如一个来自加蒂夫或者达勒姆或者都柏林的人并没有必要去了解哪种南方口音才是“有教养”的。不管怎样，带着“有教养”的口音的流浪汉虽不多见，但也并非特例。然而即便真的有流浪汉发觉你与他们出身不同，他们也未必会改变对你的态度。对他们而言，唯一重要的就是你其实与他们一样，以天为被，以地为席。而且在那个世界里的人不爱追问太多问题，你可以自发的告诉别人你的故事，大多数流浪汉也会用最谦逊的态度来陈述他们的经历。你没有任何义务去讲述你的过往，而且不论你说什么都不会有人来质疑。即便是一个主教，回家后换上合适的衣服，都可以到流浪汉的人群中去；就算他们知道他是主教也不会怎样，因为他们同样深信，他其实也是一穷二白的。你一旦进入那个世界并且好似融入其中，那么你的过往都将再不值一提。它像是某种世外桃源，那里人人平等，是一个渺小而又邋遢的民主社会——这大概是英国现有的最贴近民主的社会。
但若你想融入普通的工人阶级，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首先，融入他们没有捷径可言。只要穿上合适的衣服去临时收容所待着，你就可以轻易地成为一个流浪汉。但是你无法成为一个挖掘工，或者是矿工。就算你能胜任，也不一定能找到一份矿工或挖掘工的工作。通过社会主义文人你可以结识一些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但同流浪汉和窃贼一样，他们并不能代表典型的工人阶级。剩下的方法就只有混入工人阶级的小旅舍，以房客的身份在他们的屋檐下留宿，但这和去“贫民窟”留宿一样危险。一连好几个月，我都住在矿工的家里，我和他们的家人一起用餐，在厨房的水池洗漱，和矿工们共用一室，一起喝啤酒玩飞镖，和他们一聊好几个钟头。但是尽管我在他们之中，希望并且相信他们没有觉得我很讨厌，我还是没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而这点，他们比我更了然于心。不论你多么欣赏他们，不论你对他们的话题有多感兴趣，阶级差异总像一根可恶的倒刺，让你浑身不自在，就好比豌豆公主床垫下面的豌豆一样。这不是不喜欢或者不待见的问题，仅凭这一点点的差异就可以让真实的亲密感变为白日做梦。即使是和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矿工们对话，我也需要不动声色地暗中引导，以防他们称我为“先生”。而他们所有的人，除却激动难耐的时候，都会刻意软化他们的北方口音来配合我。我很欣赏他们，并且也希望他们亲睐我；但我在他们之中总像是异类，这点我们彼此都心知肚明。不论你如何地妥协退让，这阶级差异总像是厚重的石壁挡住你的去路。比起石壁，说像是海洋馆中的玻璃幕窗可能要更为贴切；故作视而不见甚是容易，但却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
不幸的是，如今假装这道玻璃幕窗不存在已经成为了一种风尚。每个人对于阶级偏见的存在都心中有数，但同时又声称他已经用某种神秘的方式将其清除。自命不凡，是那种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恶劣秉性。不只是社会主义的信徒和实践者，每个“自作聪明的人”都觉得他至少是在这个阶级怪圈之外的；他与他的邻里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他是有能力辨别财富、名誉、头衔等等的荒谬性的。“我才不是势利眼”如今已是某种各地通用的信条。有谁没嘲讽过上议院、军衔、皇室、公学、狩猎射手、切尔特汉姆学院宿舍的老太太、“郡县”制[1]的恶劣，以及这个社会阶层系统？这已经成为人们下意识的行为，尤其是在小说中，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每个自傲的小说家都对比他们上等的阶级抱有一种讽刺的态度。当一个小说家必须用到一个无可厚非的上层人物形象——例如公爵，或者男爵——时，他的故事字里行间一定或多或少地流露着出于本能的冷嘲热讽。而现如今上层社会语言的平乏无奇是导致这个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有教养”的人的话语，既了无生趣又缺乏个性，以至于小说家们都对此束手无策。因此现在最简单的娱乐大众的方式就变成了嘲笑这群人，假装每个上层阶级的人都是一无是处的草包。这在小说家们笔墨之间不胫而走，最终几乎成为了一种条件反射。
然而一直以来，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每个人都清楚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想法。我们都反对阶级差异，却很少有人真的想要彻底根除这种差异。至此你面临着至关重要的现实，每个变革的观点都因那隐晦的因循守旧的信念而失去了力量。
对此若想有一个更通透的理解，你可以去拜读一下约翰·盖尔斯华绥的小说和戏剧。关注一下那些事件的先后顺序。盖尔斯华绥是优秀敏感、情深意切又饱含热泪的战前人道主义者的典范。他开创了一种病态的同情心复合体，以至于他认为每个已婚的女人都是被色魔上了枷锁的天使。因为那些过劳的职工，收入微薄的农夫，堕落的女人、罪犯、妓女、动物，他永远都在无尽的怒火中颤抖。这个世界，在他眼里就如他早期书中描写的那样（《有产业的人》[2]、《正义》等等）被分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压迫者如巨石一般高高在上，这世上任何的一种炸药都无法将其推翻。但是他真的想将其推翻吗？相反，在他与无法撼动的暴君斗争的同时，他也被自己不过是蚍蜉撼大树的想法禁锢着。当事情开始有了出人意料的转变，而他所熟知的世界秩序开始分崩离析，他才意识到世道的变迁。因此，作为下等人民反抗暴君和不义的典范，他最终转向拥护工人阶级（参见《银匙》），他主张为了解决经济问题，应该将工人们像牲口一样运送到殖民地去。如果他能多活个十年，大概可以想出某种文雅的法西斯主义来。这对于感情用事的人来说是无法避免的命运，他所有的观念，但凡经过现实的刷洗，都会露出截然不同的模样来。
那些充满虚情假意的、沉闷而又班门弄斧的意识倾向布满了所有“先进”的观念。打个比方，拿帝国主义的问题来说，所有左翼“知识分子”事实上都是反帝国主义者。他自诩处于帝国主义框架之外，也便自然而然地自我修正至处于阶级的框架之外。即便是右翼的“知识分子”，那些并不绝对抵触大英帝国主义的人，对其也有一种装腔作势的避讳。想要针对英国的帝国主义显现机智可谓易如反掌。《白人的负担》[3]、《统治吧，不列颠尼亚！》[4]、吉布林[5]的小说和英裔印度人的烦恼——有谁能不在提到这些的同时暗自发笑？任何一个有文化的人，这辈子都至少有那么一次在取笑那个说“如果英国人离开印度他们不会在白沙瓦和德里（或是无论何处）留下一个卢比或一个处女”的老印度陆军士官。这就是反帝国主义的左翼分子的典型态度，一种彻头彻尾没有骨气没有原则的态度。万不得已之时，唯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究竟想要一个大一统的大英帝国，还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大不列颠。因为撇去别的顾虑不谈，我们在英国所享受的荣华富贵，都依赖于这个日不落帝国的统一，特别是印度非洲这样的热带地区。在资本主义的结构中，为了保证英国可以相对舒适的生存，成千上万的印度人必须在饥饿的边缘求生——这是事情的邪恶一面，但每每当你踏进一辆出租车，或是享用一盘沾了奶油的草莓时，你都默许了这种邪恶。而另一条路则是把这庞大的帝国拆解分离，将英国削弱为一个阴冷而又无足重轻的小岛国，每个人都必须辛勤劳作，大多数时候只能依靠继承产业和土豆维持生计。而这恰恰是任何一个左翼分子都不愿看到的。然而左翼分子却仍然不认为自己对这帝国主义担负着任何的道德责任：他敞开大门欢欣地准备接受帝国主义的恩赐，而通过对维护这个帝国的人嗤之以鼻来救赎他们自己的灵魂。
事至如此，人们开始紧紧抓住那些对待阶级问题的不现实的态度。只要是关于改善工人们待遇的问题，每个正直的人都会予以赞同。就拿矿工来说，除了痞子和流氓以外，每个人都乐意看到矿工们改善生活条件：比如说如果矿工可以坐着舒服的小车去采矿面，而不是四肢并用地爬过去。又比如，如果他们可以每三个小时就轮一次班，而不是七个半小时。如果他们可以住进像样的五居室，带上个浴室，拿着一周十磅的薪水，这简直是妙不可言。此外，任何有脑子的人都知道，这是在可行范围之内的。这个世界，至少从潜力上来看，是无比富有的；只要方法得当，只要我们愿意，我们都可以像王子一样地生活。草草瞥一眼这个问题的社会层面，答案也是非常简单的。某种意义上来说，几乎所有人都愿意看见阶级差异被废除。显然我们在当代英国感受到的人与人之间的这永无止境的种种不易，已成为一种诅咒和滋扰。故而引出了少数童子军团长般善意的怒吼，别叫我“先生”了，兄弟！我们不都是一样的人吗？记着我们都是平等的，车轮压来我们命运都是一样的。我知道怎么搭配领带而你不懂，我喝汤时候不出声音而你喝汤的时候咕噜咕噜像水流进废弃水管，还有类似的等等，这有什么关系。所有这些都是腐蚀人心的废话，但表达得当的时候却也是相当的诱人。
但不幸的是，你也就只能停留在盼望阶级差异得到消除的阶段，更确切的来说，暗许它的消亡是必要的。但是你的愿景苍白无力，除非你能抓紧它所牵扯进来的东西，即一个你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想要废除阶级差异，等于废除一部分的自我。像我这样，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的一员，叫我说出我想让阶级差异消亡殆尽简直易如反掌。但我所有的行之所至，思之所及都来源于这阶级特质。我所有的观念，我的善与恶、悲与喜、笑与怒、美与丑，本质上都是中产阶级所拥有的概念；我读书、穿衣、饮食的品味，我的幽默，我的礼节，甚至我的一言一行、一平一仄，都是一种在社会阶层中自抬身价的特殊举措。当我意识到这点，我也同样意识到了我在无产阶级背后所给予他们的鼓励和平等的徒负虚名；若我果真想和他接触，我必须做出一些我毫无准备的努力。逃离阶级框架，不仅仅意味着我要摒弃我自己的优越感，更要舍去我大多数其它的品位以及偏见。我必须彻底改头换面，以至于最终从前的那个自我荡然无存，无人能辨。这里牵涉到的不仅仅是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也不仅仅是避免愚蠢的自命不凡的姿态，而是彻底抛弃中上层阶级的生活态度。而且或是或非，大约都取决于我自己的意识需求。